父亲是开路的人，儿子却把他的路走到了别处。但路与路是相连的，只是当他回望父亲时，已经看不真切父亲的脸了。他需要多方转动地看。何况父亲置身于众多的父辈之中，他只是其中较为突出，较可亲近，在梦幻中较可亲手触摸的一个象征而已。

父亲出生在1927年，逝世于1998年。他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加上三姐 妹，他排行第四。他是我爷爷再娶之后，我奶奶生出的第三个孩子。在这七个孩子中间，有两个成为了“人物”。一个是我父亲。他于1945年担任了峪南村武委会主任，这一年他年方18岁。1949年后他由峪南村进城，担任共青团晋城县委的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行政级别评定中，他被评定为行政17级，这是一个党政系统中级干部的级别。这一级别一旦评定以后，几乎成为固定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变化。离休后他被认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再升一级，于是他有了一个今天所谓的地厅级待遇。逝世前的那几年，他不止一次跟我念叨过，我是地师级干部啊!我听了笑一笑。我们家族的第二个人物是我叔叔。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百万大军中的一员。他随他所在的部队渡过黄河、长江，打到了云南，其后转业至广东、四川等地工作。现在他也已逝世。

我父亲和我叔叔，这两兄弟的相貌，脾气，思想都极其相似，就连所谓命 运也几乎是相同的。只是有一点不同。我叔叔四海为家，喜欢旅行，直到晚年，冬夏易居，不常居一地。而我父亲固守老家一地，从不知人为何要旅行，他最 长的一次旅行，就是从生到死、从出生地到墓地、长达71年的这一次人生之旅。

而他的墓地与出生地是同一地，就是峪南村。

我的另一个叔叔是被送了人的，易姓为李，在另一个村子里终生务农。这位李姓叔叔改了姓后，表情也变了，他变得谦卑，随和，喜悦，不见了原生家族中的那种严峻性。他的儿子中有一位是八音会的演奏家，身形舒展，面目可喜，令我每见之必惊讶不已。

我的大伯除了早年走村串户做补锅匠，后来亦是终生为农，再也没有离开过峪南村，并终生居住在村西头一处不变的房子里。他死得早，但留下了一副 严峻，愁苦，树木一般的面容，以及一长串的咳嗽声。他的儿子，我的堂哥，年老时与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严峻，愁苦的面容，和一副弯腰咳嗽的身形。

这就是我的家族的故事。但这仅是一个梗概，因为我还尚未将其展开。

下面我将从祖国各地，东南西北，亦远亦近，多角度，多视线，并加以两个世纪的不同色彩，来重新叙述一遍我的家族故事。所谓重新叙述，是因为故事的碎片已经散落在我已出版几本书中的各个角落里，但是它们还从未聚集成为一体。

2003年，在济南

2003年7月，我和同事二人驾车从晋城赴山东济南，前去采访原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徐春阳中将。他也是从峪南村走出去的，是我父亲的同龄人。

在车上，在茂密而又平坦的华北平原上，我倾听着不身在旅途便不可能听见的各种声响：快速均匀的车轮转动声，一种单调的回旋，给人以一种绿色、睡梦似的幻觉;21世纪与刚刚过去的20世纪相互撞击的声响，如同春河解冻时的冰块撞击声，充满了某种危险的魅惑——这声音其实只是响起在我的内部，但它并非虚幻，因为我身在20世纪将近40年，我就是上个世纪的一部分，尽管是渺不足道的一个部分;我的两位同事絮絮咿咿的说话声，像一种低频的警报声，使我隐约觉得正是因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这样的警示中，我才终于能够没有脱离开现实，成为完全孤独之人;在穿越省界和其他的界线问路时，我听到了不同的方言土语，市廛的喧嚣声，其他莫名的声响，不免会有时空淆乱，世纪交叠，道路错综的迷失之感。

并非每一次穿越华北平原都有如此的感受。我最早认识这块土地是在幼年读抗日战争小说的时候，游击战士、我的英雄们钻进钻出的青纱帐，如同世纪末宫廷戏中华丽的宫廷秘帷之于它的观众，为我预演了我最早的人生戏码。我以为人生正是如此。正如看多了宫廷戏使得少女们个个都想象自己成为未来的公主，我的梦想是“青纱帐里逞英豪”，并为这一梦想的无法实现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当我在15岁那一年真的来到平原上时，我被它神秘的单调所震惊。在我的眼前，大山被纷纷搬移，以至无影无踪，广阔的地平线第一次展露无遗，所有道路在一个巨大的平面上纵横交错，生命的迷茫如同一条风中之蛇，曲折而又迅捷地飘过平原，来到我的心间。之后是很多次坐火车在京广线上穿行，这里的一切都逐渐变得熟悉而又平凡，最初的惊奇像它初起时那样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这表示我是一个成年人了。万物在我的眼中成为虚无。我甚至并没有为此感到过惊异。一个惊慌的旅人镇定下来，把世界像一张世界地图一样折叠起来，装进他的口袋，以便他在任何障碍物前穿行无碍。

现在我的任务，与其说是采访老将军，不如说是克服老将军这个障碍。这是我的一项工作，我必须得完成它。行前我的身份、级别被反复确认，以便对 方能够进行相应的、对等的接待。我明白，我得调整自身为一个身份，一个级 别，一个组织的一分子，而非重新返回到一个对平原、城市和山峦感到迷茫的 少年。我得承认我迷恋我少年的身影，但我必须得与他切割，或者是把他隐藏 起来，藏到我内部的内部，就像俄罗斯套娃最里层的小魔鬼，使他不得在任何 时候任何场合兜头露面。我得把少年的我放归到青纱帐的深处，然后我假扮成另一个我，从青纱帐里走出来，来到老将军的面前。

根据我的级别，我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大开间，我的两位同事则合住一个标间。我曾经在1993年到过一次济南，在一个星级宾馆住了一晚。那一次以及以往的体验，我知道过度的豪华总是会令我不适。人是泥捏的，这块人形的泥却有时被装进一个锦绣盒子里，令他感到窒息。

我在安静的大房子里听着自己的声息。我无从想象即将到来的将军。将军的童年和我父亲的童年都在我所熟悉的峪南村西头那一带度过。将军14岁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从此戎马天涯，不再归来。我父亲则是18岁从本村参加革命，入党，20岁出头离开本村，但他在40多岁时已在考虑叶落归根这件事，50多 岁时他为自己置办了棺木。在我这次济南之行的五年前，71岁的他躺进了早已备好的那副东北松木棺材，永远地回到了村边那块麦子地里的祖坟。

他和将军，一个村子里几乎是邻居的两位少年，在20世纪的大变动中，各自携带着同一个村庄的印记，在不同的地方走至暮年，走完一生。如果这次来济南的不是我，而是我父亲，那将是何等的情景，将会激起岁月河流中多少的浪花呵!

我认识将军的弟弟，他是村主任，并一直都是村主任。我也认识后来的村干部，他们中的一个曾去找过将军，回去后抱怨将军是一个“不办事”的人。 尽管有此头绪，但我仍旧无法把将军安排到峪南村东西阁之间的街道上，看他如何行走其上，亦无法将他安排到西阁口的幕布前，看他如何在“西风送爽”

四字下站立，迎送夕阳。

我茫然地等待着，直到等来了将军。这是一位78岁的老人，比我父亲还要年长两岁，但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首先纠正我，不要我称他为大伯，尽管他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也不要称他为将军。等到第二次见面时，他说他考虑好了他的称谓，他要我们称他为徐老。徐老徐春阳，原名徐锡骊，14岁时身遇日寇制造的峪南惨案，从此逃离家乡，转战大江南北，后又赴朝作战，从战士至将军，一将功成，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首次采访结束后，我赠徐老散文集《隐居者的收藏》，那是我当时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徐老虽是14岁就入伍的一个军人，但他读书很多，颇有鉴赏力。我惊奇地问道，那个时代的军人还有时间读书吗?他回答说，军人并非天天都要打仗，实际上不打仗的时候占绝大多数，所以能够读书。

将军与我父亲的差别之一是，他的家境使他能够上得起私塾，上得起小学，很早就有了一点“新文化”的底子。而我父亲从学会走路的那一天起，就跟随我的爷爷奶奶走村串户，宿命般地走在了一个补锅匠人家庭餐风饮露的乡间小道上。我父亲13岁时我爷爷去世，这时候他展露出强悍的个性，很快就取代了我的大伯，成为家中“老大”。他带领我奶奶，我叔叔，我姑姑，挑着补锅匠人的担子，从峪南村出发，翻山越岭，穿越阳城、沁水、翼城等地，来到运城附近，在一座看好的破庙里安营扎寨，开始营生。我父亲的家庭成分土改时定为贫农，但在我爷爷那一代其实连贫农也算不上，应该是赤贫或流氓无产者阶层，属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谓“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人。当我这样描述我爷爷时，我父亲在一个周末专门把我叫去，质问我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爷爷。他把那张报纸摊放在茶几上，用红笔勾住了我写的那几句话。我以这是毛主席说的话回他，他无言以对，但神色尚有不甘。这时他已退休很多年，不复有当年的霸气。

将军每天夜里三时即醒，在床上做体操，读书。他读了我的书。以夸赞的口吻称我是一个“怪才”。我估计如果他还在任上，他可能会拒绝读我的这些奇谈怪论，但他已退休多年，已多少具有一种局外观潮之人的眼光，可用来看待人事和文字的世界。他终于视我为他的家乡之人，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了喜色。

采访得以更加顺利地进行到底。

将军的智慧处处都有表现，其表现之一是，当他沉思地回忆起故乡的人事时，所有人都以其形象和性质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们的战功和官阶都只是被淡 然提及。经过20世纪的大浪淘沙，站在21世纪回望，成败皆是云烟。我父亲 只是将军的故乡记忆名录中的一个。将军对他几无所知。我估计他们小时不曾有过交集，或者即使有所交集，漫长的时光已经将其冲淡至了无痕迹。

采访将近结束时，将军招待我们游览了大明湖。我以我的残腿随着将军的 脚步走完了全程，走得筋疲力尽，但所幸没有半途而废。我太珍视这一次的相 遇了。将军如同我的一个可以信托的证人，证明着所有人都将告别，但却仍在 眼前的这个20世纪;然后，我和他都将走进21世纪，或者我们已经走进来了。将军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每一次沉思，每一声叹息，都为我带来了富有蕴含的信息。他的已经略微变低的身体，军人的双肩，平坦的额头，内敛的目光，仿佛都在告诉我，他是一个20世纪的年老的信使，他愿坦诚一切。他甚至向我诉说了他的前妻抑郁成疾，弃世自引的前因后果。

回来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他致谢，信的原文如下：

徐老：您好。

首先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您的热情招待，感谢您在那不长的几天时间里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于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就到家了，现在已经是十三日的下午，又过去了两天时间，您的言谈举止仍在眼前，就好像我们仍在一起。这两天我反复地仔细地观看那一大叠照片。我回想着您说过的每一句话。

有幸能够采访您，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也是一种机遇，我相信这次相遇对我今后的写作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这一代人生活经历贫乏空虚，而我尤其如此。我与别人相比，生活圈子更其狭小单调。这一次的采访为我的思想充实进了现在尚不能完全说得清道得明的一些重要内容。这是尤其要向您致以深深谢意的。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对中国现代历史，对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理解和认识，有着严重的概念化倾向。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也许将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而且您是从我们共同的家乡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使得我有可能尝试从更加现实的方面来理解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此次采访并同时给我开启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您对自身经历和现代历史深刻的理解，超人的记忆和全面生动的叙述，给我这样的后生晚辈补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这次采访的成果先是会体现在我们不久就会完成的报告文学里。有一点我在济南时已跟您说过，就是我们的文章可能不会令您十分满意，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写作时间有点仓促。这一点我觉得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对您人生经历的走近需要更长久的时间，我们充分地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与报章文体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会以概括为主，我们的文章中会有叙述，描写，以及我们自身对您的印象，我们将以文学手法形象化地向读者描述出一个将军的一生，我们尽可能做到生动，准确，深刻。另外就是您提到的那封一九四九年的家信，或者还有别的同一时期信件，如有可能我极愿能够看到。但因为是您的家信，若有不便处，不必勉强，并请原谅我的冒昧相求。

对我在济南所表现出的笨拙，鲁莽，礼貌不周之处，还望徐老海涵。

我们与赵主任王秘书相处融洽，他们二位的热情，严谨，周到，以及他们

鲜明的性格都给我留下很好很深的印象。在此一并向您汇报。

还有许多话想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以后再说吧。

问候孔阿姨，祝她愉快健康。

最后祝您愉快，健康，长寿。

聂尔顿首

2003年7月13 日

“孔阿姨”是将军的现任夫人。做将军夫人同时也是一项工作，一个任命。有关将军的事迹多方都有报道，无需我的饶舌。我只是把他当作我的父辈中的一个。峪南村有许多像他这样的革命老干部，有的参加长江支队去了福建，有的最后从福建举家回来了，有的在本省当了厅长，有的最终的职务是一个连长，还有的去了西部深山里做保密工作，将孩子放在家乡和异乡。徐春阳将军只是他们中间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他们本都是峪南村里一起玩耍的孩子。他们成为了20 世纪大部队中的过河卒子。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将魂灵重新寄放到了故土，比如我父亲。

其后我和将军保持联系直至他生命的终了。路遥千里，但我能从他的每一封来信中感受到他的孤独寂寞，因为他毕竟是完全属于20世纪的。

1986年，在四川璧山

1986年5月，我和《热流》编辑部三人，共四人一队，前往中南和西南各省考察。我们从长治出发，经过郑州，到达武汉，进行第一站的考察。所谓考察，第一是拜访当地文学杂志的编辑部，向他们请教办刊方法;第二是看尽街头报刊亭子，看我们的《热流》杂志在那里的发行情况。《热流》即现今《太行文学》的前身，它的更前身是《上党文艺》。1986至1988年间是《热流》的最高峰，曾经发行量过百万。我们的西南之行为这个如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场景作了见证。很多城市街头的报刊亭子里都有《热流》在售。

那时的中国，文学阅读蔚为主流。很多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人生问题，宗教问题，都透过文学作品在进行讨论。我本人于1984年参加了山西省文艺改革论证会，不满23岁的我和很多人一起，在迎泽宾馆，与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文化厅长、各界专家同堂论艺。1985年我又获得一个全国征文奖，受邀前往北 京领奖，在那里见到了中宣部电影局、文化部某局、中国影评学会的诸多领导和专家，还目睹了像当今的章子怡和范冰冰一般地位的影界明星。改革年代，可谓潮头涌动，青年躁进，大言灼灼，目光炯炯。获奖之后我被迅即调到了《热流》编辑部，其风行云动之势，在那时以为当然，其后却盛景难再。我曾代表 《热流》杂志给几乎遍布全国的著名作家、获奖作家们写了一封公开约稿信。这封信所得到的热烈的回响，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有一位作家竟然一意想要在《文艺报》上推出这封只有一二百字的约稿信。

眼泪和鲜花，激情与愤怒，前行与展望，充斥在每一条道路上。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想要看到中国和世界的明天，并觉得自己拉长了的身影，也一定会出现在那个明天之中。我慢悠悠的，并不着急，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我漫步在长治街头，喝天府可乐，抽鹰牌香烟，看骑自行车的女人， 晚上去看电影。在长治我参加了一次山西省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年会。与会的有七旬老者，有专家教授，也有我这样的青年小子。很多尖锐问题都可公开讨论，气氛热烈而又坦诚。我提交的论文提纲为《传统与批评》，是受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的启发而写。会议主持者竟错看我为行家里手，一定要我在讨论会上发言。那种民主、平等、开放的氛围如同一夜烟花，璀璨无比。会后此文迅即发表在了山西社科联新办的杂志上。我还应邀为晋城市的县处级干部做了一次演讲。演讲内容是从“增长的极限”说起，意即我认为经济的增长不能代替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无限的，而经济的增长则必有其极限。所以改革应当从长计议，不可仅从当下着眼。

这就是我的西南之行前后，社会的、政界的和文艺界的改革氛围。

在此行之前，我已写信告知了我的远在四川省璧山县的叔叔。叔叔一直和我保持着书信联系，我是他和他的家族之间的一个信使。他早已知道我在高考中成为家乡的“状元”，知道我获得了一个所谓的全国一等奖，也知道我的工作调动。他要求我在此行到达重庆时一定要转道去看看他和他的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预约。

我一直没有把叔叔看成是一个“老革命”，因为他喜欢旅行，美食，见多识 广，因为他娶了一个美丽的四川女人，生了三个漂亮的孩子，他们说的都是鸟 语，还因为他的官阶不够高，没有我父亲高。这样的一个人不会是“老革命”。“老革命”不必年高，但必是不苟言笑，不通情理，动辄发怒，说一口难懂的 方言土语，还得级别至少要像我父亲一般高。这样的一种“老革命”的形象像 一枚硬通货，流行在日常的充满敬畏的言谈之间。我叔叔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亲切，随和，幽默，有故土情怀，却远游在外，有平等的观念，可以与我这 样的后辈小子讨论问题。所以我很想以我不便的行走远行数千里，直抵他的家 门，走到他的眼前，令他惊喜一番。我也很想再次见到我的婶婶，我的堂妹(我 知道我的堂姐和堂弟都在外工作和居住)。那些迥然不同的轻盈的南方女子，却 是我的家族中人，对于这样的异质因子的融入，我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的遐想。实际上我的家庭观念并不重，甚至可谓淡薄，但对一个离家的游子，一个被家 族中人视为精神浪子的人，他就不仅是我的叔叔，他是我的一个精神上的伙伴，同道，一个可作秘密交谈的长者。一当他俯下身来，我就能嗅到他的精神的气 味。实际上在以往的两次交谈中，我已经嗅到了他的气味。这是我从我的家庭过于质朴、强悍气质中的出走，是对“生活在别处”的言说和实践。

我第一次来到了我在小说《红岩》中看到过的山城重庆，她起伏跌宕的气势令我震撼;我第一次来到朝天门码头，两天后我将在此登上长途游轮，游遍半条长江;我第一次看到了闻所未闻的解放碑，并为它与整座城市形成的时空关系感到眩晕。

我将从解放碑附近乘坐长途汽车前往璧山县。杨红去送我。她是此行中唯一的女性。她和我相跟着走了几条街，并在汽车站和我交谈，等我上车。女性 的细腻的情感照拂着我的粗糙的世界，而我心粗犷，一心以为生活在别处。此 刻的别处就是璧山。通往璧山的汽车行驶在严峻、曲折、少有阳光的山路上。我原以为璧山就在重庆，因为我叔叔总说他在重庆，没想到前往璧山的路途如 此幽僻险远。现在已经很难设想25岁的我在那条路上想了些什么，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念头。总是这样的，我们毫不吝惜地把青年时代的思想抛诸荒野，使得原本可以丰满一些的生命骨瘦如柴，青春于是更显得虚无。

叔叔已经几次前往汽车站接我。当他终于接到我时，我觉得他的全身都在 颤抖。我随他来到他家。他家在璧山中学，是一排窑洞式平房。浓荫覆地，果 木葱茏，非常寂静。我婶婶是璧山中学的校医，所以他们的家可以在这里。婶 婶热情而又不失持重地跟我打了招呼。我在1981年已经见过一次的堂妹，像在 舞台上一样踮着脚尖舞过来，向我表达了热情的欢迎。随后她们便隐匿不见了。我和叔叔两个人在房子里对坐，不停歇地说下去。他向我询问晋城的每一条街 道的变化，新的建筑，新的拓展，任何一样新的东西，以及所有不变的旧有的 东西。他不断地发出惊叹。改革开放已经在所有的地方都初见成效，包括在晋 城，而他1981年才刚刚回去过一次。没想到五年间又有变化。他根据我的描述修改着他心中的地图。他的样子非常欣慰，非常满足，一脸神往。

叔叔是在1945年前后，从晋南某地参军走的。他是我奶奶生下来却养不起便送了人的孩子们中间的一个。那户人家后来也败落，养不活他了，他便在紧邻峪南村的东沟镇上乞讨为生。我奶奶问当家的十几岁的我父亲，可否让我叔叔回到家里来。所谓家，就是围绕着一副补锅匠挑子，行走在从峪南村至晋南路上的那一星移动的火光。我叔叔回来后，这个家增至四人，他们是我奶奶、我父亲、我的小姑姑和叔叔。叔叔时常成为这个家在晋南“大本营”的留守者，因为他觉得往来奔波，徒劳无益。但当父亲率领全家又一次来到晋南时，叔叔不见了。他随路过的部队走了。一走再无音信。直至1958年他才首次回来探亲，在峪南村的大槐树下找到了我奶奶。我奶奶嚎啕大哭，怒骂不肖子不告而别， 并这么多年不让她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叔叔此时是云南部队的军人，是一个连指导员。他身着军大衣，戴着口罩，一副青年军人的好身材。他28岁了，尚未成婚。

我父亲这一年31岁，已经结婚，并已经在晋城县委工作。我母亲是村中大姓人家的女儿，从街道中央的骡门里嫁到了如同荒野的西阁外。我父亲的这一姓，被村人蔑称为“野别姓”，意即从不知哪里流落至此的独户单姓人家。但正是这样人家的子弟才是最具革命性的。我父亲先是当了村武委会主任，每天扛着枪执行任务，然后，他娶了骡门里的女人，表示“野别姓”晋升为正宗正派，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奶奶想要我叔叔娶我母亲的二妹，即我的二姨。叔叔似乎也曾有此意，但他最后娶的是我婶婶，连卫生员，一个川妹子。他们先是转业到广东梅县，这是一个峪南村人无从想象的侨乡，后来他们调动工作至我婶婶的老家，四川省璧山县。但他们时常会回到广东去看看，去过冬，去会战友。他们在全国各地旅行。

我和叔叔谈了一天一夜。但我们几乎没有谈到往事。我还太年轻，还不懂得从叔叔身上去探寻历史的蛛丝马迹。历史于我如浮云。我以为大的方向已经摆正，或正待摆正，我们只须转过舵来全速航行即可。而叔叔对于改革开放给他的古老的家乡带来的变化，简直是喜不自禁。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在叔叔的表现中已经有了某种历史的表情，只是我懵懂不能辨认而已。

2011年，在上海

2011年5月我随晋城的团队赴上海党校学习，在那里住了半个月，每天听课，偶尔参观。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上海。不论我看见了多少，我都已经反复地置身于此地。要看尽一切是不可能的，对一座城市的本质的提取靠的是外来者的嗅觉。我觉得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就像中国其他的现代化都市一样，已经被现代化夺走了她的魂魄。新颖宏大的布局，美轮美奂的外表，高耸入云的建筑，精致讲究的设施，这一切仿佛从天而降，而非从历史深厚的地层当中自然而缓慢地演化而来。

我的此次上海之行有一个附带的目的，我要见到我的堂弟，我叔叔的儿子。他是一家美国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若干年前他曾经跟随他父亲回乡探亲， 祭祀，后来他又带着他儿子回过晋城，他要他的即将远游美国的儿子认祖归宗。因此我跟他已经很熟悉，但我们有几年没有见面了。他的工作很忙，一直没有 空闲来见我，直到我快要离开上海时，他才来了。他比我小两岁，在我成为晋 城高考“状元”的1980年，他从璧山县考取了西安的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曾 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工作过，后来他为了爱情返回重庆，再以后他下海经商，以至于有了今天。

他这样的人被我女婿这样的80后新人类称为打工皇帝。他是当今时代大都市里千万打工青年心目中英雄观念的化身。但在他的家庭内部对此是有争议的，他们认为他弃政从商，是儿女风流、不思进取的表现，他失去了一个晋升到政界最高层的可能性。那才是正宗，而他所走的不过是旁门左道而已。对于这样 的看法他很大度地一笑置之。他每半个月飞回一次重庆，去会妻子，或是妻子 飞来会他。他时常飞往美国和欧洲，也时常在他的上海办公室里接待他的美国 上司。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坐在他的车里听他用英语接听越洋电话。我扭 头瞅他，观察他的表情，很困惑地觉得他与我们并无不同。他给我指点着街上 的一些他时常出入的地方，告诉我那是一些什么样、什么性质的场所，使我不 由得会想象他作为一个“打工皇帝”的生活方式。他带我去吃饭的地方是一座 巨大建筑里一层广场那么大的美食城。他和我挤坐在人群中挨号，等了一段时 间才挨上。他给我讲解着摆在我面前的美食的含义。我颇感无奈地吃掉了我的 那一份。然后天就黑了，他带我去看他的家。在路上他又用英语接车载电话，我又扭头瞅他。接完电话后，他看看我说，像他这样的人就是过去所说的买办。听他这么说，我稍微地吃了一惊。我不明白他这么说是一种自谦，还是一份得 意。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曾是“三座大山”之一，这是我熟悉这个词的原因，但 我从不知道一个买办可以如此具体地有鼻子有眼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且，这 个买办居然还携带着我的家族的基因，携带着峪南村西阁外一个赤贫之家的精 血。这真是匪夷所思!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消失的上海滩终于浮上了地表。它 也许从未消失过。它只是沉下去，升上来，再沉下去，如此反复。这一运动和 地上涌现出多少高楼大厦无关。灯红酒绿中我问，他是买办，我是什么?我是 怒骂资本家走狗的鲁迅门徒吗?如果我这样说，那显然是高抬了我自己。我的 眼前出现了幻觉：近现代革命史如同一座充满交叉小径的花园，各种魂灵游荡在其中，种种离奇而又不出所料地相遇和奇遇，正在一一上演。而且，既然这是一座花园，就会有它的边界和界墙，绝非谁想走出就能够走出。

1981年，在北京

198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夜里，在京广线上一列向北行驶火车的一节硬座车厢里，挤坐在人丛中19岁的我一定显得呆若木鸡。

车窗外1980年代初的夜色浓黑如墨，令人心悸;车厢里的人们异常安静，像罐头瓶里的鱼一般;车轮碾压车轨的声音每一声都显得突兀，撞击神经。我随之行动的十多个人游击队员似的窜来窜去，他们协同配合，在找座位。我很难为情地坐在最先找到的座位上。这时候的我，我指的是整个青少年时代的我，每一行动都牵扯着我的拨浪鼓似的自尊心。这些我父亲的部下为我找了座位，他们自己却仍在奋斗中，于是我的拨浪鼓响个不停。我父亲当然也已经坐在了一个座位上。这一年的他54岁，三年后他将被命离休，退出舞台，但此刻他还蒙在鼓里。他带领一群手下人去北京为晋城新的国营煤矿和铁路专运线“跑手续”，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带去了土特产一类的礼物。

我只知道我跟随他们前去，是要去积水潭医院和天津第二人民医院，最后一次验证我的残疾——这个莫名的错误，是否可以得到纠正，以便我能够确定在今后以何种态度面对无处不在的狡黠的命运女神。她捉弄了我这么久，从出生九个月起到如今，而我在她的手中就像约伯在上帝的手中一样，并没有丧失信心。她使我失去像我的哥哥们一样到晋城一中上学的机会，甚至使我失去了接受乡村学校高中教育的机会，但我仍在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绩;我曾经准备当一个鞋匠、裁缝或煤矿医院的护士，沦落到最底层，接受所有加诸我身的尘埃;高考后我被安排到晋东南师专上学，我一句话没说就去了;在那里我以我的慈悲心对待老师和同学，不论他们怎样对我，怎样看我;我把每一本书都看作是命运之书，像高尔基看托尔斯泰那样，透过书页，借着阳光，虔诚地查看里面的未知的密码;也许从表面上看我有几分高傲，但那不过是一种可笑的高傲，为的是我的自尊心的拨浪鼓能够保持平衡，不过多地扰乱我年轻向上的心，不过如此而已。难道我做得还不够多，不够换取一次命运女神的笑脸吗?于是我去校长家里请了假，我准备休学，再次接受治疗。校长接受了我的请求。他面无表情。他接受过文革的洗礼，他可能从每一个青年坚毅的面孔上看见了一种红卫兵式的怒气。不论是否如此，我们的确相互认识，我们的交谈是平等的。

他批准了我，使我能够在寒假未完之时就坐在了通往北京的列车上。

我父亲是原晋城市煤炭局局长。为了晋城的煤炭事业，他殚精竭虑，充满豪情。一条煤炭铁路专运线，像他的一块心病，又像他的一个角斗场，他渴望在这里光荣地取胜。他曾经受尽了屈辱，他被人揪着稀疏的头发游街，他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板在舞台上被无数的人批斗，他曾经孤注一掷地从牛棚深夜出逃，去往中央文革小组告状，回来后受到了加倍的凌辱。现在他有了用武之地。他不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也许他对改革开放的概念理解得不太到位，但他热爱工作，只会工作，工作是他的命。不久后的离休会要了他的命，事实上也真是如此。他是螺丝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1980年代初已经允许私人做 煤炭采掘，但得批手续，已经有人找我们兄弟说批一个小煤矿的手续给我们三万元，这个天文数字惊得我合不拢嘴。我父亲的黑包公脸根本就是只朝着正前方。他不知金钱为何物。但他会知道的，那是在他离休多年，远离权力之后。

1981年夜行列车上的所有人都安顿好了。我陷入昏睡中。我特别嗜睡，而 且无梦。但这摇动的火车本身就是一个梦。半年前我本来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但现在我却只能跟随父亲去一趟北京。我不承认这是一个屈辱，但事实上它是，所以我睡不安稳，不时地被我试图抹杀的那丝怒气惊醒。父亲在另一个座位上。他睡着的样子都显得十分严厉。我们兄弟从小怕他。他是正确 路线的代表，道德的化身，权力的不败金身。他被打倒，然后再站起来。他是 打不倒的。但我也正在走到世界上来，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怕他，因为我开 始迷信真理，我准备拿真理与世界商榷，遑论父亲。我知道得越多，我的恐惧就越少。于是我再一次坐着睡着了。

快到凌晨的时候，车厢里骚动起来。北京就要到了。我看到一个三口之家，他们站起来整理行李，穿戴整齐。那对父母仪态端庄，温文尔雅，他们的女儿大约25岁，穿一件咖啡色大衣，身材高挑，长发披肩，面如凝脂，目光安静而有尊严。她带着一个可能是装有一把小提琴的长盒子。老天，女神降临到了人间!我的目光追随她，一直到她走在混乱的站台上，消失不见了。

有什么办法呢，美是转瞬即逝的。这和童年村庄里任由你触摸的固定不变的物事显然不同。你只能在这滚滚的人流中看她一眼，然后丢了你的魂儿。北京是一个汇聚之地。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女神，汇聚于此。我得走进北京，走上街头，看尽所有，或许才能找回自己的魂儿。或者它已经永远地丢失了，就像我在读过波德莱尔之后，已不再能够重新成为西上庄五七学校的那个初中生。圆融一体的纯朴的自我已然解体了。

我们住进了东交民巷入口处的一家旅馆，一走出来就是天安门广场。无论东交民巷还是天安门广场，都行人寥落，异常安静。并且北京的天际线引导着 我的目光，使我并不仅只注意街头地面上的事情。空阔本身成为了一件物事。整个1980年代的北京似乎都是如此。后来我再去，有一次我从某个地铁站上来后，一个人坐在石阶上，坐了很久，除了风，几乎没注意到有什么人。一个人坐在地上，吹拂着北京的风，与自身的孤独为伴，我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已经结束了。那时的北京街头几乎看不到有出租车。1988年为了考北京大学作家班， 我多次在动物园转车去往北大。动物园成为我的迷宫里的一个坐标，每到此地我都觉得自己的目标没有迷失。在1980年代，我在北京只认识一个人。我曾在七月暴雨的浇灌下离开未名湖畔，雨中行，不带任何雨具，去西单找见我的朋友，在一屋子惊讶的目光下，湿淋淋地任意谈说。年轻的身体和心灵仿佛在渴求命运的鞭打，但真正的道德煎熬还远未来临。

在积水潭医院和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我被告知我的残疾不可能被去除。我也就安心了。原来每个人的命运之神是不同的，人们并不都属于命运三女神管辖，我的神很可能是梅非斯特，他是撒旦的替身之一，像我一样，他也有一只马蹄形足。这个“永远否定的精灵”其实早在童年就已经来到了我的身上，使我成了家族的叛徒，文化的异类，众人眼中的刺。我父亲对此隐约有所感觉，但他又希望我有功名。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为他写会议发言稿、主持辞，他出主意，我出文辞。未来将要分岔的这条路，那时还显得是一种父子的辩证的统一体。在他的充满希望的目光下，我去荆棘丛中摘取果实。直到1981年，这一情况还尚未改变。在王府井书店，我挑选了90多块钱的书，这超过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但他的包公似的黑脸却那般柔和，充满自豪。

利用“跑手续”的间隙和最后的一天时间，我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我那时对这些还没什么概念。令我惊奇的是，我居然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和卧室。那些线装书，在我的神往新知识的眼中，并没有惊起多少涟漪。这是我父亲的朝圣之旅。他非常激动。他的神色庄严，眼中含着泪水。但我估计他不能分辨何为线装书，令他惊叹的是：伟大领袖看过这么多的书!

这是一次充满光明的北京之行。我父亲将继续为煤矿铁路专运线而奋斗。我获得了90多块钱的书，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我将从它们获得面对命运的勇气，我将以我的马蹄形足走我自己的路。

但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是，两年后母亲将罹患癌症，沉重的阴影笼罩住整个家庭;三年后父亲退出舞台，从此沮丧将伴随着他;四年后我将再来北京，领取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奖项，并从中窥测我未来的人生。

2013年，在杭州

2013年9月我携妻子前往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休假并创作。位于灵隐寺旁的这座小院秀雅之极，像一个超验的存在物降临在地上。我们住进了二楼的一间面朝茶园的房间。我妻子非常享受，几乎每一天都要望着窗外赞叹一番。饮食也非常的精致，令人举箸珍惜。这里还有一种家的温馨。每天陪同我们外出参观的叶老师，像是一个从民国穿越回来的人，像是一位民国管家。而且此次入驻的作家中也确有民国年间的人，有来自上海的90多岁的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老人家的风度大有民国之风，谈吐之间尽是现代史的典故。我的清浅无知在我自己看来也已是一览无余，不免惭愧。我每天去餐厅时拿一只水杯，其实里面装的是白酒，我和同为山西来的毛守仁先生悄声地抿几口，点到为止。

日子正在这么过着，忽接一个电话。是我的堂姐打来的。她也在杭州，她要来看我。她乘着一辆军车来了。她丈夫刚调任为杭州警备区司令部的政委。做政委的夫人本身就是一项工作，因此她没多少事。她每天打一个电话，每天都要求来看我，或者用她的军车带我们出去游玩。我们泛舟西湖，她在船上拉小提琴，我们在小提琴声中人在西湖看西湖。我和姐夫政委喝了一次酒。我们把盛满酒的酒杯轻轻地推向对方的酒杯，轻触之后举杯一饮而尽，两个人喝了一斤酒。他去上班，我去他们家看照片。

堂姐把叔叔生前所有的照片都扫描进了电脑，她给我放幻灯片。我在一个黑暗的屏幕上看到了我的奶奶，我的父母，我的叔叔。奶奶的样子那样陌生，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奶奶。但堂姐说这怎么能不是我们的奶奶呢!我看到了一张我父亲母亲和我叔叔的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8年。两兄弟雄赳赳地坐在前面，我妈一个人站在后面，神情显得有些微弱。看着看着我突然大放悲声，嚎啕大哭起来。堂姐和我妻子先是感到讶异，然后就笑了。我还没有哭完，堂姐就开始打电话，她给政委丈夫打电话，给在重庆的她的妈妈打电话。我听见她在电话中说我正在哭，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哭起来的，我哭得有多么厉害，多么真实。她说，听，这就是他的哭声!我这才收住了哭。

几天来我从堂姐这里得到了很多信息：我们爷爷的大名叫作乐娣，这真是匪夷所思，我从来都不曾听到过这个名字;我奶奶曾被我叔叔要求去四川住几年，但我奶奶没去，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我堂姐本人曾有可能回到山西插队家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她后来当兵了，这当然是一个不能再好的选择;我叔叔在家里像我父亲一样严厉，他表现给我的那个温和的样子并不是他的性格的真实反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叔叔从未参加过国军，他从一开始参加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父亲和我叔叔两兄弟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相左，尽管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我叔叔的家庭内部一向就知道他曾有可能娶了我的二姨，这成了他们家的一个笑话;他们家庭内部的一个公开的倾向是，我的堂弟本来有着不可限量的人生仕途，结果最终他却成为了一个商人，这都是那不值一提的爱情搞的鬼……

那些天里我的眼前还浮现出上个世纪40年代的情景：1944年，我的17岁 的父亲跟着一个名牌汉奸在山上逐个村庄搜查匪谍，在下山的路上我父亲为名 牌汉奸扛着一袋子谷子，为避人耳目，天黑以后他才把这袋谷子送到汉奸家里。他不曾从那袋子里拿走一粒谷子。所谓名牌汉奸实际就是为三方服务的人，此 人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三区区长，后来又成为了我们的人。地方政权易手之后，有一次我父亲扛着一支步枪，跟随独臂的挎着手枪的高科长，走到临汾城里，找见了此人。他们究竟所谈何事，我父亲不太清楚，好像是要从那人手里接过 来一批隐藏的武器。那人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棍，他笑着指我父亲手里的长枪 问道，假如他现在拔腿向前跑，能用这支枪打中他吗?我父亲涨红了脸，不敢 回答。转眼到了1948年春天临汾战役时，我父亲带领一队支前民伕走在阳城八 甲口一带打尖歇晌，也就是就着凉水吃一块干饼，然后在太阳底下坐一会;忽 然有人拍了他的肩膀一下，他再次惊讶地看到戴礼帽、拄文明棍的此人站在他 面前。他说不要吃这个了，他来请吃饭。于是我父亲跟随他坐进了店家。他笑 眯眯地看我父亲狼吞虎咽了一碗面条，再喝掉一碗面汤。他神秘兮兮地告诉父 亲，他将深入临汾城中，去策反国军的一个营长，里应外合云云。我父亲仍然说不出话来，只有听的份儿。

这一年的我父亲21岁。共产党已经给他改了名字，一个很有文化的名字，叫做“正文”。不久他将住文补校，也就是后来的党校。他将学会识字，不再是一个文盲。他将怀有某种意识，而不纯然只是像一个愣头青，他将一脸惊讶地走进新中国的正文之中。到1958年叔叔以连指导员身份回来探亲，两兄弟得以汇合。不知他们是否会扭头看一眼补锅匠人走过的那条路。

我是1961年出生的，是四姐弟中最小的一个。加上叔叔的儿女们，我并不最小。无论如何我们都是革命的产儿。我们都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淘洗，然而我们也走过了改革年代。我不仅生活着，我也一直在书写着，我想写出一切，写出正文，而不止是在页边涂鸦。我相信写作也是一种行走。每一天，我所在的时空都会发生变化，尤其当我在写作时，更是如此。我想如果我掷笔不写，也许一切就会凝固，凝固成一个所谓的现在。

现在，我和我的兄弟们把父辈的道路走到了别处，也许在我父亲和我叔叔的眼中，我们已经走出了正文。我父亲也的确曾经这样提醒过我，但我有我的执著。我们的人生是无法改写的，正如我的堂弟无可挽回地投身到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之中，我的大哥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但他英年早逝，我的二哥继承了我父亲的性格但他属于一个所谓的国营企业，我作为一个无所作为的观潮者根本无法在家族内部举起文化之旗……

家族之兴废有赖于时势。父辈的，我们的，下一代的，大家各自的选择并非都出于自由的意志，也许更多地是因为潮流的裹挟，于是在这条民族的大河中漂浮着一些“自由泳”的姿态而已。我们的国家由革命转向建设颇费了一些 代价，如今国际的国内的各种张力又在凸显，家族的和个人的存在也同样会受到诘问，我们这一代人也已经到了退出舞台的时候，这也许是平静地或不甚平静地回望所来之路的一个时机。

不过谁能说得准呢，也许时机总还是会有的，只是各各不同而已。

2021年3月10 日写成于兰煜花园

【作者简介】聂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最后一班地铁》《虔敬与喜悦》等散文随笔集若干种。现居山西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