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也孕育了底蕴丰厚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的历史印证价值功能，文明传承价值功能，政治教育价值功能，经济开发价值功能等，都提醒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弘扬红色精神，让红色文化基因深深融入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血脉之中，以文化育人，实现思想和灵魂的淬炼与提升。

　　陈力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以红色文化保护为主题、已经生效实施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主要有：《百色市百色起义文物保护条例》《嘉兴市南湖保护条例》《黄冈市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巴中市红军文物保护条例》等10多个。这些保护红色资源的地方性法规，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立法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先期的探索。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的上海，在2021年5月21日，出台了《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用一部系统、全面的地方立法为上海的红色印记“保驾护航”。

　　然而，鉴于地域性局限和地方性法规位阶较低等原因，地方性法规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仍然不够。同时，实践中因缺乏统一的协调领导，管理职责不清，保护措施不专业等问题层出，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度不高、开发利用较为粗放、配套设施也不完善、文化展示方法创新性有待提升，且存在着公众保护意识不强、参与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都是当前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中不容忽视、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此，陈力建议，要立足当前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迫切需求，在总结地方立法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法》，通过国家层面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立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将前期地方红色立法运行的成果作为立法的实践基础，在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融入多年来的文化保护探索经验，提升相关配套制度构建的整体推动力度，让区域性局部性的保护成为立法常态化的制度供给，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发挥制度对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和保护的引导、激励、规范作用。

　　陈力给出的具体建议包括：要明确红色资源保护的对象、范围、保护原则和保护过程中的主体以及主体责任；明确红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认定标准、方法、程序；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制订相应的指导性制度以及重点措施；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设置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条款等。同时，通过明确法律责任，提升红色资源保护执法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