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区贫困状况调查

 

                  

 

 

     

 

    深圳、苏州、青岛¡­¡­对这些率先富裕起来的城市，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然而，您可能还不知道，他们和延安、井冈山、西柏坡等革命圣地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老区。

    在共和国的版图上，从黑龙½­畔，到五指山下；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革命老区遍布神州大地。在共和国两千多个县（市）中，有1389个是老区县。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老区人民。周恩来总理曾¾­告诫说：“下了山不能忘了山，进了城不能忘了乡。忘了，就是忘本。”½­泽民同志指出：“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有责任帮助老区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否则，我们难以向烈士交代，向人民交代，向历史交代。”胡锦涛总书记指示：“要切实帮助老区人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多年来，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老区发展，使老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大多数革命老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之饱受战争创伤，¾­济与社会发展缓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有在市场¾­济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老区建设》作为全国惟一的中央级的老区刊物，自创刊之日起，就始终密切关注着老区。我们的记者，长年累月奔波在偏远山区，深入到最贫穷的村落，访贫问苦，体察民情。老区人民极度贫困的生存状况，时时撞击、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现在，我们把十余年来在老区的所见所闻，以《中国老区贫困状况调查》的题目刊出，希望能够进一步引起全社会对老区贫困现状的关注，促成《老区发展促进法》的出台，使老区建设走上法制化的轨道，早日实现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让老区人民尽快过上小康生活！”

 

本刊记者  曹 晖  许建起  王昕昱

 

 

寡妇村的悲剧

农历二月初四，甘肃华池县王咀子乡王咀子村南塬村民小组的村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里，夜色里，不时传来男人们猜è­喝酒的吆喝声。第二天凌晨2点，几辆汽车悄悄地停在了山脚下，一群人打着手电筒上山了。

在狗的狂吠声中，那群人踢着村民的窑门，大声喊道：“开门！开门！”

山村顿时炸了窝。

不知ë­喊了一声：“警察抓人啦！”男女老少一个个夺门而出，拼命往山里跑。女人的叫声、孩子的哭声和着来人的吆喝声，响成了一片¡­¡­

    “这是一个悲剧！”事发3个月后的2000年6月，记者采访时任庆阳地委副书记兼庆阳县委书记的陈克恭。他说：“你应该去华池县的寡妇村看看，那可是我们的老区村啊！”

陈克恭说的寡妇村，就是王咀子村南塬村民小组。

陈克恭是海归。那年，他刚从中科院到庆阳任职。他进一步向记者透露了寡妇村的故事：由于该村村民涉嫌破坏ô­油输油管道、偷窃ô­油，村里总共15个青壮男子中，有9人被捕，6人潜逃。

两年后，这些人中有一人被判处死刑、一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有3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2人被判有期徒刑3年，3人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至此，南塬村民小组一个青壮年男人也没有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村。由于劳动力的缺乏，耕地开始荒芜，大部分村民生活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这场悲剧就这样收场了。它本来就不该发生，尤其是不该发生在华池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华池是我国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地，又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党在这里创建了西北第一支革命武装，开创了陕甘边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包括华池在内的整个庆阳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后勤基地”。当年，农业部ô­副部长刘培植向记者谈起华池，如数家珍：大生产运动最早就是在华池开始的，反映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民歌《军民大生产》也是在华池诞生的。

刘培植说，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科时，主要工作就是到陇东地区为边区征集粮食。边区群众抛家舍业支援革命的精神让他感动不已。

然而，这些为中国革命胜利献出了一切的先烈的后代，今天为什么走上了偷盗国家财产的道路？在这块红色土地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华池县寡妇村的悲剧，表面上看是村民法治意识µ­薄造成的，实际上是群众长期守着金饭碗没饭吃、脱贫无望的绝望心态酿成的。

南塬村民小组生活在海拔1700多米的高寒地带，干旱少雨。全组95人耕种着240多亩薄地，收入甚少。村民生活十分艰苦，又别无生财之道。于是，“饥寒起盗心”的人们，盯上在他们的脚下流淌的石油。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用犯罪手段攫取不义之财的做法也不可取。但这场悲剧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我国宪法规定，包括油田在内的重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没有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可能完全平等，但资源配置毕竟是制度安排的结果。饮水思源也好、知恩图报也罢，如何让老区人民分享身边资源的收益，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无法回避的问题。

悲情“美人鱼”

革命战争时期，老区人民为革命奉献了一切。据全国59个老区县统计，仅土地革命时期，参军人数就有110万，占当时总人口的10%。ô­中央苏区所在地的½­西瑞金等11个县（市），当时只有179.78万人，竟有42.64万人参军、66.46万人支前，12.59万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长征的每一里路上都有他们的英魂¡­¡­

不仅仅如此。战争带来的创伤，造成的严重困难，老区人民至今还在承受.黄砂村现有各种残疾人110名

2007年5月，记者来到½­西省寻乌县菖蒲乡黄砂村采访，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村里随处都可以看到各种残疾人士。有的是呆傻，有的是没有手掌，有的是缺一只脚掌。在村里的一个小卖部的里屋，床上躺着一个两条腿长在一起的人。这个叫李荣光的男人，和他的哥哥李荣杭—一个没有腿的人，被当地人称为“美人鱼”。

据村里人说，现在村里有各种残疾人110名，民政部门登记在册、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有28人。

在黄砂村众多残疾人的背后，是这个村光荣的革命史。

1929年寻乌“3.25”暴动失败后，红军撤退到黄砂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村里88岁的老人李必昌回忆到：后来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加上山里的土匪，两路夹攻，攻打黄砂村。３天３夜后，村庄被攻陷。群众向山里撤退。国民党军队对一些来不及撤退的群众，实施了疯狂的屠杀。

李必昌老人说，他当时只有10岁，后来回到村里时，看见到处都是烧毁的房屋和被杀害群众的遗体。

1932年，红军再次在村里建立了根据地，又再次招来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迫击炮、山炮对村庄进行狂轰滥炸”，杀掉了10个革命积极分子，而死在国民党军队炮火下的村民，现在已¾­无法统计。

黄砂村记录在册的烈士就有53名。而村里的老人说，当年参加红军的黄砂青年至少有100多名，他们大多数在1932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牺牲了。

村里的精英消失殆尽，人口素质急剧下降，残疾人增多，生产和生活极度困难。

黄砂村悲壮的历史和沉重的现实，是革命老区的一个缩影。

四川陕革命根据地核心地带的四川省巴中市，至今还有近百万贫困人口，其中的绝对贫困人口有45万。也就是说，每100个巴中人中，就有1人还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

在闽赣交界的ô­中央苏区11个县中，贫困人口有110万之众。四分之一的老区群众年收入低于924元，平均每天的生活费仅仅2.5元，不到0.5美元。

以社会学的初步共识，大体上是以人均收入和消费每日不到1美元为特困，不到2美元为贫困，超过2美元不到3美元算相对贫困。

按照这个标准，年人均收入要达到8760元，才算是脱离相对贫困。哪怕就按照2美元计算，年人均收入也要达到5840元，才算脱贫。这个数字，对于大多数老区来说，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

 

“六最村”和伤心路

 

党中央、国务院对老区人民是非常关心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½­泽民、胡锦涛，历代中央领导都牵挂着老区人民。

“当时温总理要在四川找一个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联系点，省里给了一个名单，通½­县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而总理就偏偏在名单上勾了通½­。”通½­县老促会会长苟学志对记者说，温家宝总理曾¾­两次视察通½­，数次为那里的贫困动容。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通½­有过一段动情的讲话：“通½­的任务很重，我理了一下，我们这个贫困县还有17万人没有脱贫，而且水平还很低，也就是说，每4个人就有一个贫困人口；还有22万人虽然脱贫了，但是还相当不稳定。这两个加在一起接近40万人，超过了通½­人的一半。¡­¡­这就是革命老区通½­县的现状。”

老区人民脱贫的艰难，深深触动了总理的心。

通½­县高家梁村是板桥口乡有名的“六最村”：最边远，平均海拔最高，幅员面积最大，特产最丰富，人口的综合素质最差，交通最落后。从该村到板桥口乡赶集，最近的农户单边行程要4-5个小时，最远的农户要6-7个小时。“我村古名高家梁，遍地银花满山羊，伸手能摸玉帝手，动脚常在月亮旁，春季肥料背上走，夏日采摘银花忙，四季背架不离背，何时才能车上梁。”这首民谣是对高家梁村的真实写照。

走访当地村民，他们说，就因为交通太差，我们都活的很难很累。

高家梁村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魔芋、银花、薯类、食用菌、药材、干鲜水果。由于交通不便，从山上背50公斤东西到场镇，需付30元左右工钱，从场镇背50公斤东西到高家梁村约需40-50元钱，有些特殊物品则价格更高。这个村村民家中银花干品达20000斤，未能变成现金。

该村盛产红苕（红薯）、洋芋（土豆），是周边各县、乡镇洋芋种的重要供应地之一，但是由于出售该产品的运价与市场售价相当，故很少有人出售，只能做猪饲料喂猪。

想赶集,怕赶集:"走时鸡方叫,回来月亮照,何时才通路,慢等王母谣".

 

在这个村，村民卖猪之难令人难以想象。出售生猪时，一头猪至少要4个人才能抬下山，工钱和生活费大约要花去150元左右。运气不佳，猪在半途死亡，往往只能白费功夫。近两年内，村民出售生猪已在路上死了23头，损失近21000元。即使把猪活着抬下山，扣去运费，也没有多少利润了。村民彭伦文卖猪时，在家过秤238斤，能卖700元。彭伦文找了4个精壮劳动力抬往南½­县老君滩，途中不小心摔了一跤，猪当场摔死，彭伦文腰部也受了伤，用去医药费500元，至今不能干重活。

村子里的土质非常适宜魔芋生长，每年能产魔芋20-30万斤，农户出售时也只能请人背，每公斤要少收入0.4-0.5元。村里的梨、李子、樱桃等果品，成熟晚，本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但扣除运费赚不到钱，只能白白烂掉。

这里的农民想赶集，怕赶集：“走时鸡方叫，回来月亮照，何时才通路，慢等王母瑶”。起早摸黑不说，稍有耽搁就要两天时间。他们更怕购物。因为回家要爬山路，背东西很艰难，人们戏称：“上抵鼻子，下抵沟子（臀部）”，一个青壮年劳力一次很难背50公斤货物上山，请人背要花三五拾元。据统计，该村近1200亩土地，每年大春、晚秋按100公斤/亩计算化肥用量，约需购化肥12万公斤，按0.4元/公斤付运费，约需资金5万元左右。

 

缺水的甜水镇

 

水，也是妨°­老区脱贫致富的障°­之一。水资源的短缺，已¾­严重制约了老区¾­济的发展。

我国饮水困难的区域，主要在吕梁山区、太行山区、大别山区及黄土高ô­沟壑区等革命老区集中的地方。

2000年，记者曾以《水！水！水！何时到环县》为题，报道了甘肃环县老区饮水困难的情况。2006年，温家宝总理也在一份关于环县饮水困难的报告上做过重要批示。

但环县饮水困难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据新华社报道，从2004年9月至2007年5月，环县连续32个月持续干旱，连续10个季度没有有效降雨。

位于环县北部山区的甜水镇，因镇里有一个可供人饮用的“甜”水源得名。然而，这条水源已¾­基本断流。有资料显示，2005年，甜水镇一年累计降水仅76毫米。在路边一处耕地里，新华社记者随手挖开地表看上去较湿润的泥土，发现下面不到5厘米的地方就已¾­全部是干土了。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环县境内下了一场不足2厘米的小雪。据环县水利部门介绍，这样的降水形不成径流，当地的集雨设施根本无法收集到水，因此被当地称为“无效降水”。

在甜水镇赵嶂村，前一天的降雪融化后在土窝里形成了一汪浑浊的黄水，村民赵建军正和妻子从土窝里舀水。

记者：你今天这是à­了几趟了？

赵建军:今天à­了2次。

记者：这一车能有多少水？

赵建军:估计就是个0.2立方米。à­这么4至5回恐怕就是1方水。

记者：没有下雪之前你的窖里面还有没有水了？

赵建军:没有水，一直买着呢，买了两车水。以后下了雪逐渐化些水就往家里舀着吃。

记者：到镇上买水去一趟得多少路？               

赵建军:来回80里路。

记者：连买水带这个运费的话，这一趟来回得多少钱？

赵建军:来回就得230（元）到240（元）。

就在赵建军舀水时，附近村民也赶着牲畜来这里喝水。

在山城乡山城堡村，前一天的降雪被大风吹到路边避风湾里，形成稍厚一点的积雪。刘玉堂和妻子一大早就赶来收集这难得的积雪。由于是大风吹来的雪，雪里掺杂着大量沙尘。刘玉堂小心翼翼地用铁锨贴着地表铲起雪，倒进三轮农用车里。刘玉堂告诉记者，当天他要à­够5车雪，才能化出1立方水，这些雪à­回去存在水窖里，一家5口人节约用，也只够吃10天左右。

在环县北部最偏远的南湫乡，自2004年9月到现在，全乡没有出现一次有效降水，大部分群众家里的水窖也都已¾­没有水了。村民徐彦凤为了节约用水，土豆根本不洗，只是擦一擦、削掉皮，就下锅·­炒。

南湫乡党委书记李占科说：全乡1215户群众普遍缺粮、缺水，（2006年）入冬以来缺水更为严重，许多人没水吃，羊、牲口没水吃。2004年人均产粮不到200公斤，人均纯收入大概就是500多块钱，到2005年人均产粮不到100公斤。

山城乡乡政府为了解决附近村民的吃水问题，于2005年花了10万元打了口168米深的水井。水井建成后，环县卫生防疫部门对这口井的水质进行了化验，21项指标中，有13项不合格，其中硫酸盐、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等指标均超过规定的2至5倍。这样的水当地称为“苦水”。然而，当地村民只能喝这种“苦水”。

令人苦恼的是，就连这口苦水井也快要干了。

环县人畜饮水一般从三个渠道获取，雨水集流、地表水和地下水。由于持续干旱，当地群众不得不提取地下水来解决吃水问题。但是，记者从环县水务局了解到，在环县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地表水和地下水均难以达到饮用标准。

甘肃省环县水务局局长幕卿林说：我们2005年对水质做了化验，取了150个水样，达到人饮用标准的只有3个水样，有147个水样不符合人饮用标准。在这147个水样里面，有64个勉强可以应急饮用，有80几个水样只能供羊畜饮用。

据卫生部和水利部的调查，我国还有34％的农村人口饮用水达不到标准要求，约有3亿多人口至今饮用水仍不安全，其中1.91亿人饮用水中有害物含量超标。在我国农村地区，通过饮用水发生和传播的疾病约有50多种。

水利部的一份材料还显示，“十五”期间，全国农田受旱面积年均达3.85亿亩，平均每年因旱减产粮食350亿公斤。

记者没有找到老区贫困地区在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比照全国农村的统计数据估计，这种情况在老区贫困地区肯定更不容乐观，因为老区大多地处偏僻山区，水资源会更加缺乏。

据了解，水利部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在基本解决农村饮用水困难的基础上，到2010年使无法得到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农村居民比例降低1/3。在2015年底之前，将这一比例再降低一半。到2020年基本解决我国农村3亿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一个女孩破碎了的读书梦

 

摩托车从乡道拐上了一条还未铺设路面的村道，行驶10来分钟，就到了½­西会昌县最贫困的永隆乡小村。

刘检弟(右一)的世界,只留下了种菜和玩耍

 

49岁的刘佐闰是村里仅有的3个高中生之一，算个文化人。由于妻子早逝，还有一个中风的老母亲，他让两个孩子早早就辍了学。他19岁的儿子刘圣山小学毕业后，就外出打工。2006年只拿回家500元钱。刘佐闰很生气：“不过还是怪我，我应该让他读初中。”

小女儿刘检弟14岁，只上了小学一年级。堂屋里贴着哥哥带回来的天堂伞的广告»­，记者指着“天堂伞”三个字，刘检弟红着脸摇摇头。她在家里帮助父亲种菜，剩下的时间 “就到村口去玩”。

在一些贫困老区，像刘圣山兄妹早早辍学打工的孩子不在少数。

据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介绍，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

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一个ô­因是居高不下的辍学率。据中国老促会副会长李永海的调查，一些贫困老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在30％左右。

小村有小学适龄儿童90人左右，未上学的就有10来个；到初中阶段，大致有一半左右的学生辍学。

什么ô­因造成老区农村学生大量辍学呢？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会昌，三分之二的可用财力都投入到教育，再加上国家对贫困地区普九教育采取了“两免一补”政策，贫困家庭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已¾­基本得到解决。但随着贫困老区外出打工潮的兴起，农村劳动力极度缺乏。一些家庭往往让女孩辍学回家，帮助家庭渡过难关。

记者在会昌采访了一个只读了小学4年级的农村女孩。

“我恨妈妈！”筠门岭镇黄陂村大½­背村民小组村民刘奕明17岁的女儿刘金妹说：“她为什么要在我这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

被打碎了求学梦的刘金妹,心中充满了委屈

 

半斤干菜许多贫困学生会吃上一周

 

刘奕明共有5个子女，两个大女儿已¾­出嫁。大儿子刘沛霖21岁，在会昌县城里读高中，二儿子刘焕樟外出打工。刘金妹是刘奕明最小的女儿。

5年前，刘金妹的母亲干活时意外触电去世，留下了65岁的丈夫和还在读书的三个孩子。

所有亲朋好友都劝刘金妹回家帮助干活。活泼开朗的小金妹一句话没说，默默地把全校第二名的奖品—3本新作业本，连同所有的课本，珍藏多年的全是100分的试卷，一把火化成了灰烬。

她脱下校服，走向了田间。

那年刘金妹12岁。

“妈妈死了，爸爸老了，哥哥弟弟要读书，我回来帮助家里干活是应该的。” 刘金妹家种了８亩水田。父亲年事渐高，已¾­不能再下田干活，里里外外全都是刘金妹一人操持。

一年四季，她都是每天早晨5点多钟起床，天黑时回家。

农闲时，刘金妹还要出外打短工。她到附近的一个小水电工地上挑砂浆，每天干８个半小时的活。

“可以挣20元钱呢。”刘金妹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只是晚上腿痛得要命，在床上·­来滚去睡不着。”

由于村里很多人家都外出打工了，孤独的刘金妹现在惟一的伙伴，是她曾¾­的一个女同学，在镇里上初三，每周回家一次。

刘金妹很羡慕她，同时有些委屈：“那时，我成绩比她好。”

“我是她们的头。”打开了话匣子，她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她们学习不如我，跳绳不如我，她们都听我的。”

“我二年级的时候，考了全镇第一名。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成绩滑到了全年级第4名。那个考第三名的，只比我多一分。我觉得他比我笨，还考到我前面去了，心里不舒服，就使劲地学习，到了四年级，我就是第二名了！”刘金妹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后，“咯咯”地笑了起来。

在刘金妹的枕头边，堆了一摞课本和课外读物。“这是我哥哥和弟弟的书。我睡觉前·­·­。”

记者看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水浒》，边角都·­烂了，她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看三遍了。记者·­开一本小学5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上面除了他弟弟的名字外，刘金妹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ô­来读书比他们好，但现在我不如他们了。”

“哪些方面不如他们？”

“比如外语我就不会。我只会说几句简单的，是我哥哥教我的。”

刘金妹的眼睛开始闪着兴奋的光芒：“我看哥哥的物理书上说，把红花插在盐水里，花的颜色就会变蓝，我就按照书上说的去做，还真的变了。我还做过好多实验呢，我去抓小河里的蝌蚪¡­¡­”

当天晚上8点半，记者从刘金妹家出来后，连夜赶到了筠门岭镇镇政府，找到镇长伍春华，通报了刘金妹的情况。伍镇长向记者表示：“我将尽快亲自下去调查核实。如果她愿意，我个人可以资助她重返学校。”

“5年前刘金妹辍学回家劳动，今年辍学的弟弟外出打工挣钱，都是舍卒保车，举全家之力保证哥哥刘沛霖能够读大学。实际上，会昌已¾­建立了教育基金，对贫困子女上大学给予资助，能够保证每一个家庭困难的子女不会因为困难而上不了大学。” 会昌县扶贫办主任朱柏州说。

从朱柏州的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为县一级政府，他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一些问题，但诸如乡村教育的师资问题、升学无望带来的厌学问题、学生上学路途遥远问题、学校教学设施极度落后等等问题，远远不是县一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县一级政府就能够完全解决的。

 

养老之痛

 

吴家耀是½­西省一个贫困县的农民，操劳了一辈子，养育了四儿一女。早已成家的儿女长年在外打工，一年难得见上一面。想到儿女在外打工很辛苦，赚钱不容易，要强的吴家耀从不向他们要养老费。

最近一年来，吴家耀病倒了，走路都有些困难，没钱去正规医院看病，只能找民间游医抓些便宜的药对付。只要精力稍好，这位倔强的老人还要拖着病体去干农活，因为这点微薄的农业收入，是他和老伴的活命钱。

农村老人的晚年,是无休止的荣作

 

 

吴家耀老伴的身体也不好，干不了重活。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四处找零活做，干得最多的是穿珍珠项链。她戴着老花镜，费半天劲才能穿完一条，累得眼睛直流泪。她不敢停歇，擦完泪水紧接着穿下一条。她这样忙活一天，得到的报酬只有四五元人民币。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我们得自己养活自己啊！” 吴家耀老伴眯缝着眼笑着说。她有这样好的心态，ô­因是像她们这样靠自己养活自己的老人在当地农村并不少见。看看周边的情况，这些朴实而又容易感到满足的老人也就觉得心态平衡多了。

这次病倒后，吴家耀感到了一丝危机。他把四个儿子叫在一起，第一次跟他们正式谈起了养老问题。¾­过ð­商，四个儿子答应每年给父母200元养老费。“这点养老钱是很少，可儿子们也不容易，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吴家耀低着头小声叹息。

对于自己能支撑到什么时候，吴家耀夫妇实在不敢去想这个问题。“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最担心身体不好，万一哪天自己动不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吴家耀老人一样，农村、特别是贫困老区农村的老人，普遍陷入无钱养老的困境。

2005年，黑龙½­省人大代表翟玉和组织志愿者完成了一项对中国农村养老现状的调查。

调查涉及全国31个省份10400位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调查显示，45％的老人与儿女分居，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7％的老人小病吃不起药，85％的老人靠干农活自己养活自己。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农村地区也进行了农民养老保险探索。1992年，民政部制定下发了《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在全国逐步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当时政府只是“予以政策扶持”，农民的养老金数量完全取决于其个人账户积累。由于农民收入有限，交费标准低，最后领取的养老金太低，根本达不到保险的目的。

以老区赣县为例，目前该县仅城镇人口的年社保缺口资金就达1000多万元，更别说覆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保农民的交费压力也是个现实问题。以赣县2006年个体户参保标准为例，一个30岁的男性农民，到60岁要缴30年，交费总额达31万多元。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非常好，但目前实施起来相当困难。据国家老龄委2006年初公布的数据，全国只有5500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10％。

一位村主任曾¾­给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村里有一对年龄均已90多岁的老人时常嘱咐我：‘主任，你平时¾­常来看看我们，你敲门时，如果我们5分钟之内来给你开门了，就没事；如果没开门，你就得想办法来救我们了¡­¡­’”

贫困老区养老问题更加突出，有几方面的ô­因：一是他们的人均收入很低，一年辛苦下来,除了必要的开支已所剩无几；二是给孩子成家和盖房子是笔很大的开支，不但要花光多年的积蓄，还要背上债务。到了老年,他们只能依赖子女，但子女们的生活也很艰难，往往指望不上。

这些老人该怎么办？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

 

2005年，记者在湖北京山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杨集镇有个外号：“京山博物馆”。因为杨集有许多还在使用着的“古¶­”—京山县建国以来的第一台放大机、第一台摄像机、第一台x光机¡­¡­

老区农村卫生院的落后不仅仅表现在医疗器械上。2005年记者在河南省淮滨县张庄乡卫生院，看到的是“残垣断壁，垃圾成堆，杂草丛生，荒凉无比，很像拍《聊斋》的外景地。”

记者还在淮滨县邓湾乡卫生院了解到：看病只能在几间破败不堪的屋子里进行。真正能够行医的只有几名中老年医生，没有一个是年轻人，医院只能看简单、普通的门诊。当地群众一旦患上稍微复杂、严重的病，就得往县城跑。

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承认：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¾­济ô­因看不起病。而这个比例，在贫困的老区更大。

今年5月，记者在½­西会昌县采访了一个因病致贫的家庭。到永隆乡永联村打马洞村民小组陈登有的家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土房黑漆漆的，似乎马上就要垮塌。村支书把记者引到自己家里：“陈登有家里没法坐人了。ô­来他家里还不错，唉，就是这场病闹的。”

在支书家里，陈登有讲起了他家的事情。

父亲陈登有的讲述：

1999年我得了肾炎，花了4000多元。钱花光了，病却没有得到根治。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种病，就是没有力气干活，重活干不了了。

我和我老婆是1988年¾­人介绍认识的，2000年就结了婚。因为我们两个比较勤劳，我家在当时的村里算是中等收入。我病了后，家里的钱全花光了，还借了很多钱。现在成了最贫困的家庭。

家里的农活全是我老婆一个人干。她好辛苦的。我知道她常常躲在山坡上去哭，我劝她：“等我以后治好了病，我会帮你干活。”

光靠几亩地没法筹齐我治病的钱，我老婆在2005年就去了广东汕头打工，在一家食品厂搞包装。我知道她好辛苦，每天要加班到晚上12点。

有空的时候，她就会打电话到邻居家，问我的身体、问女儿的学习。我女儿就会哭着对她妈说：“你多挣点钱，好赶快把爸爸的病治好，你就可以回家了。”

今年春节，村里有人先回来，她叫人带了700元回来。腊月二十五她回来时，又带回800元。过年总得吃一点肉，我们买了一点猪肉和鱼，不敢多买。我们一家人过年就在家里看电视，哪里都没去。只有我女儿很高兴，天天跟在她妈妈的后面。还没到元宵节，我老婆又要出去打工了，她和女儿关在屋里说了半个多小时，我不知道她们都说了什么。

从陈登有家里出来后，记者直接来到乡政府，找到了在永隆乡中学读初三的陈登有的女儿陈林娇。永隆乡中学校长彭同明介绍，陈林娇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年考重点高中非常有把握。

女儿陈林娇的讲述：

那天，妈妈对我说，现在我们家里这么穷，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要像他们，没有文化，挣不了钱，有病都没钱治。在家里，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每周从学校回家，要把家里的卫生打扫干净，记得给菜园子的菜浇水。

听了妈妈的话，我真的好心疼、好难过。我很想哭，但又怕妈妈伤心，就到厨房去偷偷哭了一场。

我知道我妈妈在外打工好辛苦，¾­常加班到晚上12点，有时候还要加通宵，但又挣不了多少钱。我好心疼我的妈妈啊！

她出去打工时，是很健康的，她在工厂里，吃的东西不好，生活没有规律，现在得了胃炎。我的妈妈为了我们这个家，太累了。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妈妈是我的一生中，上帝派来的天使¡­¡­（哭泣）

但我也心疼爸爸。如果妈妈不出去打工，家里更没钱给爸爸治病了。爸爸脸浮肿了，村里的小孩都很害怕他。我¾­常看见爸爸眼里有眼泪，但他说自己是眼睛里进了沙子。但我知道，爸爸确实是在哭啊¡­¡­（哽咽）

我真的好矛盾。妈妈不出去打工，爸爸就没有钱治病，但我常常很难过，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在一起，我的妈妈为什么就必须要出去打工？

我最难过的一次，是我妈妈出去打工前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家里实在没有钱了，我爸爸妈妈都很焦急。那天，家里进来了一条蛇，咬了妈妈一口，腿马上就肿起来了。爸爸就用农药去灌蛇洞。妈妈又痛又急，边哭边对我爸爸说：“你不要去毒它，你把农药给我喝了，把我毒死算了，死了我就省心了¡­¡­”

妈妈要出去打工时，来问我的意见，我难过极了，哭着问妈妈，你不要我了？你就这么狠心抛弃我们了？妈妈抱着我哭着说：“妈妈不出去打工，你爸爸这个样子，我们家就永远穷下去了。”

有的时候，我想起爸爸妈妈，实在太难受了。我很想不读书了，和妈妈一起去打工，减轻一点家里的负担。

类似陈登有这样的家庭，在贫困老区还有很多。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很多农民编的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这些让人心酸的顺口溜，形象地勾»­了贫困老区人民看病难和因病返贫的现实。

我国曾¾­通过农村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民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但随着农村¾­济体制改革和人民公社解体，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也随之瓦解。

从2003年起，党和政府为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解决农民看病难、吃药难的问题，明确提出“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总体上得到了农民的认可，但是受¾­济收入、传统家庭风险分担机制以及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该制度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切实收益存在疑虑。

而在贫困老区，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不高，最主要的ô­因是农民收入低、家底薄。一旦有家人生了大病、得了顽症，很难承担自付部分的医疗费。许多贫困家庭因此而陷入了绝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真正解决农民的看病难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