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钰，字其相，四川省蒲江人，1892年出生。幼读私塾，高小毕业后，投考四川陆军小学堂，后在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一、三期学习。1915年军校毕业，到川军充任见习军官。先后在川军整编第三师任排长、连长、营长。1920年李在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候部下任团长、旅长。1923年李升任邓部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1925年5月，李家钰擢升为四川省边防军总司令。时年35岁。从此，李在军阀割据中独霸一方。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矛盾激化，酿成“二刘川战”。李家钰翼助刘湘，击败刘文辉，并活捉刘部师长陈光藻、旅长石肇武。石系土匪出身，驻军成都时奸淫估霸，为非作歹，民众称之为“老虎”。李当即将石肇武处死，首级悬挂在成都少城公园示众三天，成都民众拍手称快。

1933年刘湘任命李家钰为四川剿共第三路军总指挥。以后二年里，李纠集数万川军进攻川陕苏区，多次与红四方面军交火，屡战屡败。李因此受到申斥，盛怒之下李将团长龚彬枪决。1935年10月，蒋介石缩编川军，李家钰任整编第四十七军军长，后率部驻防西昌。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蒋介石于八月电令李部出川抗日。李即率四十七军一零四师、一七八师计一万八千余官兵由西昌出发，行军四十天，行程四千里，到达晋东南抗日前线。在太行山黎城、潞城、东阳关一带布防，归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副长宫朱德指挥。李部在东阳关、长冶两地与日寇作战两次。其中长治保卫战一役，李军一零四师六二四团据城死守，与日寇激战两昼夜，多名营、连长阵亡，日寇也受到重创。李家钰驻防长治时，曾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刘伯承师长途经长冶，李请刘向部下讲授抗日游击战术，并派两名营长到八路军中学习抗日游击战术。一次，朱德总司令由武乡赴洛阳开会，路过李部驻地，李派部队迎接，并设宴盛情款待。当晚，二人就团结抗日事宜促膝谈心到深夜。第二天，朱总司令一行跨越晋(城)博(爱)公路警戒线与日寇交火，李遂增派一个加强连，掩护朱总司令安全过境。

1940年春，李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管辖第十四、十七、四十七三个军七个师。李奉命率部南渡黄河，担负灵宝、陕县、渑池、新安一带河防任务。期间，李曾屡次派兵北渡黄河袭击日军，毁堡毙敌。

1944年春，中国抗战已见曙光，中国人民正处在大反攻的前夜。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孤注一掷，发动了一场纵贯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日本称之谓“豫鄂湘桂”战役，又称“一号作战计划”。其目的是：在美英封锁太平洋航线的情况下，打通一条北起满洲，横穿中国大陆，南至越南河内的铁路交通线，又从满洲到朝鲜半岛，与日本相连，保持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进出自由，达到消灭中国西南地区中美空军基地和蒋石主力军队的目的。它包括“河南会战”“湖北会战”“广西会战”三个部分，本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达二十万之众。其中“河南会战”日军投入兵力共9万余人，中国投入战斗的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的李家钰、高树勋、孙慰如等八个集团军40万人。兵力对比中国占绝对优势。但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平日不留心军政，而假借地位经营商业，上行下效，大小军官腰缠万贯，甚至克扣军饷，士不宿饱，战斗意志损耗净尽。更可恶的是，日军第三十七师团4月18日从中牟渡河犯郑县时，汤恩旧不亲到前线指挥作战，而装扮成伙夫率先逃匿于鲁山之下汤，徜徉沐浴于下汤温泉，玩乐于五六百里之外。结果，汤之精锐部队一枪不发，望风而逃。日军日驱百里。如入无兵之境。汤恩伯仅带译电员二人，卫兵三二十人，背负电机，抱头鼠窜，与部队完全失去联系。逃难之际，竟不知廉耻，电告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其部队正在与日军激战，谎报战功。

5月9日，日军第六十三师团从郑州往西进攻，日军第一军独立第五、第五十九两个旅团从渑池白浪和陕县会兴强渡黄河，突破高树勋的新八军河防阵地，也向东面杀来。驻扎在洛阳的河南战区最高司令长官蒋鼎文，因恐被日军包围，尚未听见枪声，就带着妻妾细软，弃守洛阳，先逃到新安县后窜至洛宁藏匿于绵亘的伏牛山中。驻防在新安县的李家钰部和驻防在渑池县的高树勋部等6个集团军，原拟在洛阳与日军决战，此刻顿时群龙无首，处于一团混乱的局面，不得不向豫西溃退。

“河南战役”从4月18日开始到5月25日洛阳城陷，37天时间里，围民党军队丢失城池38座，创下日失一城的可耻记录。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对河南战役的惨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

豫西山区群山连绵，如果积极抵抗，完全可以阻敌于洛阳以东。但由于战区指挥官畏敌逃窜，大批国民党军队丢盔卸甲狼狈溃退，且天上有敌机狂轰烂炸，后面有日军坦克、骑兵紧跟追击，丧师失地，惨不可言。这时三十六集团军所辖的十七军已于1943年冬调到陕西，十四军亦与暂四军编为刘戡兵团。三十六集团军实际上只有其总部和第四十七军的一零四、一七八两个师。在此危急关头，李家钰将军从大局出发，他命令一七八师彭仕复团赴新安县铁门以西，占领牛心寨及王马廉沟阵地，阻击日军，掩护友军孙慰如等集团军西撤。彭团英勇阻日军，彭仕复团长阵亡。

5月17日，李部撤退到渑池县、陕县、洛宁县三县交界的山区一个叫宅延的小村，第六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戡，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也先后带着被日军从黄河岸边打垮的人马逃到这里。顿时，这个居民不足百户的小村竟聚集有三个集团军总部和暂编四军、第十四军、新八军和第四十七军，大军云集，人嚣马嘶，水泄不通。

日军步步紧逼，总司令、军长们急得不行。再这样溃逃下去，将被日军全歼。于是公推李家钰将军统一指挥各路人马，并议定继续西撤，李家钰主动提出担负后卫，掩护各军西退。

豫西初夏霪雨连绵，道路泥泞，二十余万国民党军冒雨溃退，缺粮断炊，官兵饥饿，四处觅粮，但麦田犹青，粮食奇缺，所获少量玉米、绿豆、红薯，多为野菜树皮煮而食之，其状苦不堪言。李家钰将军在如此艰苦困境中，与士兵分食粗粮野菜，同甘共苦。5月17日黄昏李部撤退到陕县李村乡岳庄村，因无粮充饥，李部官兵彻夜不眠，执火达旦。18日翻山越岭，碾转来到陕县宫前，有友军侦察员向李报告日军一部已在陕县渡河，灵宝已有敌踪。

5月19日晨，李又接刘戡来信，告诉他敌一部确实已在陕县渡河，并将十四军与暂四军继续西进的行军路线告知于他。李家钰阅信后，决定沿宫前雁翎关大道经菜园由大营西进，撤向灵宝，并派出侦察兵向陕县大营、灵宝虢略镇等处搜索敌情。李在雁翎关集合总部和一七八师官兵训话。由于部队分住，集合不易。李对一七八师训话后已是午后二时。训话的主要内容是整军，其中有一条，是不得逃跑，不得擅入民间。并就地处决一名犯兵，张贴罪状，晓谕官兵，军纪为之一振。当地百姓对李将军令出法随，军纪森严，拍手称快。

20日黎明，李部向菜园前进。部队原定的行军路线是循雁翎关大道西进，但过了草店村，李却下令折入南山，从双庙河穿越绣岭坡过东掌洼到达沟南午餐。此时，李闻知高树勋总司令驻西张村镇石原村，相距不到五里。集团军参谋长张震中(仲雷)当即派参谋宗鸣勋前往联络，并要宗告知高树勋三十六集团军行军路线，并征求高的意见，看是否安全。因高部原驻观音堂，继移宫前，后驻石原，对灵陕敌情比较熟悉。李部在沟南，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援和接济，官兵们吃饱肚子，军情稳定。李命总部人马由沟南出发到西张村镇东窑院时已近黄昏。此时，李部先头部队一七八师行动迟缓，尚滞留在东窑院。李遂改变总部前往赵家坡头的计划，改宿东窑院，并令一七八师至窑店宿营。这时候，宗鸣勋参谋持高树勋长宫信缄返归。高在信中告诉李家钰：“敌人已于日前由陕州渡河，初为百余人，继增至千人，此刻在大营西南与我激战中……”李家钰阅信后，没有及时行军，反而对军、师长们说：高长官情报恐不确实，敌人绝无如此迅速。且下令部队就地休整，于21日12时出发。

1944年5月21日晨八时，李又将原定十二时出发的时间改为十时。且以一七八师为前锋，总部继之，一零四师做后卫。又因杨显名、李家英两师长报称准备不及，李又将出发时间改为十一点半。如此一来，总部人马刚由驻地出行半里，即遭日军零星炮弹袭击，李又轻易把由南而西的行军路线改为由西向南。李面令四十七军李宗昉军长派人通知前卫一七八师不必等他，他将从赵家坡头西坡翻山越岭赴南寺院，军部及一零四师在总部后面跟进。途中，侦察兵报告李说：“陕县县政府职员数人同家眷已由此上了南山。”张震中参谋长劝李家钰跟上县府职员走，他们地熟不会出错。李家钰看看地图说：“没有路!”

总部在两山对峙的山谷间行进十分危险。他们仰望南山头上有密集的队伍停在山顶(三十九集团军溃兵)。李家钰误认为是一七八师部队。张震中提醒他说：“一七八师行军必不密集!”并要李的卫士唐振尧取望远镜观察。李阻止道：“不必看，听令!”李部在山谷底行军至朱家河稍歇，然后向西爬张汴塬。有几个老百姓在另一山头高喊示警：“山上有鬼子，来不得……”李说：“纵有敌人，我亦前往!”遂令一排士兵先登，掩护总部继进。李登山后遇一农民，询问经西坡至南寺院道略，并让他当向导把队伍带上大路。向导说：“大路可通汽车!”张震中恐走大路遭敌伏击，及时提醒李注意。李问向导：“此道路是否由张汴来?”向导说：“是!”李说：“是运柴大道，并非汽道!”李宗昉军长怕总部出事，派军特务营营长袁明刚带领一个连赶来保卫总部，这时候距总部不远处有敌信号枪烟凝于天空。

李家钰及其总部刚走上大路折向南行，就见西南二三百米远一高地上有数十人左右移动。张震中急令一侦察兵前往侦察，片刻跑回报告李说：“尽是戴钢盔的敌人，服装很整齐，伪装很好，头上插有麦子，不会说中国话，口中啊啊乱叫……肯定是日本鬼子!”说话未完，日军大队如蝗蜂一样从山头冲击下来，把三十六集团军总部队伍截成两段。在日军密集枪弹射击下，李家钰后背和左腋下连中两枪和一块手榴弹碎片。他挣扎跑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上，壮烈殉国，卒年五十三岁。后续赶到的李宗昉军长组织敢死队抢获了李家钰将军的尸体，蒙难的地点是陕县张汴乡寺院村南秦家坡。同时遇难的还有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人。总部参谋长张震中少将逃散中被俘，押至大营，后囚于会兴镇，月余后逃出魔窟，总部其他校官伤亡甚多。袁明刚指挥特务营与敌反复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李家钰将军阵亡以后，全军将士悲痛欲绝。为了复仇，他们与友军，在灵宝砚山、弘农河、涵谷关一带与日寇进行了殊死搏斗，使日寇的铁蹄至终没有越过函谷关。

1944年6月8日，李家钰遗体出殡式在成都举行，省、市军政要员亲自扶柩拉纤，川省各界均表哀悼。当灵柩通过市区几条主要街道时，万众伫立围观，甚表奠惋。李的遗体葬于成都外南红牌楼。嗣后，李被当局追赠为陆军上将，并为他在成都市北门竖立骑马抗日造型铜像一座。蒋介石亲自撰文祭悼，“其相同志忠勇奋发，抗战以后，驰骋疆场，摧击顽敌，迭著功勋。本志决身歼敌之精神，为国家民族尽天职，求仁得仁，实其素愿，正气千霄，河山永共……”

李家钰将军不仅是抗日战争中阵亡在豫西唯一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全国抗日战场上阵亡的为数不多的国民党中将级以上高级将领。解放后几十年来，对其评价不一。1985年5月21日，国家民政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在重庆隆重举行大会，追认李家钰为抗日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并向其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四川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成都红牌楼重新修复了李将军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