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胡乔木、方毅、邓小平、刘西尧等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正对面坐着的就是查全性）

查全性院士

倡议恢复高考第一人查全性

改革大学招生工作的中央通知

　　查全性档案盘点：

　　查全性，安徽省泾县人，著名电化学家，有“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之称。1925年4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曾任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科协常委，《化学学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和《物理化学学报》编委，英国《应用电化学杂志》、美国《化学研究纪事》顾问、编委;且出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化学组、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议组专家。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30多年前，是他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一锤定音：今年就恢复高考!于是，受尽摧残的中国教育最早送走了寒冬，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30多年来，他看到中国教育“一考定终生”的缺憾，于是疾呼：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高考制度和录取结果，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更好。

　　30多年前的高考制度恢复，让多少代中国子弟受益;30多年来，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正是他当年第一个当面向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高考制度的。

　　(一)当面向小平同志谏言“恢复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出，邓小平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

　　7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说上面安排他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此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此前，刘道玉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原来刘道玉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日后，查生性才清楚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长)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知道自己敢讲真话，于是安排他参加了这次会议。

　　到北京后，与会者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之后我才知道，此次的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他说是邓小平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这时，查全性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

　　8月4日早晨，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涉及敏感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原本写了一个大纲。这时，查全性受到会议的气氛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邓小平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是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查全性那次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

　　(二)“几句真话”让教育的春天回归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显得很平谈。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还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在会议的很大部分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做一定是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来陪他来陪他去，因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邓楠再给他在耳边上再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了。”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

　　“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小平同志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要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然后根据这个情况马上做一个果断，而且是效果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当年恢复高考。 ”查全性强调说：“实事求是地说，我谈出来的意见一点也不新奇，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老师，心里话都是一致的。我在那个会议头两天讨论之后，就有个感觉，在这个会议上谈出来有可能解决问题了，尽管不是绝对的把握，但是觉得比较有把握。”

　　当场拍板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湖北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积压了整整11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啊，这两件事现在想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是考试主持部门赚大钱的好机会呢!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考卷!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查全性的呼声有了回应!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三)名门之后的科研成就同样名不虚传

　　1925年，查全性出生在江苏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查秉钧为清朝翰林，“这是当时最高的学术职称，相当于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吧”。后来，查秉钧当了个知县，为官清廉，辛亥革命后返乡时，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查全性的父亲查谦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愿做官，致力教育。查谦赴美留学，选择了物理学作为主攻方向。首次采用蒸发型铂片研究了光电效应的不对称性，界定了不对称性发生的条件，消除了因不对称现象而引起的与量子论的矛盾。同时还指出以光电效应方法测定普朗克常数的正确途径，成为物理界的后起之秀。

　　查谦上世纪30年代回国后，先任中央大学教务长，不久受排挤来到武汉大学，翌年出任武大物理学院院长。当年，查全性一家就住在珞珈山上新建不久的仿欧式风格小别墅“十八栋”。“当时的武汉大学学术空气自由，吸引了一大批像我父亲这样不得志的海归青年，他们成了办学最活跃的一个群体。”查全性说，武汉大学也因此积攒了雄厚的实力和旺盛的人气，在全国名列前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中心搬到武汉，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因此不仅是国民党的要员，周恩来等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当时也留在武汉——他们中很多人就住在珞珈山上。这时的十八栋就不仅仅是教学骨干身份的象征，蒋介石，宋美龄等人的搬入使它更成为历史的见证者。“那时候我也见过蒋介石、郭沫若、宋美龄、周恩来等人，但他们身边总有人保护，不让我们接近他们。”查全性笑着说。

　　1938年，抗日战争形势严峻，武大也因此受到波及不得不迁至四川乐山，等回到武汉已经是1946年到1947年的事了。在此期间，武大十八栋和整个校园的命运一样，被日军改造成为军事医院的一部分，原本留在这里看管老建筑的工人也早已离开。直到解放后，十八栋才基本恢复他原来的功用，只不过原来的骨干教师们被普通教职工所代替，每栋楼也由一户人家变成两家三家。十八栋的光辉岁月也就此划上句号。

　　十八栋的历史，总是令查全性感慨万千。这些印刻着他童年记忆的古老建筑仿佛就如老人脑海中被时间淘尽后留下的珍珠，散发着美丽的光芒。“我大概是1932到1933年住进十八栋的，那时候很小，刚搬进去就开始上小学三年级。1932年到1938年夏天，以及之后武大从乐山搬回武汉，直到1952年，我都住在那里面。十八栋的生活非常惬意，周围的环境很好——那个时候绿化已经建起来了。山上的生活宁静但并不单调，很多教授都很年轻有为，都是30多岁的人，很活跃，周末或者过年过节大家经常搞些聚会。小孩子们也经常在一起玩，捞鱼啊，捉蚯蚓啊。后来因为国家院系调整，我的父母离开武大，我才搬下来。”“1956年到1957年我的家人也在那里住过半年。不过那个时候大家已经不大喜欢住在那里了，因为住那里不大方便，交通啊，买东西啊，医疗啊，都不方便。那时教授们上课下课都得有专门的小轿车接送。”在他眼里，十八栋是武大的建筑文物。

　　“我父亲查谦上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任教，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武汉上的。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父亲因不服四川水土，于1941年春夏之交举家迁至上海暂住。1947年，武汉大学把我父亲从上海请回来，我也经过统考转学到武汉大学。”1950年，查全性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

　　“您怎么没为选择您父亲的专业物理学?”查全性笑答：“我当时年轻，不想天天都在父亲的掌控之中，所以父亲搞物理我就搞化学，避

　　开他，反正我数理化样样都不错。后来我门门功课都优秀，就被送到苏联留学，来到了学科前沿。”

　　1957年至1959年，查全性在前苏联留学，师从前苏联电化学创始人a.h.弗鲁姆金院士。回国后，他一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79年至1984年曾任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化学组、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议组的工作，并先后担任《化学学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和《物理化学学报》编委。

　　查全性研究的领域是电化学，通俗地说就是利用化学反应来发电，或者用电来实现化学反应，具体地说就是研究电池。他所创建并一直任学术领导人的电化学研究室，已称为国内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之一，与世界各地电化学实验室交流频繁。他所从事的主要科研方向包括：“电极/溶液”界面上的吸附、电化学催化、半导体电化学和光电化学、生物电化学等;涉及的应用技术包括化学电源和燃料电池、金属电沉积、工业电解、电化学传感器等。

　　他早年对阴、阳离子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物质在电极表面上的吸附与联合吸附过程，以及它们对电极反应过程的影响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所总结出的规律对选择电镀添加剂和电池缓蚀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世纪70年代中在燃料电池和空气电池的研究中，对催化剂和多孔气体扩散电极的极化过程有较深入的探讨。在对空气电极表面上固体析出(“冒盐”)和液体析出(“冒汗”)机理研究的基础上，制出了长寿命气体电极和组装成功200瓦氨空气燃料电池系统，曾在微波中继站使用。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光电化学催化、高比能锂电池及生物酶电极研究，并创建了适用于研究粉末材料电化学性质的粉末微电极方法。

　　迄今，他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近200篇学术论文，其中不少曾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进行过宣讲和交流。由于在表面活性物质吸附规律、电化学催化和光电化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他在1987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长期在教学第一线工作，曾多次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其编著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电极过程的专著，至今仍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

　　由于他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成就，也由于他能针对重大问题仗义执言，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不像现在这样隆重，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连申请表都没填过，是数学系的李国平教授从北京开会回来告诉我的，他说祝贺你当了院士，整个感觉跟参加一个学会差不多。” 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担任化学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我不是那块料，个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近年来，查全性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新型化学电源和生物传感器，包括大功率一次锂电池、高能二次锂电池、修饰电极和酶及氧化还原蛋白电极传感器。研究的重点仍然是有关反应的电化学催化以及电极结构的优化。他与合作者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已在我国的一些重大项目中得到应用。

　　采访时，查全性大致分析了当前能源的基本状况。目前，我们主要依靠化石燃料、电网和油气网来提供能源，但情况并不乐观：煤的储存量大约还可以维持200年，而石油、天然气的已知可采储量仅能用不到100年;而且煤的污染非常严重，就算大型的工厂也没有采用有效的二氧化碳处理方法，石油、天然气的分布过与集中，许多国家都要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的生成需要几亿年，却只能支撑现代社会三四百年的消费。花几亿年形成的东西几百年就被用完，这个问题严不严重?”

　　当前，世界能耗大约为400e焦/年，其中电能约60e焦/年。预计到2100年，能耗会上升到700e焦/年。查全性说，我们现在利用的能源只局限于化石燃料、电能、水能等常规能源，然而我们并不缺少能源，地球上的聚变能、地热能，地球外的太阳能、暗物质能等都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能源。问题在于人类缺少利用这些能量的原创技术。“化石燃料枯竭后将采用什么一次能源?石油、天然气用完后要拿什么做交通能源?但目前这两大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我们迫切地需要原始创新。”

　　(四)恢复高考首倡者同样反对“一考定终生”

　　30多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目前考生被高校录取的几率越来越高，选择学校与选择专业的灵活性也显著提高。今天的考生要比30多年前的考生幸运多了。然而，高等教育毕竟不是全民义务教育，高考的选拔功能将长期存在，落榜总有人在。即使成绩合格，也还要经受不同学校与专业的挑选。因此，考生和家长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高考与高考结果，就特别值得关注。”查全性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发挥实有水平迎接挑选，并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考试和录取结果。要相信高考是公平的。大多数人发挥出了实有水平，就表明考试是公平合理的，就体现了“人人平等”。如果不适当地追求“超水平发挥”，则往往背上沉重的心理压力，产生考试焦虑，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只要大多数考生考试考出了实有水平，则高考成绩就是平时教学状况准确、客观的反映，由此决定的高校和专业选择，也许就是考生的“最合适的位置”。因此，查全性建议家长在考前不要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而要帮助孩子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实力，设定符合实际的奋斗目标。而考生自己也不要去相信什么“超水平发挥”。“超水平发挥”不是经常的，也不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查全性说，对高考落榜也需有颗平常心。俗话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失败有时不可避免，原因也多种多样。一次失败，不是一生失败。更何况成功的路千万条，行行出状元。这是古今中外人才成长规律的正确概括。汲取教训，重新再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高考竞争是人生面临的许许多多竞争的一种，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高考，就一定能平和地面对人生的许多考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查全性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2万，最后毕业时不到1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针对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高考竞争，查全性认为，社会要改变“唯有上大学才能成才”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教育背景、不同的优点和特点、不同的兴趣和智力水平，应该有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谈及近年来的研究生扩招，查全性不无忧虑，指出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为了保证研究生质量，必须层层设卡。首先要‘卡’入口关。研究生扩招是大势所趋，而扩招必然会使优质生源‘稀释’。因此，必须改革招生方式，采用增加面试比重等方法来提高录取的准确性。其次，要强化中期分流制度。面试毕竟只有15至30分钟时间，对学生的科研素质、治学态度、人品等无法全面考察。而进校一年以后做一次考核，只要认真从事，就会比较客观。”

　　导师与学生定期进行交流也非常重要。查全性说，扩招以后，研究生导师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同步增长，有的导师一届就招十几个学生，有人戏称这种现象为“一个茶壶配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茶杯”。有的学生一学期难得见到导师一面，更谈不上研究方向的指引和学术心得的交流。这种培养模式，很不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而今，查全性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查全性说，没事就喜欢到实验室看望学生，有时我们还就某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导师指导学生的职责，不是仅在于帮学生发表两篇论文，以取得毕业答辩资格;还应该在指导学生完成科研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的治学兴趣、方向和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更有为师者道德水准、人格魅力的感染。”

　　现在不少研究生把导师叫“老板”，对给“老板”干私活很有意见。查全性说，研究生尤其是理工科研究生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是研究生培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如果只是做一些与研究方向无关，或者技术含量低的事情，这就是导师失职。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意味着复苏和新生。作为院士，查全性学术成果自是丰硕。然而真正使他名扬天下的，却是那个“恢复高考”的建议。这是查全性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邓小平面对面的交流，但在他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