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象某些人说得那样糟，也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好，我只是想好好地做人。一个“人”字，虽然只有一撇一捺，但要真正把它写端正却不那么容易。我这一生就是想要写好这个“人”字。                                    
                           ——运城市盐湖区老促会会长  刘宝善

           刘宝善的人气

                           王志英
 
    初识刘宝善，是在政协时。那是1990年9月，在运城市（现盐湖区，下同）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主席，我被选为秘书长。
     赴任前，有朋友劝我说：那人难处，太死板；也有人说，他根本不适应现代的人群和工 作！说得我忐忑不安。但已选举，只好赴任。谁知，和他一干就是两届、八年，后又同时退  休， 同时到“老促会”工作，他是会长，我是常务理事，又是八年。期间，有过矛盾，也有过  争执，有时几乎是“不可调和”的，但相处愈久，心就愈通，对他的人品、人气也就愈加敬重！
    他，干一行，爱一行。他当过教员，干过临猗县审判办主任，任过运城市委纪检书记、政协主席。不管干啥，他都一丝不苟，多次被评为省、地、市先进个人。退休以后，他壮心不泯，带着高血压、糖尿病、老血栓等七种疾病，全身心地投入老区建设事业，特别是发现原稷麓县抗日县政府所在地——上王乡牛庄一顷坡自然村解放50多年了，还点的是煤油灯，走的是羊肠道、吃水得靠扁担从山下挑时，他就四处奔号，呼唤全社会支持老区村。终于在区委区政府支持下，由供电、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和个人投资60万元，结束了牛庄“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的历史。之后，他又帮助该村依托劳动力资源优势，实施劳务经济富村战略，仅三年时间，劳务收入就占到牛庄总收入的60.6%，终使这个特困村跨入了富裕型小康行列，他也被群众誉为“老区的孺子牛”。
    他，特别“扣门”，有人说他“花公家钱就象抽他的筋”。还在政协时，一度公款旅游风行，不少同志建议我：“给主席说说，让咱们也出去逛逛。”我也有点心动，就找他商量。可他不答应，我就说：“咱又不是第一家，也只是第一次，怎么就不行？”经我三番五次地磨蹭，他才开了口：“可以去，但不能花公家一分钱。”一听这话，我窝火透了，就没有分寸地扔下一句：“要花自己钱，还需要经过你批准？！”后来，他见同志们的意见太大了，也见有的单位就组织了几次，加上我的“磨蹭”，终于接受了我想出来的“良策”：“每人两千元，分批行动。”谁知，就在成行的前一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不能去了，有人向市委反映了。”当时我就想，是有人反映了，还是他设下的套，至今我也不得而知。不过，通过那次“搅量”，我对他的人气确实服了。到了老促会后，他越发扣得紧了。他亲自管财，就连司机加油他也要和人家计算公里。后来，工作用车被政府收回，下乡调研只好打的。他怕多花机关钱，就便宜用外甥的车。事先讲好“毫多少油加多少油”，可真到加油的时候，他却和人家搅劲，竞把人家的底油也算成了自家的，弄得外甥和秘书长都啼笑皆非。不过，知舅者，莫过外甥也！外甥忙说：“算了算了，就是白用，我也给。”
    他，奉公廉洁，做事爱讲原则。一次，政协去某乡视察，行前他让我打电话，说午饭就安排在乡里，吃家常饭就行。
    我按照他的意见通知了乡里，但某乡却按照惯例准备了席面。
    他火了：“志英！为什么不给人家说？”
    我急忙把他拉到一边，说：“说了，说了！可人家准备下了，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了，省得挖了人家脸，不好看。”可他，却非要人家把席面撤去不可。
   我急了，忙说那位乡书记：“不是让你准备家常便饭吗？”
   “是啊。没有特殊呀？！”
   “七碟八碗，还不算特殊？”
   “不特殊啊！市里来人，那一个不是这样？何况今天来的是政协领导！”
   我傻了。刘宝善却说：“不管其他人怎样，我们吃四菜一汤！”
    那个乡书记，几乎是求他了：“已经准备下了，不吃也是浪费。下不为例，行不？”
    谁知刘宝善却说：“不是我和你过不去，要知道歪风邪气刹不住，就是因为这个‘下不为例’在作祟！”
    过后，我怕这个书记有意见，就找人家做工作。谁知，他却笑着说：“听人说，刘宝善两袖清风，为人正派，这回我可真是领教了。如果上面领导都能象他这样，我们就省事了！”
    到老促会后，他做得更绝。我们经常下乡，却很少在老区吃饭，他说：“不能给老区加重一点负担。”每次都是回到中途，找个小饭店，吃碗面条了事。可是，为了宣传老区、鼓动老区，他却不惜血本，花了近万元，给写作组购置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设备，这在全市13个县（市、区）老促会中也是少有的。
    还有更感人的。那是1998年我俩快要卸任时，他想按照我们早先的意图推荐乔速成同志担任十届秘书长，但又害怕我在党组和常委会上提出反对意见。
   乔速成，时任办公室主任，本来与我相处得很好，就是因为分工上的认识分歧，和我闹了一点矛盾。后来，与他的关系也渐渐紧张起来。他怕我在党组会上提出异议，就在开会前找我统一认识。我说：“他和我闹矛盾时，你老是批评我。现在又和你闹，我心不平，气不顺。”可他说：“现在不是计较咱们三人的关系问题，也不是评判谁是谁非的时候，而是要推荐一个合格的秘书长。合格的！知道不？依公而论，我看速成行。”我早就估计到他有这么一手，忙说：“就按你说的办吧。”他笑了，笑得竞是那么舒心。可是，2003年1月老促会换届，原任秘书长因病卸任，30个理事就有29人热荐他的外甥杨望久出任，只有他一个人犹豫不决，他说：“我一生也没给子女提过官晋过级，总不能因为望久让人说闲话吧！”但大胳膊扭不过众腿，一致选举杨望久当了新一届秘书长。
    我对他太熟悉了。一次下乡回归途中，说起了往事，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你为什么凡事都那样认真？”他望了望我，稍顿，才坦然地道出了心底话：“我不象某些人说得那样糟，也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好，我只是想好 好地做人。一个‘人’字，虽然只有一撇一捺，但要真正把它写端正却不那么容易。我这一生就是想要写好这个‘人’字。”
   “噢——”，一路上，我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总是仰望车棚，细细品味，直到小车回到机关嘎然而止，我才如梦初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