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接受新华网新华微博记者采访时说：“‘农民工’这个称呼要不要改名，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意义，怎么对待他们才是真正重要的。农民工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像孩子上学难、春运买票难、被拖欠工资等。我并未看到有什么更有效的解决方式，遗留下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是个隐患。”

　　笔者对崔永元的话非常认同。究竟要不要取消“农民工”称谓，早就不是什么新事情，因为前几年就有人提出这一问题。支持者认为，“农民工”的说法有歧视称呼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体现了一种细节上的文明。质疑者觉得，如果农民工贫弱的生存状态得不到改变，歧视还将存在——称呼只是其表，关键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不公。

　　说到底，要真正善待农民工，就不必做那些改变称谓的表面文章，多出些实际实惠的真招数，才更为迫切重要。比如从政策上、从待遇上、从社会保障机制上给予他们充分的地位和保障，从道德、习惯的层面逐步改变少数人内心的歧视甚至敌对心态，让农民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让他们从内心对于城市产生亲切感和归属感。所有这些，都远比给他们一个所谓漂亮一点的称呼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