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未来至少有3亿农村人口完全进城，在农村的人口也要享受城镇均等的公共服务。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构建一个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城市群、中等城市、县城、镇区、农村社区等单元共同构成的多层次城镇体系，从而实现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转变。

　　但是，城镇化体系的构建也要有重点。其重点就在于中小城镇，着力点在县城。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和高品质生活都离不开规模。城市与乡村相比就在于集中和规模效应。要给一家一户分散居住的农民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成本太高。但是，任何规模都是有限度的。规模过度化带来的是负效应。我国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也近饱和，很难容纳更多人口。

　　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镇化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带动农村发展。而少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是十分有限的。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则需要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借助中小城市的桥梁，加上镇区和社区作为桥头堡，才能形成城乡一体的均衡发展格局。

　　而当前，我国城镇化，特别是除沿海以外的内地城镇化的薄弱环节是县城。在乡土中国，县城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县城发展面向农村，县城建设乡土化。即使是个别城乡一体化的标杆，农村社区也相当不错，但县城却如农村，城乡一体化呈城乡一样化。为此，需要在城镇化中给县城重新定位，应该是城镇化的头，以高品质的城镇生活吸引农村人口就地转移。

　　市场推动和产业推动是理想类型的城镇化。城镇化不在于有多少人居住在城镇，关键在于有多少人从事非农产业，否则就可能是空壳城镇化和“伪城镇化”。但是仅仅有市场和产业也不行，毕竟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变迁，需要政府规划和整合各种利益。

　　城镇化是一场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工程，它意味着社会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由此需要统筹思考和规划。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一是“人”，即人往哪里去，是进城还是在乡，进城进什么层次城，在乡在什么类型乡?人进入城镇能否融入城镇?二是“地”，即地从哪里来?三是“钱”，即钱从哪里来。城镇化无疑是钱堆出来的。越是高品质的城镇化，需要的财力就越大。一些政府推动型的城镇化，最缺的是钱，因此往往打土地的主意，形成“土地财政”，由此最容易滋生矛盾。因此，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多元投资，引入社会资本。四是“治”，即如何治理?传统的治理是依土而治，人固着于土地，属于封闭型治理;城镇化治理则是依业而治，人处于流动状态，属于开放型治理。随着城镇化，原有治理体系愈益不适应。如华西村早已是超级小城镇，治理体系却是村的模式，属于“大人穿小衣”。五是“路”，即城镇化道路如何走?中国是一个超大乡土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城镇化，必须在借鉴外国经验基础上走出自己的道路。（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