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政府重新强力进入农村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但是，由于农民的自主性比较差，乡村自治一般也沦为空谈;乡镇政府对乡村自治的干预较多，涉及乡村的干部选举、财政管理、资源分配等，连村委会干部的待遇也由乡镇来发放，这实际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

　　在这样的条件下，村委会成为一种准行政组织，乡村自治管理的功能大大被弱化，农民的自主性受到很大削弱。2012年，中央财政向“三农”投入约1.2万亿元，但这里面包括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费用，真正落到农民手中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而每年通过土地征用得到的土地出让费这两年都在3万亿元左右，这个差距显然是巨大的。这没有实现 “少取多予“的政府承诺。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差距就难以缩小，存在着继续加大的可能。这还没有把工农产品剪刀差、国家粮价调控等问题考虑进去。

　　行政强势，自治较弱，这种现状给社会工作的开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我国目前的村委会还部分延续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惯性，生产功能少了，但是还承担着发展经济、维护治安、行政服务、民兵组织等功能，仍然是个全能的基层组织。此外，现实情况下的乡村，往往通过乡村精英——村委会干部的个人资源和能力，来促进乡村社会的进步，村委会干部一定程度扮演着“全能”的角色。事实上二者都没有能力承担这么多的公共事务。

　　因此，在农村事实上亟需专业社会服务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的意识并没有普及，很难在农村生根，也难以生长出相应的专业化社会工作需求。这种体系和状况往往难以接纳社会工作的介入和开展。

　　中国乡村基层的未来治理应当分专业建立组织，并逐渐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组织。目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多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替代了村委会部分的经济功能。这实际上和所谓多中心的治理理念不谋而合。

　　在这个时代转型期，我主张农村推进第二轮改革——综合性改革。这里面包括产权制度、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治理。转型时代的改革应该是制度上的设计和规划，政社要分开、政经要分开，农村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相当繁重。

　　我国广大农村需要大量社会工作的介入，国家应该引导专业的社工组织进入农村，将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配合起来，拓展农民的自主性;转变基层干部的角色和观念，使他们具备社会工作的意识和理念。这是一个转型过程，不仅制度和政策要转型，工作方式也要转型。

　　大学生村官应该扮演一部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但是实际上无法做到。首先，国家没有对其准确地定位;其次，大学生村官并不具备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第三，个别大学生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第四，大学生村官是刚毕业的学生，缺乏农村工作经验，一些城市来的大学生甚至不懂方言，无法与农民交流，更别提建立信任、深入工作了;第五，乡村和村委会干部对大学生村官无法定位，村官们往往从事的是一些客人接待、计算机维护、娱乐设施保管与使用等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