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回荆门老家，有农民提出盼望扩大经营规模，耕地连片。目前农民户均不足10亩的经营规模显然是小了点，若每户能有30亩的规模，一年两季，总收入可以达到5万元，纯收入超过3万元，农民就可以获得有保障的收入，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就有了实现梦的感觉。这样的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户，农业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经济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他们就成为在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背景下的村庄骨干中坚力量。

　　因为城市有越来越多就业机会，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从而可以腾出土地让在村务农的“中坚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土地连片则仅通过政策调整就可以做到。也就是说，在农民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留村务农的农民也越来越有实现适度连片规模经营梦想的机会。这部分“中坚农民”加上难以转移进城的“留守”老弱病残，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农村结构，这个稳定结构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根基。

　　遗憾的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其实质是要发展以资本经营为特征的“大农”，地方实践中，则普遍发生了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竞赛，这种竞赛甚至到了相当不理性的程度。这些以资本经营为特征的土地流转，即使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几无例外会降低土地生产率。盼望扩大耕种规模的“中坚农民”因为政府支持“大农”，而梦想成空。仅靠自己承包的“户均不过10亩”耕地，这些“中坚农民”在农村呆不下去。其结果必是，村庄仅留下外来“大农”和无法转移进城的“留守”老弱病残。这样一种外来“大农”加老弱病残群体的结构，是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的。

　　这样，当前仍然构成中国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农村，将不仅再难获得内部再生秩序的能力，而且不再能为风险重重的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的根基。农民利益受损，国家发展的战略根基受损。

　　政策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往往偏向农业、偏向资本、偏向现代科技。政策制定者和主流媒体对构成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小农，基本都是无视。中央领导和地方官员考察，几乎全都到了少数几个由地方政府打造出来的“现代农业示范点”上。而实际上，中国“三农”的根本问题是9亿农民，包括虽然进城却远未能在城市安居的2亿农民工。站在小农立场看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与当前“三农”政策完全不同的结论。

　　站在农民立场上看问题，尤其是站在中国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其中接近7亿仍然生活在农村，且进城农民工的大部分仍然没能在城市安居的现实来看，农业不仅是农民的收入来源，而且是农民的基本就业渠道，是农民的退路和保障。这个意义上讲，让留村务农的农民有机会扩大经营规模，让进城务工失败的农民有退回农村的选择机会，是农民的基本人权。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但在弥漫的城镇化浪漫主义和经济学教条主义的相互呼应声中，中国现阶段正陷入狂飙突进的农业现代化“大跃进”。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一动一静，一阳一阴，一发展极一稳定器的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辩证关系。只有当9亿农民中的大多数不仅进城了，而且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不再需要农业的收入和就业，那个时候，再由政府推动资本下乡和农地流转，才有基本条件。（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