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最低限度的福利，当然要讲福利的覆盖率，但更重要的，其实主要指福利的性质。

　　现代文明国家的福利可以是高福利，也可以是低福利，但是它至少不能是“负福利”。什么是“负福利”?比如我们现在给农民也提供福利，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并没有改变我们这种福利过去一贯的不同于民主国家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福利首先是和特权、身份挂钩。它不是按照帮助弱者的原则，而是按照特权物质化的原则运行的。也就是说有特权的人，收入高，福利也高，特权少的人，收入低，福利也低，完全没有特权的，比如你没有“单位”，你就根本没有收入，同时你也就绝不可能有福利。

　　所以这种福利，它是在扩大不平等。如果把二次分配加上去，基尼系数会变大，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会变小。过去底层没福利是如此，现在把福利渗透到底层以后实际也没有改变这种局面，虽然我们给了底层一定的福利，但是特权者的福利增加得更快，也就是说如果把福利算到收入里，会比初始分配更不平等。所以这个福利还是“负福利”性质的。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特权。这个福利第一是和特权挂钩的，第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和特权挂钩?因为这种福利不是老百姓可以要求的，而是皇上恩赐的，有点福利你得感恩，没有你也不能要。而皇恩自然是先赐给皇上倚重的人，不会赐给皇上讨厌的“盲流”。本来老百姓交税让你干这个，又不是你当官的掏钱搞慈善，为什么要感恩?瑞典是号称“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负责的高福利国家，但你听哪个瑞典人对政府感恩戴德。

　　但现在我们一个最糟糕的现象，就是那些反对福利的人其实往往都是针对最穷的老百姓，都是说老百姓不能要求这、不能要求那，而拿当官的高福利没辙。可是那些主张要搞高福利的人却反对制约权力，这样就没法避免福利一旦搞了就是当官的先得。

　　比如保障性住房现在的两个特征：“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保障房”是所谓经适房，而优先分给官员。保障房中分量很小的廉租房也是给有城市户籍的人盖的，而城市户籍的困难户现在没有多少，没有多少也不是中国的“优越性”，因为全世界的城市贫民主要都是由乡村来的移民组成的，不光是中国。只不过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承认这些新移民是城市贫民，我们不承认，我们说他们是“农民工”，是“外地人”。区别就在这儿。

　　如果只是要保证老市民，其实西方也没有多少老市民需要你保的。任何一个国家所谓的贫民窟和住得不好的人基本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新进城的人。如果所谓保障性住房不是针对他们的，你搞它干什么?不就是负福利吗，搞出来都是给官员的，西方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哪个人能赞同这种做法?所以所谓福利房变成贫民窟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左、右派也应该针对中国问题朝我刚才讲的两个方向努力，尽管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你至少不能让它变本加厉。如果是反福利的右派我就要提出经适房绝不能优先公务员，反过来如果我是左派，就要提出廉租房要优先给农民工，否则你能说你是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你什么都不是。（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