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耕经济中，贫富差别一般不会过分悬殊，因为主要靠体力。没有强大的市场，智力能起的作用不大。现代社会，一点细小的差别就可能使人们的收入极为悬殊，甚至未必真的是因为你的聪明和智慧。马云一定不算是中国社会最聪明的人，但他有想法，或者是他敢想敢干，有行动力，就成为巨富。许多歌唱演员就可能多一点特色，就可能成为大明星;有的人就是因为比较漂亮、帅气，甚至因为某种受观众欢迎的不那么漂亮，如葛优，就可能比其他条件几乎是相差无几的演员收入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种收入差别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一个劳动力被市场需要的差别。

　　如果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都还不错，这种由于市场需求差别带来的收入差距也不一定是多大问题。只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或社会中有些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如生病，如受教育程度，如社会转型导致的生产技能不再为市场需要，导致这部分群体缺乏就业竞争力，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同时还有马云、葛优这些人的存在，在如今的信息发达的环境中，这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失衡可能会显得很突出，

　　对于这些民生问题，国家必须以法治的方式来回应。为什么必须是法治?不能靠慈善事业吗?不可能，也不能。

　　慈善是我可以把钱给张三，也可以给李四，去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虽然社会也需要慈善;但只能是一个补充。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是制度性的，因为这涉及分配正义的问题。要力求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尽可能平等获得，因此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分配，这就要求必须以法律和制度方式来实现。

　　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制定义务教育法，这意味着每个人有义务去上学，不是国家有义务让你上学。家长必须把孩子送到学校里，至少上完初中。这是公民的义务，和义务兵役制的义务意义一样。但很快，对义务教育法的义务的通常理解，就变成了国家有义务让一个儿童完成初中教育，如果你家庭没有钱，国家有义务拿钱给你完成这一学业。法律没改变，但义务的意味已经变了。还有，虽然在法律上上大学不是国家义务，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半国家义务。如果某个人考上人大，他说他没有钱，不准备上了，当地政府就会紧张了，就要做某些工作让他上学。许多大学也是只要发现有贫困生，会赶快找各种各样的助学金、奖学金给他。

　　不仅在教育上，在养老和医疗问题上，甚至在就业问题上，也都有这样的情况。以前在城市里你没工作，基本就是自己的事，是父母操心的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很多城市家庭的就业问题解决方案是父母提前退休让儿女顶替。但现在政府每年都要考虑和规划要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民生问题很重要，也容易出问题。因此必须把握好度，要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平衡各种利益，这就得用制度来规范。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让老百姓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就能享有这种福利。这其实是国际间政治、文化、经济竞争的形式之一。（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