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２００３年８月下旬，中国银监会召开农村信用社试点省份座谈会后，浙江等８省市成为首批农村信用社试点省市。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地带，如何把错综复杂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向深入，并解决诸如不良资产、改革模式、人员安置等诸多问题，已经成为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整体资产好于全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浙江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将为其它省市提供借鉴。为了掌握浙江农村信用社的一手情况，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历时半个多月奔赴浙江杭州、绍兴、义乌等，就浙江农信社改革作了调查。

　　众所周知，农信社的贷款扶持力度关系着农民致富、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大局。如果没有信贷资金，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多种经营、农民富裕都将受影响。

　　但现实情况也是一目了然，农村资金比较紧张。如果农信社没有农户老百姓观念，就可能出现帮富助富、锦上添花的现象，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情形。如信用社发放给７００多家农户的１４８５１万元贷款资金，发放给几十家乡镇企业，则农村少数人就富裕了，信用社工作也较轻松，但整个乡镇老百姓的富裕就成了问题。但农信社本身又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何在服务“三农”的同时保持较好的盈利水平，是农信社所处的两难处境。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２日上午，在位于浙东萧绍平原上的经济强镇——上虞市道墟镇农村信用社主任陈万全向前去采访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道出心声：到目前为止，农信社只能在“政策性”与“商业性”的夹缝中前进，二者都不可放弃。

　　 巨额不良资产追逼农信社改革

　　如果说陈万全的话代表了基层农信社的心声的话，那么浙江农信社深层次的改革动力却是巨额不良资产的压力。

　　为了搞清楚浙江农信社不良资产的“家底”，记者在浙江省会杭州市“游荡”了数日仍然不得要领，获知相关信息无门。其实，在记者前往浙江采访早期，就从有关权威部门获悉，对一切形式的采访“农信社改革事宜”由各地省政府统一口径。

　　最后，记者从一位知情人士处获悉，截止到今年７月末，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整体不良贷款占贷款余额的１０．２９％，全部不良贷款总数达１７２．６９亿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清产核资后，浙江省农信社整体实际不良贷款率还要比这个比例高一些，将达到１５％左右，全省农村信用社整体肯定是资不抵债。这一数据，记者也在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金融资产统计表中得到证实。

　　 据记者了解，目前浙江全省共有８１家县级农村信用社，其资产状况是：１／３的县级农信社资产质量好，１／３的资产大于负债，１／３的资不抵债。

　　再以某地级市农村信用社为例，也能说明农信社面临着怎样的改革压力。该农信社综合排名居全浙江省信用社第三位，但如果按实际资产状况清产核资后，也是资不抵债。因此，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处于中国经济前沿地带的农村信用社的资产危机。这将是此次农信社改革的深层次压力。

　　 众多因素导致不良资产

　　为了弄清楚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资产真实情况，记者又通过多种途径找到浙江省政府一位权威人士。他向记者介绍了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

　　就浙江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来分析，一部分是当时国家政策强行并给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一类是当时为了发展乡镇企业，乡政府要求农信社必须贷款所造成的的不良贷款；一类是当时清理农村基金会，将其并入农信社所产生的不良资产；还有一类，地方政府在开发区建设上，运用农村信用社贷款所造成的不良资产。当时，国家的说法是，对这一部分产生的不良资产，国家以后会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但后来，没有真正落实。

　　如果这事情发生在国家四大商业银行身上，情况则会大大不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每年有８００亿元的不良贷款核销额度，或是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但农村信用社则没有这样的待遇。

　　“因此，这样的不良资产，再加上农信社处于一种被歧视的地位，其资产不良状况几乎是可想而知。”一位金融专家评价说。

　　尽管许多年以来，每级政府都承诺，会给予农村信用社一定的政策予以解决，但最终没有落到实处。

　　但农信社遭遇的歧视待遇还远不止此。这位专家介绍，在一些人的思维深处，信用社就是信用社，银行就是银行。金融创新业务如信用卡、承兑汇票、外部业务、表外业务，商业银行好作的业务，都与农村信用社无缘。

　　再如，目前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以县一级为单位各自为政，县与县之间信息完全隔离，某地的农信社想力挽弱势地位，只能是一厢情愿。

　　据了解，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有存款２２００亿元，但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散落在各个县里，划地为牢。尽管有２２００亿元的存款，但不可能集中起来贷给一些优质项目。

　　 并且这样的项目，几乎天天就会出现在浙江农信社眼前。如最近各家商业银行竞相争取的项目－－杭州湾大桥，但农村信用社却不行，因为服务“三农”的任务高悬在农信社头顶。

　　这样一种服务定位，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如何能抓住大的发展机遇，增强化解不良资产的能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浙江省政府官员向记者反问道。

　　 农信社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

　　浙江省政府官员的话确实让人深思，他的话也让记者找到了《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有关指导思想的初衷。

　　《方案》提出，农信社既要为“三农”服务，又要农信社明晰产权，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这样一种功能定位，必然会导致农信社尴尬处境的出现。原为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研究员、现为杭州商学院教授的应宜逊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前者是“政策性”任务，而后者是“商业性”经营。因此，《农信社改革方案》只能是让农村信用社改革向前迈出一步。因为农村信用社还是摆脱不了行政化体系，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根本不可能做到政企分开。

　　他把中国金融改革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四大商业银行；一类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一类是农村信用社。前二类都好处理，因为他没有明确的政策性任务。而农村信用社有较强的政策性任务，又没有其他金融机构可替代。

　　如果要让农信社做到“自主经营”，肯定会推其走向商业化的道路，与“三农”政策背道而驰。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商业化”职能则要求农信社人员能进能出，机构能伸能缩。而农信社不可能做到能伸能缩。《方案》要求，在城区、支农要求很少的地区，资不抵债的农信社才可以撤消。

　　《方案》要求农信社“政企分开”，要求农信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要起作用，要有控制权、经营权，目前还很难做到。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浙江农信社乃至全国的农信社只能在“政策性”与“商业性”的夹缝中前进，二者都不可放弃。应宜逊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