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怎样做父亲？

沈农夫

不久前才听说有一个“父亲节”，设在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据说在美国已经实行了九十多年了。在那一天，很多父亲都能收到高级领带、漂亮的烟斗或者名牌雪茄。而在我国只是近几年才开始流行过父亲节的。传统中国的父亲哪里需要什么“父亲节”。他们天天都是节日，是行使权威的节日，是打骂呵斥子女的节日，欺负妇女妻子的节日。

迫于社会进化的压力，中国父亲那种每天都是节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于是，“父亲节”才开始风行。节日大抵是为弱势群体所设的，比如“六一”儿童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可见，将“父子”关系比喻为“君臣”关系的文化传统，已经偃旗息鼓了；父亲的绝对权威地位，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如何做父亲”这样一个常识问题，在中国竟然成了问题，这本身就很成问题。我们到底怎样做父亲呢？鲁迅先生提出了两种标准，第一个是基本的标准：保存生命、延续生命、发展生命。第二个是更高一点的标准：理解、指导、解放；并认为要解放孩子，必须改造社会。

不过鲁迅只是从大的原则上着眼，特别是从对封建礼教批判的角度着眼，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意义。鲁迅直到50岁才当上父亲。而且海婴出生之后，许广平辞职在家，还有保姆、佣人。所以，与今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相比，对于做父亲的艰辛和操劳，鲁迅实在知之甚少。

今天，距离鲁迅发表关于怎样做父亲的启蒙文章已经八十多年了，回头看看，中国依然没有父亲，只有“老子”和“孙子”。“老子”就是绝对权威，是暴君。“孙子”就是“老子”的反面，是奴隶，是附庸。也就是说，要不“倚老卖老”，要不“倚小卖小”，两头合力挤压父亲这个“中间阶层”，形成一个葫形权力结构。所以，中国的父亲阶层至今没有很好地发育起来。

变成“老子”的父亲，实际上就是阻止孩子的自由精神，从而使他们屈从于社会秩序。他们在家庭内部上演一出暴力和专制的戏剧，让孩子从小就尝到了权力的厉害，并学会一套屈服、应酬、周旋的办法。变成“孙子”的父亲，实际上就是采用“瞒和骗”的手段，将社会权力、秩序带来的压力自己偷偷地担着，给孩子一个虚假的自由和解放：要什么有什么，想谁便是谁，并将这种方式视为“爱”。

在“培养社会责任心”和“爱的教育”这两个方面，中国的父亲是根本不合格的。首先，，我们自己从小很少得到这两方面的言传身教，听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又是一套。其次，我们经过多年的心理调节，知道了社会责任和爱的重要性，但我们的肉体不听使唤，可以言传，但无法身教，同样是说一套、做一套。要知道，在模仿能力上，孩子是远远超过猴子的。特别是“爱的教育”，完全是一套“身体技术”，靠耍嘴皮子是没有用的。更麻烦的还有社会环境的制约，逼迫许多父亲，给孩子传授一些国粹：使坏、搞阴谋、说假话，以免孩子吃了眼前亏。

“做父亲”与“改造社会”，的确是两个关系密切的问题。但是，只有将社会改造好了，才能当好父亲吗？究竟是先做父亲还是先改造社会呢？就在我们犹豫彷徨、举棋不定的时候“老子”教出来的儿子已经变成了“孙子”。“孙子”教出来的儿子，终于变成了老子。生命的进化堕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所以我说，中国至今没有父亲，只有“老子”和“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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