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近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提出质疑。李金华说，中央转移支付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村庄，渠道很长，这个水渠是要“渗水”和被“截流”的，有时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没有了。李金华强调，这里面有历史遗留问题。要对地方进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就必须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得非常清楚。
说到财政转移支付，就会令人想起“驻京办”，想到“跑部钱进”。各部委除了预算资金外，还有一笔中央转移支付款项。据说，驻京办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跑“部”，打探消息，看哪里有这些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系。
“转移支付”是怎样被截流的？类似的“驻京办”，就是第一道卡口。为了获得“转移支付资金”，地方政府就得付出相应成本。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代价终将转嫁给“转移支付资金”。这种彻头彻尾的“寻租成本”，没账可算，也无据可查，信息的不对称注定了转移支付获取成本的高昂。
这些年来，虽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800亿元增加到现在的4000多亿元。然而，对这几千亿元的资金，却只有一个行政色彩非常浓厚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来管理。拿到了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后，谁来用、怎么用几乎没有规范可言。由于缺乏严密的法律约束和管理监督，转移支付虽然打着“专项资金”的标签，仍不免被“随意分配”的命运。
看看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形象工程”、“民心工程”，看看各种各样的“世界第一”、“亚洲第一”，就知道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被“渗漏”到了什么地方。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转移支付资金的投资效益很差，其是非却很难被监督部门认定。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原则有余”，“可操作性不足”，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转移支付的分配标准和分配依据更是不具体、不科学。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被截流，有时候也很无奈。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财政处境困窘。上级下达的转移支付资金，常常只够平衡一下财政预算。还有一些只靠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过日子的地方政府，由于负债累累，更是不得不用转移支付资金偿还债务。这种现象更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此一来，地方经济发展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陷于财权小事权大的非均衡状况，几乎所有级别的地方政府，都处于“资金”饥渴状态。政府级别越高，财权越大，然而，亟待国家转移支付来发展经济的，往往却是级别较低的地方政府。这种财权与事权的分配不合理，正是“转移支付”被截流的制度因素。财权在政府间的分配，应当与其事权大体相称，这样，每个政府才可以用自己掌握的财力办自己应当办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