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鹿邑村民李广秀所种160多颗杨树被人砍走，她为讨说法，奔走几年而无果，反遭乡长周广志指责推诿乃至谩骂。李广秀对周广志长跪磕头，周乡长却洋洋得意坐在老板椅上抽烟看笑话，还叫来保安，硬把李广秀抬出了乡长办公室。（11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村民李广秀对乡长周广志的这一跪，分分明明跪出了公民与臣民的权责界限和身份分野！孙中山1917年在《建国方略》中就曾说过：“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就李广秀而言，显然她并非“不敢为主人”的一类，而属欲为主人而不得的一种，因为当其私产遭粗暴侵犯时，她是以主人和公民的姿态，找当地政府讨要说法的，只是在奔走几年而无果的情况下，才搞清了自身的分量，且通过这结结实实的一跪，被动地回归至了其臣民身份。
 
    置身公民社会，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是官员从政为官的道德操守与职业底限。而在以往封建专制体制下，权为“皇”所赋，权为“上”所用，百姓的草民心态与臣民意识，则可谓与生俱来。因在强权奴役的人治社会中，百姓形成对官府的依附型人格便在所难免。可今天早已是法治社会，主仆关系早已被强行纠错，身为主人的李广秀，却依然需跪求公仆周广志为其做主，则既令李广秀的公民身份穿了帮，更令周广志的伪公仆身份露了馅。此番情形，更与我国的公民教育长期缺席有关。正因公民教育迟迟没能普及，百姓不晓得自己的公民权利，官员动辄以“父母官”自居，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官贵民贱”之臣民环境，李广秀除了甘做臣民，则别无选择。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其《少年》的主人公发话：“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提出非分要求。”同样，李广秀作为纳税人，乡政府便必须无条件向其提供上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然而，在李广秀的160多颗树木无端被盗后，她求助当地政府竟然长达几年无果，证明她还没享受到作为公民应享受的最基本权利，乡长周广志更没有尽到作为公仆应尽的最基本责任。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乃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然而要消除类似“官贵民贱”的臣民社会遗存，恐怕还得公民自觉拿起法律武器，以秋菊的精神捍卫自身权利，并戳破伪公仆们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