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把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归结为我们党战胜敌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而从严治党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建设理论的精髓。从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来看，只有从严治党，才能从思想政治和组织纪律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组织上的纯洁性，经受得住失败的考验和胜利的挑战，为了人民的利益和自身的理想信念勇往直前;也只有一以贯之地坚持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的党拒腐防变，永葆青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永远绿树常青。

　　下面，我们就从两件具体的案例，来领略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动机和实践。

　　其一：震惊延安的黄克功杀人案

　　黄克功，男，生于1911年，江西南康人。少年时就在井冈山参加了红军，不久入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教导员、团政委等职，曾在娄山关战役立有大功，后升任旅长。抗战爆发后，曾任抗大第二期15队队长，第三期6队队长，是一位年轻的“老”功臣，因其多才多艺，战功卓著，受到抗大校长林彪和副校长罗瑞卿的器重。刘茜，女，生于1921年，当时是抗大女学员。黄克功与刘茜确定了恋爱关系后，刘茜又到陕北公学学习。从此两人关系开始疏远，而刘茜又性格开朗，能歌善舞，与男同学接触较多，黄克功便萌生了嫉妒怨恨之情，多次要求刘茜与他结婚。刘茜以未到法定婚龄予以婉拒。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邀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谈心。黄克功又提出结婚的要求，遭到刘茜拒绝后，二人发生口角。因刘茜性格泼辣、言辞激烈，致使黄克功情绪失控，丧失理智，连开两枪将刘茜打死。案发后，黄克功随即被边区安保部门逮捕拘押。

　　在如何惩处黄克功的问题上，当时延安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少数人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杀人偿命，自古天经地义，对黄克功必须严惩;但许多人则认为，事出有因，是刘茜玩弄黄克功的感情在先，黄克功年轻气盛、丧失理智开枪杀人于后，主张应给一定处罚，降职使用到前线去戴罪立功。黄克功也对自己的罪行悔恨不已，多次上书边区高等法院和毛主席，希望能给自己留有一线生机，戴罪立功，在抗战前线将功补过，即使殒命沙场也心甘情愿。

　　此时，黄克功的有些老上级、老部下，同事朋友，也都给毛主席进言，希望能念及黄克功从小追随党和红军，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份上，念及黄克功年轻莽撞，一念之差、铸成大错的原因，念及抗战正酣，正是用人之际，能网开一面，法外开恩，让其到抗战前线杀敌立功，以观后效。

　　毛主席面对这种情况，心情十分沉重。当初全国各路红军，近30万之众，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和长征，到达陕甘革命苏区的仅二万有余，真是十不存一啊。这些经过长征的红军，是我党我军的精英之精英，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之骨干，是我党我军和中国革命珍贵的人才资源。对黄克功处以极刑，未免可惜，于心不忍;如活之，何以教育全党，何以教育部队，何以顺民意、平民愤，取信于民?为此，毛主席深思良久，挥笔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情辞深切的信，并要求在公审大会现场公开宣读。

　　1937年10月11日，也就是血案发生6天后，公审黄克功的大会在案发现场不远的延河岸边召开。延安的党政军机关干部，驻军部队、群众团体共两千多人参加了公审大会。毛主席和张闻天，也一直在延河西岸张望会场，当大会宣布开始后，毛主席表情凝重地低头离去。

　　在审判大会进入法庭诉讼程序，控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后，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宣读了毛主席致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信函。现将信函全文辑录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读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

　　雷经天读信的声音停止，黄克功如梦方醒。他垂下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刑场。随着一声枪响，黄克功26岁的生命划上了休止符，令人痛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二：肖玉璧挟公款潜逃案

　　肖玉璧是我党在延安时期处决的腐败分子。说起他从当初的革命功臣，最后堕落脱变为贪污腐败分子，被处以极刑，却令人十分唏嘘感慨。现在，就让我们从其脱变过程，看他令人惋惜的人生轨迹。

　　一、家境贫寒，自幼饱受剥削。肖玉璧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马家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时就给地主家拦羊放马，仍难得温饱，而且还经常受到打骂欺凌，所以从小就营养不良，身体瘦小，但脑子却十分机灵。

　　二、参加红军，作战英勇无畏。1933年4月，肖玉璧的家乡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不堪忍受地主老财剥削压榨的他就毅然参加了红军，成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大队、清涧县支队的一名红军战士。

　　1935年春，为了策应红25军北上陕甘的军事行动，陕甘红军游击大队奉命攻打佳县县城。战斗开始后，敌人凭借地形和装备优势，居高临下，火力猛烈，游击队数次强攻，均未奏效，且伤亡惨重。见此状况，肖玉璧大喊一声：“火力掩护我”便抓起4捆手榴弹，飞身跃起，向城门猛扑，在枪林弹雨中把4捆手榴弹拉响掷向城门，随着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开，巨大的气浪也将他掀起抛向数十米之外，佳县城即被攻破，战斗取得了胜利。当战友们找到肖玉璧时，他满身是血，双目紧闭，全无声息，大家都以为他光荣牺牲了。在装殓埋葬时，他却慢慢地睁开双眼，挣扎着坐起了。

　　此后不久，因肖玉璧作战机智勇敢，就被任命为支队长。但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身先士卒，奋勇杀敌。

　　一次作战中，他率先冲杀，在与敌人肉搏中，肖玉璧腹部被连捅数刀，肠子外流，他就用衣服包住肚子，但仍不下火线，继续拼杀，在他的带领下，终于以少胜多，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三、战功卓著，伤痕满身。在两年多的征战中，肖玉璧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数次反“围剿”作战，东西冲杀，南北奔袭，身经数十战，浑身上下计有刀枪伤痕87处之多。肖玉璧也多次受到嘉奖，成为陕北红军中有名的战将。

　　四、伤重住院，领袖两次探望。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斗争形势大为好转，但肖玉璧因多处伤病，命悬一线，不得已住进红军总医院救治。毛主席听说了肖玉璧的事迹后，也深为感动。1940年秋，毛主席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当看到伤病缠身瘦弱不堪的肖玉璧时，向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得知他是肠胃消化系统受损，加之营养不良导致病情恶化后。毛主席当即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当时边区十分稀缺、凭票领取，分配给自己的半斤牛奶，转送给肖玉璧，并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全力以赴，救治好这位革命功臣。

　　半个月后，毛主席再次来到医院，专程前来看望肖玉璧，使其备受鼓舞，身体很快康复，他就要求出院参加工作。

　　五、居功自傲，追求享受走向堕落。

　　肖玉璧出院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大病初愈，难以适应高强度行军作战的军旅生涯，先让其担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但他也不适应繁忙冗杂的政务工作，从关心爱护肖玉璧的角度考虑，组织上让他到家乡清涧县的张家畔税务分局任局长，一则让家属就近照顾他的生活和身体，二则工作也比较清闲，避免其过度劳累影响健康。待其身体完全康复后，另行安排工作。

　　但组织上爱护肖玉璧的一片苦心，却未被其理解，反而觉得他劳苦功高，组织上如此安排是大材小用，对他极为不公平。所以，肖玉璧经常口出怨言，埋怨上级领导，因此情绪低沉，精神不振，进而勾结国民党军政人员，投机倒把，收受贿赂，吃喝玩乐，挥霍浪费。同时，为了满足其极为膨胀的私欲，他把手伸向了公款，先后贪污公款3050块大洋，以供其挥霍。这笔钱相当于边区一般工作人员2000多个月的津贴，160多年的津贴收入。

　　六、东窗事发，挟款仓皇出逃。肖玉璧生活奢侈，行为不检点，截扣税款的行为，引起了上级组织的警觉。正当边区财政厅将派人清查肖玉璧税收账目之时，察觉到风声不对的他，如坐针毯，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裹挟了250块大洋的税款，18张税票，偷偷的潜逃了。

　　七、叛变革命，畏罪潜逃终被抓。肖玉璧携款潜逃后，慌慌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妄图逃到蒙古以免遭惩处，但要进出边区国共双方都盘查很严，其只得在三边盐池一带流窜，最终在盐池县被我边区安保部门抓获。

　　八、铁腕反腐，肖玉璧被处极刑。肖玉璧被抓获归案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其贪污腐化，携款潜逃，背叛革命一案进行了审理。并于1941年2月30日作出如下裁决：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尽责，廉洁奉公，累计克扣公款达3050元，并企图携带款项和税票潜逃，叛变革命。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肖玉璧被宣判死刑后，自恃劳苦功高，对革命贡献很大，又和毛主席有交情，就大吵大闹，不服判决。说什么：“不就是贪污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肯定不知道情况，他要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的!”

　　当时的情况是：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在抗日战场上缺衣少食，武器弹药奇缺，几乎是以血肉之躯与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拼死相抗;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拼尽全力支持子弟兵在前线厮杀。再加上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围困，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极为困难，物资供给十分艰难，就连毛主席也是破衣烂衫，衣服上补丁累累，有时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只能烤两个土豆聊以为餐饭。而肖玉璧身为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革命功臣，理应与党和边区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荣辱。但其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和立场气节，私欲膨胀，追求享受，贪污腐化，生活奢侈，捲款潜逃，叛变革命，如不严惩，民愤不平，天理难容。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人，对腐败分子历来是除恶务尽零容忍，铁腕反腐手不软。当毛主席了解了肖玉璧的犯罪事实后，将肖玉璧的信，丢在一边，看都不看一眼。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至此，轰动陕甘宁边区的肖玉璧贪腐案划上了句号。

　　通过这两个典型案例给我们的警示：

　　黄克功案和肖玉璧案，以及后来建国初期的张子善、刘青山案的从重从严从快处理，是我党坚持从严治党、铁腕反腐肃贪的典型案例。虽然案件早已盖棺定论，很少有人反思和提及，但是，从我们当下面临的反腐败斗争态势来看，仍可给我们以许多教益和警示。

　　警示之一：保持高压态势，对腐败行为零容忍。抗战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严峻，所以党中央、毛主席把坚持从严治党、反腐肃贪提到巩固边区、战胜强敌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去部署和落实。边区法律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者，判处死刑;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干部战士贪污10块大洋，就可执行死刑。因为当时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如果不执行铁的纪律，任由抢夺私分，那就改变了红军队伍的阶级属性，那就无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那就无法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在抗战时期基本上保持红军时期的传统和作风，对贪污腐败分子从重从快严惩不贷。出现一个严查重处一个，使人人视贪如“虎”，不敢以身试法，从而保证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总体上的官清吏正。

　　警示之二：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必先令行禁止。古人有言：官正则法行国治，官邪则法弛国乱。古人所谓的官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党政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尽职尽责，廉洁奉公，那就是“官正”，那他治理下的单位和地方，就令行禁止，风清气正，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法行”;反之，如果“官邪”，就是说这个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作风败坏，那他治理下的单位和地方，肯定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黑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这就是“法乱”。但是，这官的“正”与“邪”，不是与生俱来的，一要靠教育，二要靠监督，三要靠惩戒。

　　我们所说的教育，就是要对党员领导干部，坚持不懈地进行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进行党风党纪和党性教育，进行反腐肃贪的案例教育，使他们思想上警钟长鸣，作风上廉洁清正，工作上勤政为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以酒色而乱性，不以钱财而失德，经得起执政和改革的考验。但是这个教育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搞花拳绣腿，搞文字游戏，搞哗众取宠，而是实锤实打，干实活，见实效。绝不能像我们有些单位搞的这教育、那活动，中看不中用的形式主义那一套。

　　我们所说的监督，就是首先靠制度约束。把各项制度规定落在实处，也就是习总书记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为公为民则可用，为私为己则无法用;其次是民主监督，包括党内民主，党外民主。党员领导干部处理政务，事先公布办理的方法和程序，事中报告办理的进度和问题，事后公布办理结果与成效;再次是群众监督，让群众知道领导干部的财产、房产及不动产，使领导干部的言行始终置于群众的视野之中，使公务活动公开透明没有“隐私”可言。

　　我们所说的惩戒，就是要对腐败行为绝不姑息迁就。发现腐败的苗头，要及早制止，发现腐败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发现腐败的问题，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养虎为患，使反腐利剑高悬，反腐警钟长鸣。惩，要有声威，见实效，举一反三，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戒，要管的住，看的牢，使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心存侥幸，不敢越雷池一步。

　　警示之三：铲除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从源头上治理。延安时期，我们党的领袖，粗衣淡饭，同边区军民同甘共苦，党政军机关风清气正，党员干部夙兴夜寐，勤勉为政，人民群众勤劳朴实，努力生产，就很少有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即使有腐败的苗头，也很快就扑杀在萌芽状态，形不成外溢之势。从我们现在反腐肃贪的实践来看，最可怕的是形成全社会的贪腐意识。有些人在个人功利主义思想的驱动下，认为我对革命有功绩，对人民有贡献，就可以成为法外之人，搞点腐败，追求一点享受天经地义，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有些人在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下，认为当官就是要䕃封妻子，光宗耀祖，就是要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如果当一回官，仍然粗衣素食，清贫度日，就很没面子，觉得“亏得很”。有的人被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俘虏”，追求的是纸醉金迷、肉欲横流的腐朽生活，有的人是利欲熏心，唯官唯上，对上级是唯唯诺诺，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对人民群众是横眉冷对，吃拿卡要，百般刁难，连共产党人的样子都不装了。这种作风行为如得不到有效遏止，就会人人攀比，互相效仿，形成十分可怕的社会效应。

　　警示之四：反腐肃贪要利剑高悬，坚持警钟常鸣。反腐败斗争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有些人常常将此挂在嘴上，念在会上，但却根本未将此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从当前的情形来看，腐败分子出现在我们党和国家、军队的各个层级上。周永康当年已窃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假如其阴谋一旦得逞，会不会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瓦解苏联一样瓦解中国?徐财厚、郭伯雄都已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位高权重，假若有外敌侵入，会不会是现代版的汪精卫?所以说，对于腐败分子姑息不得，更不敢放纵迁就，否则，我们的党和国家危矣!

　　警示之五：增强危机意识，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放到全局性的战略高度去安排部署。我们现在的反腐败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避不开，等不得，输不起，如不能大获全胜，势必将满盘皆输。

　　所谓避不开，就是腐败分子直接挑战党和人民的底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冲突迎头相撞，和党的宗旨信仰针锋相对。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把改革开放的红利全民共享，而腐败分子却欲壑难填，要把改革开放的红利私吞独享，赚取大量钱财后叛逃国外。试问，这样的矛盾怎样调和?这样的斗争怎样能避免?

　　所谓等不得。有人还说，我们现在只管埋头发展经济，等我们的GDP赶上或超过美国后，再回头来收拾这些腐败分子。但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当年的戈尔巴乔夫，也想通过改革，使苏联强大起来，赶上或超过美国，但现实是美帝不等，叶利钦为代表的寡头们不等，很快就江山变色，红旗落地了。我们谁愿意步苏共亡党亡国的后尘?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当年苏共有20万党员时，推翻了俄国沙皇，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而1991年苏共有2000万党员时，却打不败一个叶利钦，遭受了亡党灭国之痛，这是为什么?

　　所谓输不起，如果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败下阵来，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就可能彻底断送，中国人民将再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再次“梦断蓝桥”，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在此，我们从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的感慨，给我们以警示。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为了防止和避免“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发生，对因贪腐而导致亡党丧国的惨痛教训，要深刻铭记。

　　所以，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严于律己，不谋私利，顶得住困难，耐得住寂寞，扛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经受的住执政的考验。要吸取中国历史上因腐败而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从大局着眼，从细微入手，以延安时期我党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实例为师为范，狠下心，咬紧牙，坚决惩治腐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党的旗帜永远鲜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仰首挺胸，阔步前进!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老促会 李延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