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和一些发达地区基层干部的交流中，发现他们看到了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很多问题，第一，以城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与农村自身发展的矛盾;第二，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日趋复杂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之间的不协调。

　　这些矛盾，对中西部地区有什么启发?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发展就必须有生产要素，而所有生产要素中唯一不可能从外面来的就是土地，所以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特别是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得不够好时，就会更加依赖于农民的土地搞发展。很多人都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土地增值部分到底怎么分。我们如果把宅基地拿到城市用去开发，就要给农民返还一部分;农业资本在使用农用地时，要帮助他们把地租收上来，只要给农民补偿，“三农”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是不是还有必要让农村适度地自主发展?东部地区的做法还是比较谨慎的，自然村落并没有全部消灭，自然村改造示范点投入很大。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日趋复杂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东部地区农民的土地地权被国家上收以后，很多地方都搞所谓的土地经营承包权保障。农民的地权被政府控制在手里，农民有了问题，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识逐步下降，这给发达地区的政府造成很大的负担，使其感到不堪重负。在中西部地区搞城乡统筹发展，也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外来人口跟本地人口不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是：第一，外来人员住在哪里?这个问题始终不好解决，现在是把外地人跟本地人隔离开来。这是一个社会整合的问题，也是发达地区政府很头痛的问题。第二，劳资关系问题。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两头都不挂是会出现问题的。搞集体企业时把工人当农民来管，搞私营企业时把农民工当工人来管，其实都不太恰当。农民不是无产阶级，如果硬要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有什么后果?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对于劳资关系东部地区没有办法，只能希望西部地区不要把农民的地权都拿走，将来让中老年农民工回老家去。但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心态都和第一代不同，他们将来的整合问题非常严峻。发达地区对此觉得不好办。

　　第四个问题就是“农民农”问题。外地农民到了发达地区不一定都打工，还有种地的，这就是“农民农”。他们的问题很多，将来也可能很棘手。上海人不愿意“农民农”住在他们家里，“农民农”也不愿意住在本地人家，就在外面搭一个棚子。这种棚子算贫民窟吗?当地政府把本地农民工变成市民后，发现他们的农业生产还是停留在小生产状态，但本地人已经成了市民，所以只好让外来人完成它的小生产，这就是“农民农”的问题。

　　以上4个问题交集在一起，使东部地区各级领导感到焦虑。我们曾经以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时，矛盾就会进入凸显期，然后可能进入平稳期。现在在较发达地区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超3000美元，但这些矛盾仍没有得到化解的苗头。

　　这地问题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就是农村地权问题，把农民宅基地拿走之后，绝不是给他足够多的补偿就行了。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我们组织土地时要不要组织农民。如果只组织土地不组织农民，就会加速农村社会的瓦解，瓦解以后，农民群众的小范围的问题就会变成公共问题，演变成社会矛盾，让政府来面对，政府越发展越疲惫。这是东部地区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包括地方组织、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保护、各种新型农村的发展等等要协同起来，但最基本的方案还是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