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农村家庭承包制已经推进了四年，基本上普及到了全中国。这时，本人回家，看到家乡人民公社制度纹丝未动。这里是胶东半岛，是国内比较发达的农村，除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吃不上饭的情况。这里的农民颇引以为豪，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胶东比较富裕”。以本人观察，不论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绝大多数人对家庭承包不以为然。农民也知道别的地方在搞“大包干”了，但并不认同。不少村民见到我就说：“你在党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工作，要向中央反映一下，包产到户不能一刀切。我们这里经济发达，搞大集体就挺好。”在当时，烟台地区的上上下下，在反对大包干问题上相当一致。最终山东省委不得不通过调任新的地委书记，改组地委领导来强力推进大包干。秋收的时候还是集体，秋种则已经分户了，人们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种麦子。

　　大包干以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探亲，不少村民有怨言，说上边不该一刀切分地，说人民公社制度本来也是不错的，政府不应该强迫改掉。第二年我再回家过春节时，基本上没有人抱怨分地了，而且，谈到这一年的光景，话语间常常说起土地家庭经营的好处来。我问一些村民：“原来不是反对分地吗?”回答是：“人民公社搞习惯了，以为分开就不好。”我说：“如果现在要再搞回人民公社呢?”他们说：“那可不行!现在多好，粮食打得多，人也自由，再回到人民公社根本受不了。”

　　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如果片面强调分地的经验，就会坚持认为这些农民落后，需要教训甚至强迫，这就像一些地方提出的“逼民致富”。但如果全面审视这个问题，结论恰恰相反：在特定时间条件下，农民们也许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哪一种制度安排对自己最有利。但是，如果有了选择的自由，有了反复摸索和试验的权利空间，他们就会逐步清楚，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精英理论的秉持者坚持以为，精英比农民更知道农民的需要，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农民接受，农民不顺从就是落后保守的表现，需要强制就范。然而，实践却告诉我们，只要农民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有决策权力，他们很快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正确”的东西，也不可以对于农民进行强制。因为，在没有被农民认同和选择之前，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制度是否正确、政策是否有效。不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农村政策方面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不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利，甚至以种种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剥夺农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说农民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也并不是说每个农民都有伟大的创造力。就农民整体来说，肯定是伟大的力量，因为这个群体的共同选择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个所谓“方向”，是说如果不是农民的选择，历史根本没有别的方向可走，换言之，其他的方向必然是失败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农民的选择?或者说如何知道这是农民作出的根本性选择?就特定时期来说，也许农民自己也不知道选择什么，或者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农民，只要有了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在反复的试验摸索中，农民肯定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并且知道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