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古称金州)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地处北纬31度42分至33度50分，东经108度零58秒至110度12分之间，南依大巴山北坡，北靠秦岭主脊，汉江由西向东横贯，是汉江上游和秦巴山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东西宽约200公里，南北长约240公里，总面积23391平方公里，占陕西省面积的11.4%。在行政区域上，北与西安、商洛市毗连，西与汉中市为邻，东与湖北省接壤，南与四川省和重庆市相连，史称“秦头楚尾”。

安康古为所谓“群夷”聚集之地。商周为庸，秦初属楚，战国后其改属秦，秦设西城县，属汉中郡。其后又有魏兴郡(魏)、汉南郡(唐)之称。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改为兴安州。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改设兴安府，领六县。辛亥革命后，废府设道，保留县制，废兴安府，安康隶属汉中道，在清代六县基础上，增设四县。民国二十二年(1933)废道，县直属于省，二十四年(1935)设陕西省第五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10县。

秦巴山区腹地的安康，由于长期封建割据，地主阶级的剥削残酷，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农业生产落后，工业不发达，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小缫丝厂、纺织厂、小土陶瓷厂、小煤窑和小型手工作坊。虽有汉江可以东达武汉，但没有大宗物产外运交换，当地所需的食盐、布等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靠本地的漆(类)、麻、五倍子、桐油、茶以及药材、牛羊皮、土纸等土特产交换而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特大，商业萧条，形成“斗米换斤盐”、“升米换苗针”的窘迫状况。广大农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生活来源，但由于耕地贫瘠，多为“挂牌地”，加之“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田地所产，不足以糊口”，且深受封建地方豪绅盘剥。

近代以来，安康人民不断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明末，饥民高举抗暴义旗，攻关夺寨;李自成、张献忠率义军进入安康后，饥民归附，声震三秦;清乾隆末年，白莲教传入安康，教民揭竿而起，斩官夺城;同治年太平天国革命军一部转战陕南，与安康白莲教义军会师，驰骋汉江南北。辛亥革命初期，平利县洛河地区江湖会竖起“兴汉灭洋”旗帜，进行反洋教斗争;安康哥老会举行起义，横扫安康新旧两城，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石。辛亥革命胜利后，安康地区的一些进步青年，纷纷外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石泉、汉阴、镇坪县在北京求学或谋生的青年，参加了“五四运动”。他们将传播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知识的书刊寄回安康，使安康人民特别是青年受到启蒙教育。

辛亥革命后，安康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大小军阀割据一方，鱼肉百姓。为了维持和巩固其割据一方的统治地位，军阀集团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扩充其统治体系。这种黑暗统治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极点。地方政府和军队滥派各种捐、税、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的苦难深渊之中。据史料记载，安康境内人口，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的136万余人，锐减到公元1923年的108万余人。

一、传播革命真理，建立党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为安康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一些在外读书或谋生的安康志士，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曾参加“二七”大罢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平利县籍的廖乾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此期间，反抗直系军阀的抗暴斗争遍及安康各县。汉阴县神团、旬阳县红枪会、平利县同心会、石泉县团练等农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了盘踞安康的直系军阀吴新田的反动势力，展现了安康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汉中建立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领导汉中、安康两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1931年，中共陕南特委和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王燮、梁布鲁、李自靖(李茂堂)、陈子敬等到安康开辟建党工作。1932年5月，建立中共在安康地区的第一个组织-中共安康特别委员会，标志着革命之火在安康传递，党的领导在安康发展。1932年12月，红三军途经安康，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政治主张，受到安康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援。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经汉中进入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5月，中共陕南特委派王辛德到安康，在安绥军中建立了中共安康军特支。1934年2月，军特支发动安康武装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简称“红一纵队”)，在安康地区点燃了武装斗争火炬。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入陕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红军到安康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度解放宁陕县城。8月，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苏区后，新组建的中共鄂豫陕特委(亦称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仍在宁陕、旬阳、汉阴、石泉、安康县等地广大区域内继续坚持扩大武装斗争。同年12月，中共鄂豫陕特委在宁陕县四亩地建立宁(陕)佛(坪)工委和宁陕县土地委员会。1935年12月，何继周领导陕警备第二旅四团一个连在长安县引驾回起义，挺进秦岭山区，成立陕南游击纵队，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6月，接受中共西北特支领导，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和红七十四师协同作战，为坚持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建立地下党支部，壮大革命队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38年3月派王力到安康工作。王力是随国民党陕西省警备第一旅到安康的，其主要任务是领导该旅中共党的工作，同时兼顾地方建党任务。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经营报刊业务，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接触进步人士。安康兴安师范学校创建于1929年，生源遍及十大县，且家庭贫寒者较多，思想比较活跃，王力在全力抓好兵运工作的同时，有目的地选择了兴师作为开辟工作的突破口。他利用卖报、打篮球等机会，谨慎与学生接触，向他们讲述抗日故事和时事政治，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3月，首先发展二七届学生(指将于1938年7月毕业的学生)刘文彬 (安康城人)、 李开藩 (岚皋佐龙人)、刘华 (刘经安，安康恒口白鱼人)入党，并建立了中共兴安师范学校支部。王力任书记，刘文彬任组织委员、李开藩任宣传委员。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康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从此安康的建党工作迎来有组织、有秩序的发展时期。兴师支部建立后，他们以壮大队伍为重点，积极引导思想进步、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日立场坚定的同学向党靠拢，组织发展较快，短短两三个月，发展党员三四十名，党员多系兴师在校学生，分布安康全地区。

在兴安师范学校发展首批党员，建立中共兴安师范支部。4月，国立第四中学原名国立陕西中学(简称“陕中”，是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安置华北沦陷区流亡学生而设立的一所中学)，由西安迁至安康，5月1日正式开学，有学生300余人。该校数名中共党员和一批民先队员随校到安康，进一步加强了安康抗日救亡工作和党的力量。6月，建立中共陕西东南工作委员会，有计划地把党的工作从安康县扩展到全区各县。11月，中共陕东南工委终止工作。12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安康地方委员会。

1939年1月，中共(地下)安康县委在县城小北门外火神庙(时为中河街短期小学)成立。县委成立后，一方面积极做好抗日救亡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努力做好组织发展工作。至同年9月，县委下辖西区区委和兴安师范、安康中学、恒口3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4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新的反共高潮。2月7日，中共(地下)安康县委组织部长兼西区区委书记邹玉鼎在恒口千工乡梁家沟党员贺立鉴家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研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变及其对策，决定已暴露的邹玉鼎立即撤回中共陕西省委，由王崇法接任县委书记，与邓金印、刘振清继续负责县委工作。不久，国民党当局在全县进行大逮捕，逮捕西区共产党员15人、安康中学党员3人、民先队员5人、进步教师4人。由于县委提前有所准备，事发后又动员各方积极营救，因此除1人叛变，1人被押解西安劳动营外，其余被捕人员全部获释。

1939年9月，中共(地下)安康县委组织部长兼西区区委书记邹玉鼎、西区党员杨麟科(主持)成立中共恒口小学支部委员会。恒口小学党支部共有6名中共党员，均为在校学生，其中支部委员3人，实际工作则由杨麟科负责。该支部先后在本校和校外(包括安康中学)发展10余名党员。1942年1月，因学生党员毕业离校，西区区委研究决定，撤销恒口小学支部。

中共(地下)恒口教师支部旧址位于今恒口镇明清老街财神庙对面，原恒口俱乐部东侧。

恒口教师党支部又名恒口街道党支部，由中共(地下)西区区委于1939年12月设立，时有5名党员，其中支部委员3人。其成员由恒口小学、女子小学、关帝庙小学、江西会馆初级小学及失业教师组成，人员流动性较大，最多时有10余名党员。支部书记为杨麟科，贺立鉴、杨静波、陈仁辅、陈光有等任支部委员。支部的主要工作与活动是对各校学生党员进行教育，团结在乡军人，调查地方枪支，与反动教员作斗争，有时也为同志解决一些职业问题。鉴于教师党员变动较大，1941年1月，西区区委决定，撤销恒口教师支部。

中共(地下)关帝庙小学支部旧址位于今恒口镇安康市技工学校院内。

1939年9月，中共(地下)安康县委组织部长兼西区区委书记邹玉鼎和关帝庙小学党员教师熊宗夔、陈光有建立关帝庙小学党支部。该支部为学生支部，由党员学生刘经孝任支部书记，杨祖照任组织委员，党员有吕永森、熊邦燮等六、七名学生。支部工作实际由熊宗夔、陈光有负责。1940年9月，邹玉鼎召集主持西区区委小组会议，决定关帝庙小学支部由李建棠、陈光有负责，杨静波负责在关帝庙小学组织编辑《民众简报》。《民众简报》的内容全部来源于《新华日报》。1942年1月，由于学生党员毕业离校，西区区委研究决定，撤销关帝庙小学支部。

恒口军人支部旧址位于今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明清老街东门内，现为恒口镇政府家属院。时为恒口江西会馆。

恒口军人支部成立于1939年9月，由恒口的国民党退役军人和保、警人员中的中共党员组成，支部书记为鲁宗圣，组织委员李洪保，宣传委员王文彬。截至1941年8月，共计有江中连、郑兆生、吕国藻、郑兆玉、张家贵、李桂乾等10名党员，枪支20支。该支部受中共(地下)安康县委和西区区委双重领导，是抗战时期安康地下党组织掌握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其支部会议多在恒口江西会馆举行。1940年后，支部划分为新建乡和恒口两个武装小组，分别由鲁宗圣和李洪保负责。该支部曾多次酝酿武装暴动，均被中共安康县委制止。1941年10月29日晚，未经上级组织批准，江中连、吕国藻、张家贵、何万龙带领10余名进步青年贸然发起暴动，遭致失败。

此外，中共西区区委也曾在江西会馆举行过会议。1939年12月，区委在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邹玉鼎主持，杨麟科、史启义、江中祥、杨静江、陈仁辅、李建棠、王文俊、杨静波、赖延年、陈光有、贺立鉴等人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区委工作如何开展，恒口街道及各学校党支部如何组织。

1939年7月，恒口党支部扩大为河南、河东、河北3个党小组，其中河东党小组(又名千工党小组)由贺立鉴任组长，成员有王学琛、王文俊、王崇法。同年9月，河东党小组转为河东党支部(又名河东小学支部)，共有贺立鉴、王学琛、王文俊、程云龙、鄢大元、史洪基6名党员，党员均系河东小学等两个中心学校教员。由贺立鉴任支部书记，王学琛、王文俊为支部委员。1941年8月贺立鉴病逝后，王学琛、王文俊发展了何宗瑞等几名党员。1942年1月，中共(地下)西区区委对下辖党组织进行调整，决定保留河东党支部。3月，西区区委书记杨麟科约陈仁辅、王文俊、程云龙等到小垱沟村何宗瑞家商议，决定将河东支部设在何宗瑞家，指定何宗瑞为支部书记。1943年12月，由于叛徒史洪基的出卖，安康县各级党组织均遭破坏，河东党支部亦停止活动。

中共(地下)岭东支部旧址位于今安康市恒口镇金坑村的灯盏窝药王殿。

岭东党支部的前身是岭东(即铁岭东)药王殿党小组，负责人为熊宗夔。1940年4月，成立岭东党支部(又名越梅东党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熊宗夔、叶沟小学教员刘子芳担任，党员有灯盏窝小学教员郑兆芳、恒口小学学生刘经孝等人，支部会议活动多在铁岭三保灯盏窝药王殿内开展。7月，中共(地下)安康县委组织部长兼西区区委书记邹玉鼎在灯盏窝(药王殿)主持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有刘子芳、熊宗夔、杨麟科、史洪基、贺立鉴、陈光有、李建棠等。会议决定：邹玉鼎、王崇法、史洪基、吕永森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恒口工作暂由杨麟科负责。1942年1月，西区区委对下辖党组织进行调整，决定保留岭东党支部。7月，区委书记杨麟科与李建棠、陈仁辅到蓼叶沟刘子芳家召开会议，决定将岭东党支部更名为蓼叶沟党支部，仍由刘子芳任支部书记，李锦顺、刘经孝为支部委员。1944年1月，蓼叶沟支部停止活动。

中共(地下)恒口女子小学(以下简称恒口女小)支部旧址位于今安康市恒口镇老街招商场步行街(原恒口供销社)。

1939年11月，在恒口女小执教的邹玉鼎(时任中共地下安康县委组织部长兼西区区委书记)、江中祥将恒口妇女党小组改建为恒口女小党支部。支部有杨家英、姚维兰2名女教员和唐志珍、郑兆文、郑德芳3名女学生，共5名党员，教员和学生分开编制与领导。唐志珍任支部书记，郑兆文任组织委员，郑德芳任宣传委员，实际工作则由邹玉鼎、江中祥负责。1940年9月，女小支部改由杨麟科负责。1942年1月，由于女小学生党员毕业离校，西区区委研究决定，撤销恒口女小党支部。

此外，西区区委小组会议也曾多次在恒口女小召开。1939年11月，邹玉鼎在恒口女小召集主持区委小组会议，研究商讨吸收党员，打击国民党反动分子等工作，与会的有杨麟科、杨静波、江中祥、陈仁辅等人。1940年6月，邹玉鼎在女小再次召集主持区委小组会议，研究派同志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及如何向工农分子宣传共产主义等问题，与会的有杨麟科、史洪基、李建棠、杨静波、王文俊等人。11月，邓金印在恒口女小召集主持区委小组会议，研究策动武装同志伺机在恒口进行暴动的问题，与会的有杨麟科、江中祥、杨静波等人。1941年1月，杨麟科在恒口女小召集主持区委小组会议，研究严守党内秘密，坚保身份，组织学生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等工作，与会的有陈光有、陈仁辅、江中祥、李建棠、杨静波等人。

中共(地下)恒口支部旧址位于今安康市恒口镇越南刘星耀小学，时为八腊庙小学。

1938年5月，兴安师范学校(简称兴师)学生郑宗谟经兴师党支部书记王力、组织委员刘文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郑宗谟从兴师毕业回到原籍恒口后，按照中共陕西东南(安康)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陕东南工委)“把建党工作由兴师推向各地”的指示，利用社会关系积极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先后介绍同乡贺立鉴、邓金印等人入党。后来这些人都成为恒口地区党组织的骨干。同年9月，郑宗谟受聘河南乡八腊庙小学任教，随即在陕东南工委书记王力、组织委员刘华的帮助下组建安康地区第一个基层党小组——八腊庙小学党小组(又称恒口党小组)。该小组只有2名党员，郑宗谟任组长，成员为王学琛。为了壮大革命队伍，郑宗谟后又在河南乡发展李洪保、郑宗尧等人入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1939年春，八腊庙小学党小组改建为恒口党支部，郑宗谟任支部书记，李建棠任组织委员，贺立鉴任宣传委员。这也是安康县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到1939年7月，恒口党支部扩大为3个党小组，即河南党小组，由郑宗谟兼任组长，成员有李洪保、郑宗尧;河东党小组，贺立鉴任组长，成员有王学琛、王文俊、王崇法;河北党小组(包括恒口镇郊、千工堰流域)，由李建棠任组长，成员有杨静江、杨麟科。1939年下半年，郑宗谟考入国立四中，该支部停止活动。

中共(地下)西区区委旧址位于今安康市恒口镇明清老街草庵庙。

1939年夏，家住恒口的兴安师范学校党员学生毕业，先后到恒口镇及附近小学任教。时任恒口女子小学教员的中共(地下)安康县委组织部长邹玉鼎提出，在各校师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9月，党员发展到34人，邹玉鼎遂主持成立中共西区(今恒口、五里)区委，并兼任区委书记，杨麟科、江中祥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到1940年6月，西区区委共有党员70余名，下设恒口小学、恒口女子小学、关帝庙小学、恒口教员、恒口在乡军人、河东、岭东7个党支部。至此，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在此期间，西区区委会议大多在恒口六保草庵庙举行，均由邹玉鼎召集主持。其主要内容：一是上党课，宣传讲解党的基本知识;二是宣讲对日作战形势、国共关系等时事政治;三是宣讲边区人民生活见闻、八路军英勇抗战事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四是传达上级指示，选拔人员赴中共陕西省委和延安学习。其中，规模较大的会议有以下三次：1939年12月，区委在恒口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邹玉鼎主持，杨麟科、史启义、江中祥、杨静江、陈仁辅、李建棠、王文俊、杨静波、赖延年、陈光有、贺立鉴等人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区委工作如何开展，恒口街道及各学校党支部如何组织;1940年3月，区委在草庵庙召开支干联席会议。会议由邹玉鼎主持，县委书记鲁继冲出席，熊宗夔、江中祥、陈仁辅、李建棠、陈光有、史余波、杨静波、王文俊、赖延年、史洪基、杨麟科、吴孝恭、贺立鉴、王武英等人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查讨论工作，制定宣传计划，讨论发展武装干部。会议还决定让江中祥打入三渡乡公所(今五里镇)，发展组织，掌握武装;7月，区委在铁岭三保灯盏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邹玉鼎主持，刘子芳、熊宗夔、杨麟科、史洪基、贺立鉴、陈光有、李建棠等人参加。会议决定，邹玉鼎、王崇法、史洪基、吕永森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恒口工作暂由杨麟科负责。

1940年7月下旬，邹玉鼎赴省委学习，省委指示，“要坚决纠正安康县委过去那种把党的活动公开化的错误作法，不能开支干联席会议和党员会，那样的作法是极其危险的”。自此以后，区委很少再开5人以上的党员会。

1941年2月，邹玉鼎由于身份暴露离开安康，西区区委书记改由杨麟科担任。区委按照上级党委“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对各支部进行了调整。1944年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安康各级党组织均遭到破坏，西区区委活动中止。

恒口暴动旧址位于今安康市恒口镇明清老街三圣庙，时为恒口镇公所警备班所在地。

1940年6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鄂西重镇襄樊、老河口等地，继续向西推进，不断派飞机轰炸安康，形势骤然紧张。安康国民党当局加紧征集军粮，滥拉壮丁。恒口军人党支部多次酝酿武装暴动，均被中共安康县委劝阻。

1941年2月，中共安康县委在恒口梁家沟贺立鉴家召开扩大会议。军人支部再次提出夺取恒口镇警备班枪支等问题。会议决定，“原则上待机而动，遇党员大批遭受逮捕时公开暴动，现在开始，小部分活动，即白天不动夜间动”。会后，已暴露的县委书记邹玉鼎撤回中共陕西省委，军人支部组织关系转交继任的县委书记王崇法。同年4月，恒口进步青年何宗珩等人在王彪店洋溢河，劫持了恒口警备班押送的壮丁何万龙等11人。7月，王崇法根据省委对安康武装斗争的原则和安康具体情况，草拟了《恒口暴动计划》，前往省委汇报请示。后因故滞留城固，未能到达省委。10月29日晚，在没有得到省委指示的情况下，何万龙、江中连等带领10余名青年，缴获恒口镇公所警备班枪支22支及部分弹药，组成游击队分两路向北山进发。恒口暴动发生后，伪安康县长赵文质亲率保安队数百人赶到恒口镇压。31日，游击队在新民乡鱼姐河遭县便衣队和恒口警备班包围。至11月14日，何万龙、何宗珩、张碧佩、吕国藻、唐云贵、张家贵、汪秀琛等先后惨遭杀害。此次暴动是在没有得到上级组织批准以及后续力量配合的情况下，军支领导人贸然行动，遭致失败的。

中共(地下)梅子铺支部旧址位于今安康市恒口镇梅子铺小学，时为铁岭小学。

1940年8月，邹玉鼎从中共陕西省委返回安康，重组中共(地下)安康县委，并任县委书记。经时任教育局视导员的党员杨静波推荐，邹玉鼎到铁岭中心学校(又名岭西高小)任教。任教期间，邹玉鼎利用地理和工作上的便利，赴汉阴、石泉向当地党组织传达省委指示，发展党员，并帮助建立了汉阴党支部。同期，党员邓金文也被分配到铁岭初小任教，主要负责联络石泉、汉阴的同志。当时在岭西乡已有4名党员，均为小学教员，已初步具备了成立党支部的条件。1943年2月，中共(地下)西区区委书记杨麟科调任铁岭小学校长，同时带去该校任教的还有党员李建棠、王学琛等人。鉴于当地已有六七名党员，且无人领导，杨麟科即成立了梅子铺党支部，指定沈继贤为支部书记，并交代有事和邓金文联系，但不能任意发展党员，注意隐蔽不要暴露。1944年1月，因叛徒出卖，安康各级党组织均遭破坏，梅子铺支部亦停止活动。

三、播撒革命火种，开辟新天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及红二十五军北上后组建的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转战安康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播撒革命火种，为中共安康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安康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立，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在环境恶劣、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仍坚持在白色恐怖和严厉统治下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组织起义和兵变，力图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虽然大都失败了，但是，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培养了一批经受斗争考验的干部，积累了经验，唤起了民众的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陕西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进攻中原解放区。1946年7月，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转战陕南地区，南路突围部队转战鄂西北地区，分别开辟豫鄂陕根据地和鄂西北根据地，建立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和中共鄂西北委员会，以及相应的政权军事组织。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将根据地划分为五个分区，建立五个中共地委。8月，中共豫鄂陕边区第一地委在镇安县七里峡建立中共镇(安)郧(西)旬(阳)工委和政权军事组织，下辖安康地区的旬阳、白河两县部分乡镇。9月，中共豫鄂陕边区第五地委在宁陕县东江口地区建立后，10月建立中共东江口中心县委和政权军事组织，在宁陕等县开辟根据地。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7月30日解放镇坪县城。8月，中共鄂西北委员会将鄂西北划分为五个分区，建立五个地委。第一地委在湖北省竹山县田家坝建立后，下辖中共白(河)竹(溪)平(利)中心县委和军事组织，在白河、平利、镇坪和湖北竹溪等县毗邻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3月，在中共陕西工委指导下，在白河县卡子乡建立了跨省界的中共陕西(陕鄂)边界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统战工作。1947年8月，太岳军区第四、第九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组成太岳兵团，南渡黄河，挺进中原，开辟豫陕鄂解放区。9月下旬，四纵队十二旅和三十八军十七师、教导团进入陕南。12月在安康地区的旬阳县、商洛地区的山阳县、湖北省的郧西县结合部设立上关县，建立党政军等组织。1948年4月上、中旬，十二旅解放白河、旬阳县城，建立中共白河县委和中共旬阳县委。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豫陕鄂解放区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解放区。1948年6月7日，建立中共陕南区委员会和政权军事组织。1949年5月1日，在陕南军区部队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5月12日，经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中共安康地委、安康专员公署在湖北省郧县正式建立。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南区安康军分区也在郧县建立。接着，相继建立平利、旬阳、岚皋、紫阳、安康、汉阴、石泉、宁陕、镇坪等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中共安康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共白河县委也由中共两郧地委领导划归中共安康地委领导。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和安康军分区部队，向安康全区进军。11月27日解放安康县城，中共安康地委、安康专员公署、安康军分区进驻安康县城。汉阴、岚皋、紫阳、石泉、宁陕、镇坪等县也在短期内相继解放。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军区转战陕南地区和鄂西北地区，同时开辟了豫鄂陕根据地和鄂西北根据地，建立了党、政、军组织;中共陕西工委建立了中共陕西(陕鄂)边界工委;太岳兵团挺进中原，创建豫陕鄂根据地，成立中共豫陕鄂边区委员会。中共安康组织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活动，组织生产，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发展地方人民武装，配合中原军区作战，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同时积极开辟第二战线，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为安康全境解放和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安康组织自1927年到1949年5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创建、发展、壮大的过程，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和镇压下，经受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视死如归，坚守革命理想和信念，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为党工作，为人民解放而不懈努力奋斗，留下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追赶超越，绿色崛起”建设美丽富裕新安康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