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

我是利川的新市民，利川是我的第二故乡。2013年到利川苏马荡参观看房订房，2014年正式入住，到今年已经整整10年了。前不久，我用美篇的方式全面介绍过苏马荡。本来一直想全面介绍，但是觉得时机不成熟，现在自己都已经是十年的“候鸟”了，对苏马荡已经比较了解了，而且苏马荡也发展得比较成熟了，觉得时机到了。所以这篇文章的影响还有点大，利川融媒体也感兴趣，指间利川给予了发表。

在利川的“候鸟”生活，我觉得很高兴很愉快。利川市委市政府对“候鸟”人才高度重视。我也被聘为利川市干部教育特聘教师，还被聘为利川市委党校的客座教授。这些年尽我的能力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第二届利川市“候鸟”人才特别贡献奖。其他奖我还觉得无所谓，这个奖我真的非常看重。因为退休了，能够做点事，还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肯定。这次应邀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我也非常高兴。

我觉得，当年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十字路会议，它的召开本身就具有深远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今天在十字路会议九十周年的时候，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学“四史”，我觉得我们研究十字路会议和鄂川边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情况，对于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这方面意义重大。我们只是宏观地学习还不够，要深入下来。你要深入下来，那就要对地方党史、地方革命史进行研究，来充实相关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次纪念活动，搞得很有意义。

恩施州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共利川市委，还有恩施州烟草专卖局，三个单位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方。这几天活动下来，我感觉这几个单位的同志们，确实辛苦，花了很大的功夫认真举办纪念活动。所以我先说一点感受，有四句话：准备充分，安排周到，内容丰富，效果很好。这是我的一个总的感受。

这个感受怎么来的呢?

比如说7月15日我们报到的当天晚上，那一台红色文艺轻骑兵老区(利川)行的文艺演出，它反映的都是当年红军的革命精神和老区现在的新面貌。我们通过这一台文艺演出，受到了红色文化的熏陶。

昨天一天的参观考察，我们亲临文斗镇十字路会议的现场，回顾了贺龙领导红三军当年的艰苦岁月，又看到了老区建设取得的新成效。也就是我们既看了红色，又看了绿色。由于时间紧张，我们看到的绿色，主要是看了烤烟基地，这段时间那个烤烟它不是黄色的，它是绿色的，长势很好。又在凉雾乡看了莼菜基地，莼菜也是绿色的。这些都是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的特色产业，是我们老区建设的成果，是为了让老区人民富起来。这也正是我们促进老区建设的希望。

今天，我们用半天的时间来进行史学研讨。利川市委刘智勇书记，他那么忙，专门抽出时间亲临会场，还作重要讲话。他同时是恩施州委常委，这就体现了恩施州委和利川市委对于这次纪念活动的高度重视。文斗镇政府做了关于十字路会议旧址的保护、利用经验的介绍，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同时也感受到，你要把它保护好、利用好，其实也有很多困难。当然也给了我们发展前景的展望和希望，只要我们用心，这个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是能够做好的。从他们这个经验介绍中，也给了我们信心。覃章梁副会长对这次活动的论文征集情况以及优秀论文评选情况做了介绍，而且他还亲自写了这个论文集的前言。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半天的研讨，依托的是前段时间的论文征集活动。不管论文进没有进这个论文集，我觉得我们这一批老促会的同志和方方面面研究这一领域的同志们，是非常认真的，是下了功夫的。在今天的研讨发言阶段，有11位优秀论文作者发言交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位来自重庆市政府办公厅的特邀代表发言，对老区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这次纪念活动，现场参观是体验式的，史学研究是学术性的，这个现场体验与学术研究相结合，非常好。

关于十字路会议与鄂川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我们这次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个丰硕成果，首先就是体现在这一本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既有沉甸甸的这个重量的分量，他很重啊，拿起来真的还有点分量。当然它也更体现出研究的质量，就是大家认真研究的这个心血付出，换来了一批优质论文。这本论文集体现的分量，我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的。

所以，能够参加这次纪念活动，我个人也是非常荣幸的，给我提供了一次学习的好机会。这几天认真看论文和相关资料，我很受教育和启发，收获良多，而且还激发了我对十字路会议与鄂川边根据地研究的兴趣，我愿意加入这一块研究的队伍。

我来了之后，组委会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要对研讨会做一个总点评。其实我对这一块研究过去不熟悉，这次来我真的是抱着一个当学生、认真向各位学习的心态来的。那么学习过后还是有些体会的，也应该向领导们和各位代表汇报汇报。我主要谈以下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这本论文集里面的成果，收录了25篇优秀论文，大家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包括覃章梁副会长写的这个前言也很好，它其实就是一篇很好的综述性论文。你把这个前言看一下，你就发现脉络非常的清晰。然后你再来读后面的这些论文，就会发现很有帮助，它起到了一个领读的作用。这个论文集的编集校对质量也是比较高的。虽然有那么几处差错，但真的很少。虽然目前只是个内部的交流集子，质量真的是比较高的。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方方面面，你们下的功夫都很深。

第二层意思，我觉得我们今后对这一块的研究，要注意史料的进一步收集，要拓展收集史料的范围。因为搞史学研究，没有史料，你没办法研究。而且十字路会议也好，这个鄂川边根据地也好，离我们今天已经有点久远了，很快都要上百年了。历史久远了，当年那些知情人都去世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搞这一块研究，你要想实地调查都不可能了，你调查谁啊，人都不在了。我们只有靠收集这个史料来开展研究。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下篇部分就收录了10多万字的史料，提供给大家研究时参考，这就很好。希望今后继续编印更多的史料，为大家的研究工作提供方便。

第三层意思，我觉得我们今后对一些重要的事件、人物，可以立项进行专题研究。尤其是要注意弥补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断裂带。就是历史上的事，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不清楚的就是断裂带。所以我们就要通过研究去弥补那些断裂带以及搞清楚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我们把它补起来。

比如说关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纠“左”的问题，我就觉得可以立项进行专题研究。这次通过学习，我发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为这次研讨会写了一篇论文，但提交晚了，大家没能看到。我在论文中讲，对十字路会议纠“左”纠偏的意义，还要加深一点认识。但是现在来看，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就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纠“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读了一些资料，也看了我们的论文集当中的有些文章，讲到这个事的时候都不统一。有的说是从大村会议(1933年12月)就开始纠“左”了，当然我看多数是说十字路会议(1934年4月)开始纠“左”。我还看到有一篇文章，是讲后来的那个枫香溪会议(1934年6月)才纠“左”。但又有人说其实是之前的那个烧巴岩会议(1933年7月)就开始纠“左”了。你看这个说法很不统一。

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就用了一个“初步纠‘左’”。我说十字路会议是初步纠“左”，觉得这个说法要稳妥一点。这个纠“左”，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但是这个过程，到底起点在哪儿?是在烧巴岩会议呢，还是大村会议呢?但不管你怎么说，我觉得十字路会议这次纠“左”的成果，要充分地认识。十字路会议使红三军实现战略转移，而且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决议》。这个重要《决议》，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你就说后来的枫香溪会议，其实还是在贯彻落实十字路会议这个《决议》的精神和里边规定的方方面面的任务。我理解就是这么回事。当然，彻底纠正夏曦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是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撤销了夏曦的职务。所以这个就值得专题研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看到这次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讲到十字路会议上对夏曦的权力进行了限制，取消了他的“最后决定权”，明确了贺龙的军事指挥权。这个太重要了，有史料根据没有?这篇论文中没有做注释，没有说这个事情是见于哪一个史料。如果有史料根据，我希望贡献出来。为什么我说这个太重要了呢?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么十字路会议纠“左”的意义，那就太重大了，那就真的可以跟遵义会议的意义相类比了。你想一想，虽然没有像遵义会议那样把博古和李德赶下台，但是取消了夏曦的最后决定权，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结束了夏曦作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独断专行，贺龙等人就更能抵制他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这个斗争成果多么重大嘛!我们凭这一点，就可以充分认为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十字路会议，是一次纠“左”取得重大成果，实现战略转移的重要会议，其意义堪比党中央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所以，像这样的重要事件，一定要搞清楚，要有史料支撑，不能只凭推测推论。

第四层意思，就是对恩施州老促会提一点希望。希望你们把全州老促会的研究力量很好地整合起来，把周边老促会联合起来，还要与党史办合作开展研究工作。我刚才听到有很多代表发言时，都对你们进行表扬，说你们工作做得好。那今后要再上一层楼，大家一起深入研究鄂川边根据地。

刚才于德海会长说得很好，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宣传，进一步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认知鄂川边革命根据地的意义。那么，在研究宣传上，一些重要的事件、重要的提法，就要统一口径。一旦形成共识的成果，那就以我们恩施州老促会的结论性意见为准。今后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不要再自说自话了。我们一定要以达成共识的说法为准，不然就有问题。我看了一些文章，包括这个论文集中的文章，就看到不少提法不一致的问题。

比如说，到底是“鄂川边”还是“川鄂边”?关于根据地名称问题，它不是外交关系。比如说我们中国和俄罗斯，我们站在主人方，我们说“中俄关系”，俄罗斯站在他为主人方，他说“俄中关系”，这个可以。但是这个根据地的名称，就必须统一，鄂川边就是“鄂川边”，不能来个“川鄂边”。你不能说我是四川(今为重庆)的作者，我写文章时就说是“川鄂边”，这个要不得。

还比如说，这个红二、六军团会师，到底是在酉阳的南腰界呢，还是在印江那个木黄啊?都说是1934年10月，日期上相差那么几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看到文章中说法不统一，才提出来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红二、六军团那么多人，可能有一些部队是在南腰界会师，又有一些部队是在木黄会师。我还看到一篇较权威的文章中说，红二、六军团是在木黄会师，在南腰界召开的庆祝会师大会。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姜廷玉，是军史专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若真如此，我们写文章时，那就不能只说红二、六军团在木黄或南腰界一地会师，应把会师的过程说全。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就要严谨，要表述准确一点。

还比如说，把红三军游击独立团，更名为这个鄂川边红军独立团，到底是在十字路会议之前几天就更名了呢，还是十字路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看有些文章说，红三军游击独立团与红三军大部队会师，在慰问游击独立团时就更名了。但又有说是十字路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所以，这个更名，到底怎么回事?其实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你仔细抠，就会发现好多具体的说法不统一。这就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要得出一个共识性结论。

类似这样的问题，都需要利川市老促会及各地老促会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恩施州老促会来把关定论。一旦形成定论，今后我们各方面在研究宣传中涉及这些问题的时候，都用这个形成定论的说法，就不要再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了。这样的对外宣传，若口径不一致就会影响效果。你内部都不统一，你怎么叫别人来采纳你的研究成果嘛!

还比如说，关于夏曦在红三军内部搞肃反扩大化，解散党团组织，不少文章都说最后只剩下四个党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东生。你说只剩下四个党员，什么意思呢?你不适当加以说明的话，那可能就会误解为夏曦搞肃反扩大化，把其他党员给杀光了。我看到一些资料，特别是看到廖汉生的回忆录中讲的情况，就理解了。夏曦确实错杀了很多人，其实还有很多党员是活着的。但是由于解散了党组织，其他党员就失去党员身份了，所以最后就只剩下四个有党员身份的人，是这个意思。这也看得出来，我们搞史学研究，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相关问题的研究，真的要严谨一点、表述得准确一点。

以上谈的这些看法，如果有不准确或者不正确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包涵和谅解。再次谢谢大家，并祝大家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注：刘康，男，1956年生，中共党员，重庆市武隆区人，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原科研处处长，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利川市“候鸟”人才，被聘为利川市干部教育特聘教师、利川市委党校客座教授。获利川市第二届“候鸟”人才特别贡献奖。现任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根据录音整理，经过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