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来看，邓小平“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包括了三大目标，即战略赶超、政治民主化与共同富裕。这三大目标，各有其路线图。

　　就“战略赶超”的目标而言，我相信麦迪逊的“有条件的后发优势理论”。当然，靠低地租、低薪酬、高投资、高污染、高出口的发展战略已走到尽头，中国已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所谓转型，首先指“扩大内需”以降低“出口与投资”在增长中的比重。而意欲扩大内需，则要着力调整内部分配结构;其次指产业结构调整，这不仅指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更主要指整个经济在“科技与品牌”战略的引领下，向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提升。因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创新愈加成为关键。对此，我持乐观的态度。

　　关于“政治民主化”，目前中国知识界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用西方议会民主制取代现行制度，这不是“政体改革”，而是一场“政治革命”。一是在维持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在执政方式上推进“民主化”进程，尤其是逐步扩大“基层参与式民主制”。如将村民自治扩大到乡镇自治。

　　“共同富裕”近年来逐渐成为政策和舆论的焦点。如果将“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平等”，这是不现实的。如果将“共同富裕”理解为“让低收入阶层也能分享改革开放成果”，这不仅应该，且是可能实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不足而补有余”会引发“社会革命”，相反，“取有余而补不足”达到财富均等，亦会引发社会动乱。

　　近些年来，中央新增财政重点向中西部倾斜(2011年，西藏自有财政收入约为90亿，而中央转移支付770亿，且不包括各省市的对口援助经费)。城市财政向农村倾斜(城乡一体化建设)，公共财政向事关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倾斜。这些政策调整，使百姓受益。据我的观察，中国亿万中老年农民是十分满意的。

　　在上述三大战略目标不断推进的前提下，中国要实现追赶目标，还有赖于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发展。

　　亨廷顿曾提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前后两阶段论”，并指出了“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区别。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阶段，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来引领现代化。两阶段交接的时机：一是该民族自身在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足够的“民族自信”，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而出现大量问题。因此，这两大动力推动着整个民族“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实现新的民族认同。

　　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接近“两阶段”交替的临界点，在文化上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在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日渐兴起;在学术界，费孝通等人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社会学领域本土化的呼声增强。

　　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追赶目标的实现将增强民族自信，从而加快中国文化复兴进程。(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今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