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体制有所转型，国家权力从农村基层社会有所退出，公共品供给出现困境。村民基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需求，突然发现了“好混混”，甚至觉得与其要道德高尚的村干部，不如要“好混混”。这种状况在取消农业税后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这些“好混混”之所以能够受到村民好评，主要是因为能够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他们可能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村干部，能够从外界获取资源，能够对内使用强力，从而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也可能是一个具有“牺牲主义”精神的混混，动用自己的个人关系为村庄谋取利益，能使用自己的拳头解决村庄中的争议，从而提供公共品。

　　其实，“好混混”的特点就在于，其暴力不是用来伤害村民的，而是用来解决村庄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村庄提供公共品的;或者他的暴力虽然伤害到了某些村民的利益，但维护了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满足了多数村民的实际公共品需求。

　　可以说，“好混混”履行着一种“私人执法”的功能。不过，这里所说的“法”并不是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村民和村庄集体基于生活需要而产生的集体情感和“地方性规范”。

　　在传统熟人社会，人们应当遵守村庄的集体性决策，为宗族和村庄公共事业出力，搭便车行为违反了村庄生活基本准则，应当受到惩罚。宗族组织对之实施的是硬惩罚，而全体村民则可以对之实施软惩罚。在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深入村庄，宗族权威被打破，村干部取而代之。他们继承了传统宗族组织的权威，承担相应的惩罚功能。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不断从乡村社会退出，村干部的权威日渐下降，上个世纪90年代后再难维持有效惩罚。因此，地方性规范再难以被执行，搭便车和各种越轨行为层出不穷，但村民敢怒不敢恨，无法有任何作为。这时，如果有一个“好混混”出来，一身“侠义”，道德感强，愿意动用自己的力量惩罚那些搭便车者，自然很受村民欢迎，他无疑充当了地方性规范的执法者。“好混混”的暴力此时就填充了国家权力退出所留下的空隙，“好混混”充当了政府的角色，履行着“私人执法”的功能。

　　正是在混混不断履行着“私人执法”功能的背景下，我们反对某些论调所希望的，通过发育民间力量来解决农村公共品问题。当前农村社会现状已经证明，一旦“国权退”，迎来的并不是“民权进”，而是灰色势力的跟进。正因为当前村庄中只有混混才能“私人执法”，也只有他们的“私人执法”才有实际效果，所以当前农村才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深入。我们不能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希望寄托在“好混混”的出现上，因为“好混混”毕竟只是混混中非常特殊的少数人。一旦放开对农村社会的有力控制，放开让“民间力量”发育，带来的必然是混混团伙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育，以及他们对村庄社会的进一步支配。因为混混团伙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成本最低，就像“好混混”“私人执法”的组织成本很低一样。他们需要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不像政府面对村民时需要讲法讲理，也不像村民自治组织需要民主协商。显然，在当前农村社会，讲法、讲理、民主协商的成本都比较高。（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