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为什么盛行讲假话

   作者：蔡永飞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在中国，常有一些官员因为说真话而出名。2005年出了一个张保庆，正如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因为他反正要退休了，所以，他公开揭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中央的政令其实常常都出不了中南海。随后，这位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就定格为一个讲真话的官员光荣退休了。无疑，张保庆的“光荣”，是众多不讲真话的官员陪衬出来的。

领导干部不讲真话，这不是个别现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2004年12月4日《人民日报》撰文说，在巡视工作中，他发现，“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主要表现是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当做成绩来讲。”

前不久的一个报道显示，讲假话还可以是一个领导机关的“集体决策”。2006年9月22日，由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和监察部等国务院七部委组成的“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第六组）到达贵州省六盘水市，“你一万个放心！”该市叶大川副市长说，“在我们的水源保护区，没有工业企业，也没有污水排放。”但督察组看到，水源保护区不仅仅污水横流，而且有30多家焦化厂在冒烟！而据报道称，此次汇报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的，副市长只是照本宣科、执行决策而已！

　　一些干部不讲真话，是一种值得反思的社会现象。

　　一、不讲真话现象是官本位社会的一种特征和真实写照

　　    人不可能在所有场合都讲假话，一些干部之所以讲假话，是因为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场合存在着需要。

　　这个需要不讲真话的地方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讲话者和听话者之间是不平等的，讲话者在对方的控制之下――他们面对着的是管着自己的、不敢违拗的“领导”或“督察组”、“巡视组”，是这些人让他们产生了不讲真话的必要性。

　　第二，讲话者有其自身的利益，这样的利益是和听话者的利益不一致的，听话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常常不愿意或者不适宜听到真话，讲真话可能是没用的，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虽然不讲真话也有风险，但他们权衡的结果却更多选择讲假话。人们常常是因为出于恐惧、是为了保护自己才不讲真话的，因而不诚实、讲假话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不讲真话实际上是讲话者必要的“防身术”。

　　第三，这样的后果的到来是随意的、无条件的、不可预料的、无规则、没有程序的。如果是可预见的，人们就会因为有准备而不那么害怕了。客观上，讲假话者也是在顺应这样的社会，是对强权的妥协和纵容。

　显而易见，这个需要讲假话的地方是一个“以官为本”的“官场”。就经验而言，只有那些管着我们的领导才如此“可怕”。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一下：在一个“民本位”的社会里，如果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都得到了保障，人们应该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讲假话：既然社会以“民”本位，社会成员就应该没有“官”和“民”的身份区别，人们拥有平等的人格，不需要害怕别的什么人。而且讲真话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在一般情况下，即使面对的是管着自己的官也应该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和不利；相反，讲假话则是有风险的，不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一个官员在被调查确认为讲假话之后就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且也会受到与这样的法律相适应的道德评价机制的惩戒。如果是这样，谁还要讲假话呢？

从理论上说，任何“听话者”都不希望别人讲假话，官本位社会里的“官”也不应当例外，只是官本位自身的逻辑，使人们讲假话成为必然。一些干部不讲真话、缺乏诚信，是官本位社会的一种特征；官本位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个人权利和利益缺乏保障的社会，是人治的社会，是存在着因为说真话招致危险的社会。真实地表达自己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在强权面前被迫放弃这一权利，表明在这个社会中官权高于人权、官权压抑着人权。

　　二、不讲真话注定官本位社会是一个腐败的社会

许多从“文革”过来的人都说，当你不能讲真话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沉默，所以不讲真话毕竟是讲话者的自觉选择。许多讲话者在价值观上认同或者不得不接受官本位的现实，表明这个社会已经把许多人塑造成了只要利益、不要人格的物化的人。

“官本位”是一种社会资源控制和分配体制和机制。其实，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同社会的区别只在于资源分配方式是不同的。我们这里的资源掌握在官手里，由等级不同的官员负责分配，大官掌握多的资源，小官掌握少的资源，所以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资源，我们就跟着大官；要不到多的，我们就只好跟在小官后边了。

问题在于，因为资源不足，而官员以需要控制资源，一个必然的选择就是将资源信息和分配方式神秘化。让太多的社会成员知道资源存在的状况和资源分配方式的状况，难免不利于官场运作，而神秘化则可以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少数人说了算，事情处理起来肯定要简单一些。但是，从官场向下流动的信息神秘化，也会造成向上流动的信息也神秘化，这是一种自然也是必然的反应，也是对上方信息神秘化的回报。如果官场处于良性运行的时候，比如说，上方对下方控制得比较稳妥有力、而恰好社会资源分配的格局也能够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时候，下方就可能无法上报假信息，或者自愿上报真信息。如果下级官员对上级说假话已经十分普遍的时候，那就一定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问题，当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渠道不得不发生扭曲的时候，讲假话自然就会成为普遍现象。

当人们被迫或者主动去讲假话的方式去追逐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时候，事实上人们就会明显呈现“物化”的现象。其实，其他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之下都会使人“物化”，但在官本位体制下人们的物化则对人性的扭曲更为严重。比如说，在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它是人们在雇佣劳动制度中人们成为资本的奴隶的，但至少人们可以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赤裸裸地追求金钱。而在官本位社会出现的现象则是，尽管人们是在追逐利益，却会装着不是。官场里的官员明明是在男盗女娼，却装得一本正经；而且在这样一些官员的带领和影响下，社会也只好伪善成风。在这种以官为本的官场里，讲真话、要人格反而会成为许多人的笑柄，他们会被称为“傻子”、“农民”等等，物质利益、权势、身份等等身外之物和善于讲假话的“能力”，反而会成为人们衡量是非成败的标准、成为某些“成功人士”、“社会名流”和“大人物”的标志。只有善于玩弄不讲真话的手段，善于遮掩和藏匿自己的个性和自信的人，才会是这个社会的英雄，才有可能得到当官、当大官的机会，如果不“成熟”、不“谙世事”，动辄讲真话、显示自己的个性和自信，那么就会招致嫉恨自己的人的打击，从而被官本位的机制所淘汰。所以，官本位社会人们追求的利益即使是正当的，也会受到体制的扭曲和污染而变质。普遍讲假话必然使人们之间失去信任，在利益关系中互相欺诈则必然普遍发生，于是，人们的利益便越来越具有腐败的性质。

　　三、不讲真话现象表明这个社会正在酝酿着危机

　　 当不讲真话、缺乏诚信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这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由虚假的信息维持运转，与官方相联系的社会运行机制会越来越成为空中楼阁，而这个空中楼阁则随时都可能倒塌。

　　 不讲真话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社会必然会分化为两个“社会”，一个是“表面”的社会，一个是“真实”的社会；表面社会的游戏规则及其相关的价值体系表现为一种“显文化”，它是较为普遍地不讲真话的官方的文化，在民间，在非官方的、私下的“小圈子“里，人们是在讲真话的“文化”中，这一文化不妨称之为“潜文化”。

在表面的“显文化”中，许多人假装在讲真话，实际上是在讲假话；虽然人们彼此也知道对方在讲假话，但常常默认彼此讲假话的规则。而且以江湖式“小圈子”林立为基本特征的“潜文化”的产生和存在也是人所共知的，它实际上是公开存在的。两种文化并存，表明“显文化”背离了民间、与民间存在着对立，人们在用“小圈子”的“潜文化”对抗着“显文化”，人们用假话来应对“显文化”，这种应对一方面维系了显文化的生存，另一方面也在加剧它的危机，最终必然是真实的社会取代表面的社会。

同时，官本位社会必然是一个“投机者社会”。如所周知，我们排斥讲真话的机制，导致了这个人治社会的“伯乐”机制。既然缺乏一个让每个人真实自由表现自己的社会运行机制，那么符合这个社会机制所需要的人只能靠“领导”去发现，被“伯乐”发现了，千里马才会成其为千里马，否则，千里马只等于一匹死马。于是，为了成为“千里马”，人们需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进入伯乐的视野，然后花言巧语、巧言令色、卑躬屈膝地哄骗、讨好“伯乐”。“一些干部”到了领导面前，他们的目的只是要让领导满意，而不是讲真话，只有当讲真话能够赢得领导欢心时，才可以讲真话；而讲真话的程度取决于领导需要真话的程度，确切地说，取决于“一些干部”对领导是否需要真话的判断。如果讲假话还不能让“伯乐”发现自己，一些干部只好选择行贿，花钱买通“伯乐”，让“伯乐”硬说自己是千里马。当然，这个社会里也有真的伯乐和真的千里马，否则社会或许早已无法运转了。问题在于，一个社会只能寄希望于伯乐，而其基本的控制机制以淘汰精英为特征、社会运行要靠一些善于“不讲真话”的人维持，那么，这个社会机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容易了。

　　 官本位社会的最大危机在于，不仅仅事实上官员们的利益整体上具有趋向于腐败的特性，更重要的是，不能不经常讲假话，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危机，这一问题必然带来的一个突出后果是，官场整体上被“有罪推定”——在中国流传着一个说法：领导干部全部抓起来可能有被冤枉的，但隔一个抓一个就一定有漏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