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队伍究竟怎么样，一直没有一个客观的，人们又普遍认可的权威说法。前些年，人们在不约而同的开着一个沉重的玩笑，就是假设把一百名中国的地方干部派到美国去，就能很快把老美搞乱、搞垮甚至搞掉。动机是恨老美，恨老美的强大、霸气，对中国说三道四和不可一世。另一层本意是暗指我们的地方官员队伍问题太大。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无法让人笑得起来的幽默。香港某顶级房地产大亨曾披露，他在大陆某个城市开发休闲工程，由于官员的勒卡拖沓和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损失资金至少上千万元人民币。许多港商、澳商、台商都非常惧怕同大陆某些官员打交道。由于官员作风问题，近年导致外商撤资、撤股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个别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无疑，令中国整个地方官员队伍蒙羞。
知耻近乎勇。干部队伍的运行状态，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走向和社会风气。正确判断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从根本上提高整体公务运行质量的关键和前提。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工作，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讲”、“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收到了一些预期效果。但是，在公务运行中“不三讲”、“不自觉”、“不先进”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广大群众对干部的评价还不容盲目乐观。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地方干部队伍的运行状况而言，还有许多亟待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八大方面：
一、贪污腐化。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各个领域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各级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无制而膨胀，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逐渐成为执政党执政考验中最大的问题。这种腐败的程度，虽然难以作出准确科学的数字评价，但就其普及程度却涉及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手段之高、数额之大、态度之狂、涉及之广、查处之难，却为世界瞩目。一个级不入科的干部可以顺利得手上亿之资；一个身上曾放射无数光环的省部级干部下场可能竟是巨贪大盗；一个屡被侦察的官员竟敢扬言“组织上查我十八次，就提拔我十八次”；更有甚者，有些官员自从上任伊始，就开始盘算买官的钱何时收回，何时反亏为盈；有些贪官竟以以身殉贪，舍身取贪，“牺牲我一个，幸福几辈人”的“值得论”为大义。据权威部门统计，从1990年开始，我国每年因官员腐败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3万亿元，相当于我国整个gdp的20％。这些钱财足够几亿人口平步进入小康社会！而且近年来官员贪污腐败呈上升趋势。其中，2005年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各类官员违纪近16万人，县处级以上多达5000余人。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的反腐败形势不仅不容乐观，而且真正到了重新认识、重新举措，非重拳出击不可的时候了！
另外，吃喝嫖赌抽“五毒”或“八毒”俱全的干部大有人在，包二奶、养小蜜，欲言阅尽单位、部门春色者不在少数，大搞权钱、权位、权色交易早已不是什么见不得人，需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丑事了。在基层，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完全不顾自己党员干部的形象，利用自己的职权同异性下属乱搞两性关系。有些人甚至连自己下属的妻子、儿女、亲戚都不放过。社会上现在流传这样的戏言，“要想生活过得去，不妨身上沾点绿”，在群众中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实际上，这不是单纯的男女关系问题，而是干部道德素质的真实反映，是权色交易的重要表现，以至在有些领导不够检点的单位、部门，谁提干了，谁得好处了，大家首先怀疑是否“奉献”了。更有甚者，在同一个单位，如果谁想办成事，提拔重用，不仅要讨领导的好，而且还要想方设法讨“铁子”、二奶、三奶们的欢心，严重扰乱了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正常的政治、工作和生活秩序。这是一种十分不正常的现象。许多原本不错的官员，之所以走上贪污腐化，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不归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近“女色”、“面首”开始的。成克杰、刘方仁、李庆普、安惠君、蒋艳平、胡启能等贪官的落马都验证了这一道理。
再者，有些干部竟不信马列信迷信，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拜道求神、烧香礼佛者不乏其人。在有些地方，就连政府建办公大楼也要请道士看看风水，破破煞相，以求调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令人担忧和心痛。
二、严重失真。“假大空”是我国干部队伍中长期存在比较普遍的问题。说假话、作假帐、提供假情况、报假数字、，对许多干部来说并不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现行的数字统计、情况反映、问题分析，很多是含有水份的，在无意中为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虚假和投机制造了借口。做为最高决策层或上一级领导，要想得到最真实的情况，如果不轻车简从，深入实际，拨开层层迷雾，辨证分析第一手材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基层，水份含量大小，数字怎么做，汇报怎么说，完全要根据需要而定。如果是涉及反映单位和领导政绩的，就要尽可能把数字做大一些，如果是体现问题的，就尽量不报或压小数字。如，有些单位在上报公款吃喝、超标小汽车、公车实际消费等方面，都是先看计划，统一口径之后再上报数字，这些报出的数字往往远远小于实际发生的数字；而在拨付经费、发放政策性补贴时，就要想方设法把问题说大，困难摆足，争取多要一些；有些单位和地方在迎接各种检查或向上级汇报工作时也是如此，不管工作干多少，干得好和坏，都要千方百计把成绩说足说透，而问题则往往是一笔带过或干脆避而不谈；有些经济上比较混乱的部门，为了逃避检查，甚至出现了两本帐、三本帐等帐外帐的现象。这就是真和假，虚和实在某些地方、某些干部中的灵活妙用。有些人还习惯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会上说一套，会下做一套；对上说一套，对下做一套，或光说不做，说得多，做得少，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缺乏做人、为官、处事最起码的忠诚与坦荡。在某些地方，这种“假大空”不仅不被指责和唾弃，反而在某些人看来，还是一种能耐，一种炫耀的资本，而讲真话办实事的人，则被看成不识时务、不会工作和生活的“傻冒”，不仅得不到赏识、认可和提拔重用，而且还可能招致非议、孤立和打击，直至叫你走人。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当时向朱总理写信，说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真话而不得不辞职；去年全国轰动一时的环保局长写匿名信状告环保局不作为，以及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长张洪均因向媒体坦陈制止教育乱收费难而遭非难，自己不堪忍受巨大压力而被迫辞职，这是十分不正常的。
三、摆谱比阔。主要体现在一车、二吃、三交往、四形象、五办公等方面。过去发展缓慢，自行车代步美上天，县团级和偏远乡镇方配一台吉普，现在是股级干部坐本田、奥迪，捷达、红旗排不上号，领导上台第一项是换体面的车，并且一换再换。象交通、金融、税务、移动这样炙手可热的行业，高级轿车领导人均一台还有余额调剂。有些素质较低、不注意影响的干部上下班离家不到两华里，步行仅五、六分钟的路程，还要以车代步。据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披露，2005年全国公车消费支出多达2000多亿，相当于全国一年的军备开支还多，这还是保守的数字；改革开放前，温饱成问题，淫奢不敢思，迎来送往，逢节聚餐自不敢想，而现在却一桌公款吃喝少则上千，动辙上万，抽中华，喝“茅五”，穿名牌，住豪宅，坐名车在一些好的行业手中握权的干部看来稀松平常，也难怪2005年公款吃喝一项全国逾3000亿元，相当于军备、义务教育、平民公费医疗三项开支总和。可见赵本山的“扯蛋”并非真的扯蛋了。逢年过节领导之间、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公款走动，出手阔气，你来我往，已成常规，很少按违纪论。个别地方跑项目、要资金，要政策，更是金钱开路，数目大小多寡，拨付快慢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同投入成正比。有些官员为了面子，热衷于大操大办庆典会议，遍请领导、名流大腕助阵，所花几十万乃至几百万毫不心疼吝惜，难怪群众气得直骂“败家子”、“丧门星”。此外，办公条件的改善攀比也是其一。有些部门几乎是换一茬主要领导，就要从楼、到车、到办公设备统统换一茬。对有些领导来说，原有办公楼卖掉买新，或推倒重建近年不仅是面子工程，而且在有的地方形成了“政绩”工程。据有媒体透露，有些穷县连孩子读书问题都解决不了，但办公楼和办公设备、配车等绝不亚于发达城市。
四、拉帮结伙。大到地域帮；小到战友帮、同学帮、叩头兄弟帮、连带亲戚帮。在有些管理较为混乱、权钱势力较大、单位主要领导素质又偏低的地区、单位和部门，拉山头、搞宗派的现象比较严重。在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帮推，没有裙带关系，不要说提干升迁，就是做人都难。现在，靠帮走势，靠带裙结，买官卖官已经成为潜规则。有人曾斗胆横刀估计，在我国现行的官员提拔任用体制中，有些地方县乡以下干部的提拔任用，通过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或其他不正常手段提拔的至少在三至五成之间，两成介于正常与非正常之间，只有近三成是通过正常渠道，如公开选拔、高知高学、特殊机遇和特殊岗位需要上来的干部。有的部门在提干的问题上非常混乱，岗位职数因人而设，俨然一副“皇家自有待嫁女，招谁为附全凭君”的架势。老百姓用“不跑不送不能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来形象地讽喻这股不正之风显然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有些官员上来靠宗派，上来以后又大搞宗派，个别人临穷末晚还大肆提拔亲信，留后路，搞期货贸易。个别地方、个别干部甚至出现了染指黑社会、地方恶势力、不正当交易的现象，逐渐成为社会不良的“保护伞”。这种干部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已经严重影响正常的政治和生活秩序，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五、营私舞弊。在有些干部眼中，权力是谋私的利器。既可以换钱，又可以换色，还能以权换权办成别人所办不到的事。既可以惠及自己，又可以惠及妻子儿女、亲戚故旧，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现行的官场中把权力完全私有化，单位私有化、干部人事私有化和财物私有化或公私不分，公私兼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权力的明暗勾结，正在成为某些官员营私舞弊，权钱、权色及其它肮脏交易的重要手段。诸如官商勾结、官运勾结、官路勾结、官水勾结、官粮勾结、官煤勾结、官官勾结等。这些潜伏在地表之下或逐渐浮出地表之上的诸多“官x勾结”，无时无刻不在鲸吞母体，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如在1998年我国国有企业的一次重大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当时测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0亿元之多，超过八国联军和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多100多倍，足以再打几十次三大战役；而最近的一次，全国2005年国企民化，具体的国有资产流失数额又要远远大于1998年的几倍乃至十几倍。在这两次转制的巨大流失中，某些官员无疑是高明而又成功的“操盘手”。他们抓住机遇，创造条件，披着“合法”的外衣，内外勾结，几倍、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的作低国有公有固定资产的份额，大发“国难”之财。有些胆大的官员则干脆以亲戚、朋友、同学的名义个人出资民化企业，表面是官员，私下是老板，自己下套自己钻，既当官又发财，贞节牌坊立在了炕头上。显而易见，在这种“官x勾结”之下，至于一台公车全家用，公款招待、公款出国旅游，把七大姑八大姨安插在要害部门提拔重用，妻子儿女借势开公司洗钱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小儿科了。
六、脱离群众。优越感是各级干部思想行为上存在较为普遍的倾向。有些人一旦权在手，很快就忘记了当初立下的誓言，不仅不愿做公仆，就连父母官都不肯做了，而且完全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官员，甚至是“统治者”，把群众看成是乌合之众，对群众冷若冰霜，官气十足。什么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命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有些干部眼里早已是过时的玩艺，完全不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几乎荡然无存。由于某些干部自觉不自觉脱离群众，使群众心灰意冷，不敢太多期待干部，甚至产生对抗情绪、对立阶层，鱼水关系被严重破坏。干部不再需要群众的小米和盐巴，群众不再那么相信和拥护干部。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疏远群众，这是执政最大的忌讳，是一种无以言状的遗憾和悲哀，是亟待康复的伤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大声呼吁“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与其说是向社会、向人民的承诺，倒不如说是向各级政府和全体官员提出的忠告、期待更为贴切。
七、知错不改。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的干部以为自己总是对的，甚至习惯于把不是当是说，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这些人既错不起，又改不起；既不承认错误，更不主动去检讨和修正错误。把认错和改错看成是丢面子，丢权威的事。惧怕监督，敌视监督，逃避监督。其结果往往是错误越犯越大，直至无可救药。这种自以为是，既坑了自己，又对事业贻害无穷。这种现象在地方级干部中严重存在。另外，在对待别人所犯错误上，有些领导习惯把亲疏远近做为衡量是与非，以及给错误定性的主要标准。亲者既可以遍山放火，疏者既便是屋内点灯也不行。大有那种“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不对，就不对，对也不对”的霸气。这种不公，还体现在对待利益分配、提干以及工作和生活等其它诸多方面。
八、政令不通。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和国家的政策、策略很难执行到位，“肠梗阻”以及“贪污”政令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有些干部当中，嘴上说拥护，表态说执行，私下就变样，干干就走调，甚至会上刚传达，会下就不行；在工作中对政策和政令的权威性要求不严，缺乏一种一抓到底、不折不扣的执行力度，导致有些缺乏政治素养的人，在对待党和国家的政策、政令上，不是坚定不移地执行，而是以地方、部门甚至个人利益好恶去挑挑拣拣，认为是有利的就执行，否则就变通或拒不执行。使许多重大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味走样，甚至全部流产。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不仅使党和国家的意志难以真正体现出来，而且也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十分被动，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官员中习以为常的变通或拒不执行政令，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对党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产生了怀疑。危害十分巨大。
以上这八大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组织上对地方各级干部管理不严，教育引导不够（教育不是指开会、培训、搞活动，而是代价的教育），查处不力造成的。过去我们的观念是“各级干部是我们事业最大的财富”，使我们对干部过多放权、过多信任、过多偏爱或偏袒。事实证明，有些干部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如孔繁森、郭光允、汪洋湖、任长霞、牛玉儒等，但王怀忠、李真、成克杰，程维高之流不仅不是财富，反而逐渐演变为人民的公敌、国家的蛀虫和社会的败类。经验告诉我们，现在中国干部多，人浮于事，各种矛盾突起，干群关系紧张，是对干部管理失控，失之于严，纵之于宽造成的。痛下决心，承认事实，加以梳理，尽快消肿，方为上策。否则，我们不仅难以成为永远被群众信任、拥护和爱戴的执政者，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完成执政为民的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