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烈焰里淬炼诗情—魏巍论

韩瑞亭

  记清楚：
  在这苦战的年代，
  你应当把智慧也用于战争，
  把战争也当成诗。
  ——《诗，游击去吧》

        当长城内外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这只从沉睡中醒来的巨狮发出决斗的怒吼时，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为民族的、人民的命运所惊醒，投奔到正义战争的旗帜之下。时代引领着这个热血青年走向人民，走向党，走向战争，走向燃烧的土地。艰难苦战的生活喂养了他的诗的婴儿。行军、作战、饥饿、疲劳，并不能减弱他的诗兴，反而磨利了诗的触角，他“整日生活在诗里，生活在快乐里”（注：《黎明风景》后记），诗情如奔马追随着战争的轮辙洒下一路欢叫。这个“把战争也当成诗”的年轻战士，就是魏巍。
  在我国当代的一大群老作家中，曾经与军旅生活和战争题材有过一段密切关系的作家为数甚众，而整个生活经历和创作生涯始终与革命战争和军旅生活紧密相连，仿佛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作家却并不算多，魏巍也许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从抗日战争初期的三十年代末到现在，魏巍不但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战争和军旅生活，而且一直把描绘革命战争，讴歌浴血奋战、英勇卓绝的军队和人民，作为自己整个创作的主体工程。四十多年间，他运用诗歌、散文、小说以及电影、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可以说，他是一位将全副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我国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作家，同时又是在这个领域里成就卓著、贡献颇丰的作家。
  魏巍的创作，不论诗歌、散文和小说，常常流贯着一种汹涌炽热的诗情，如炙如火，烘烤人心。这种诗情是作家从燃烧的土地上汲取又由战争的烈焰所淬炼过的，它是作家那颗为民族的、阶级的命运而奋斗的战士心灵闪放出的火花。从《黎明风景》的那种小司号员年轻稚嫩的号音，到《东方》的那样浑厚雄强的壮歌，无不是作家在各个战争年代里“真实的生命之子”（注：《黎明风景》后记），无不载着作家心灵的多波次震颤。正因如此，这位深深扎根于革命战争生活的土壤、始终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作家，才具备着很强的艺术感受力，能够捕捉和表现革命战争生活的特殊的美，把握革命战争的史诗精神，谱写革命战争的英雄史诗，并且给他的艺术创造打上鲜明的民族性的印记。
一
  你可曾看见，在它们梦里
  手榴弹开花是多么美丽
  战马奔回失去的故乡时怎样欢腾
  烧焦的土地上有多少蝴蝶又飞上花丛
  ——《蝈蝈，你喊起他们吧》
        没有人会拒绝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名言：美是生活。可是，象战争这种特殊形态的社会生活现象，难道也会同美有什么联系？在满怀博爱仁慈的人道精神的人看来，战争无异于一种屠杀的竞赛，暴力的赌博，兽性的展览，罪恶的渊薮。战争这个带着血腥气的丑陋而肮脏的字眼，怎能和美这个高雅的词汇排列在一起，犹如骷髅和鲜花绝对不能相提并论一样。然而，古往今来毕竟是产生了一大批战争文学作品，它们并不缺少艺术所必具的美。这恰好说明，美是无例外地存在于战争生活之中的。战争有破坏，也有创造，有死灭，也有新生。尤其当人民为着消灭战争这个嗜血的怪物，而不得不投入流血的战争，为着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而不能不高举战争的义旗时，这种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的战争，就不会与美绝缘。凡是理解和感受到这类战争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的作家，总会从战争生活里发现美的东西，获得充沛的诗情。
        魏巍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同养育了他的人民一起，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全身心地投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祖国解放，保卫东方和平的历次战争，战火冶炼了他那双辩识美与丑的眼睛，那颗燃着爱与憎的心灵。因之，在他描绘自己深切体验过的战争生活时，从形象、画面、情绪、意境中总会溢出一种特殊的美感，几乎到处闪跳着这种美的光彩、美的韵律。
       在魏巍的笔下，只要是战士们浴血奋战过的土地，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美丽的。当久伏于山区的战士，渴望到铁路东那大平原上“逛一逛”，会一会好久不见的老乡，看一看久违了的城镇时，冀中平原的夏天是多么美好：高梁长起来了，大平原象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汪汪的海，战士们将在青纱帐里往返出没，自由自在地打击敌寇。此刻，连山里的野花也留不住战士，因为“放过夏天，就是放过游击队最好的年成”（《高粱长起来吧》）。在战士们心目中，战斗结束后的山乡之夜又是多么迷人：当月亮从小山那边冉冉升起，山谷的乡村投下黑发一样美丽的阴影，小小水潭盛满了星斗，草丛里响起琴弦般的虫鸣，于是，歌声伴着明月在夜空荡漾开来，有儿童团欢乐的歌，有战士用射击一样的力气唱出的粗犷的歌，还有洗着染血的军衣的姑娘们象叮咚的小河一样深情的歌。沉醉于如此美丽的山乡夜景的人们呵，“到明天你会更快乐地去战争”（《月夜短曲》）。只有热爱战斗生活的人，才能对它的美有精细入微的感觉和认识。魏巍对战争生活之美的感受力很强，因为他完全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心灵去探触周围的一切，仿佛一台灵敏度很高的探测仪，能从一般人不易察觉出美的地方将它捕捉和显示出来。塞上漠风中兀立的三两株杏花，在他笔下呈现出一种冷寂坚韧的美：为了辛苦的哨兵，春夜里就是小雪飘来，杏花还是照样开，“荒凉的美丽也是美丽”（《黎明风景》）。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塞上名城张家口，则被赋予一种粗豪雄健的美：经年征战杀伐的战士用对乡村一样的情爱，拥抱这座新生的城池，把它誉为染着黄色风沙的塞上之花（《寄张家口》）。《东方》中的“幽谷”一章，写到邓军、周仆团在双尖山用步兵火器打飞机的战斗结束后，对引诱敌机而燃起的“炊烟”的诗意描绘，却给人以袅娜多姿的美：那几缕“炊烟”在炸弹和枪火轰鸣的激战之后，仍舒卷自如，不绝如缕地袅袅上升，使这实现了战士们的战斗心愿的山谷分外清幽可爱。在魏巍的作品里，自然风物作为一种战斗环境，往往浸染着战士浓重的感情色彩，它们经过战争烈火的照射和战斗者心灵之泉的洗涤，要比它们的自然本色愈加显得妩媚动人。
       美的事物诚然不是由外界加给它以美的本质，而是事物内蕴之美的外射。革命战争生活之美，从本质上说是投入战争的人们为着崇高目的而战斗的美好品质、情操、灵魂的外在显现。魏巍对革命战争生活的反映，擅长从战斗生活的具体形象中寻求战斗者的内蕴之美，并通过具象化的诗情描写由外而内地透示这种美。日常生活里的锯木声本来并不悦耳，可是在反“扫荡”中工兵班长锯地雷踏板的锯声，在诗人写来却那样好听，让人“当作春天的蜜蜂飞近花丛”，一旦日本侵略军的大队汽车到来，那壮丽的地雷阵将带着威严的笑声开放红花。你听这优美的锯声，不是把抗日战士杀敌的决心、胜利的自信隐约地透露出来了。一封封求战书上的指印，或许没有特别引人注意之处，然而诗人却由此看到了战士们那一颗颗滴着忠诚的赤心，它们“闪着火光，滚着雷声”，将使敌人和堡垒一起冒着烟，和成碎泥，它们象一首首最美的歌，将唱落城市的枷锁和忧愁，和久别的战士重新握手。你看这鲜红的指印，不是把人民战士为祖国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肝胆、魂魄和盘托出了！在魏巍的那些描述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散文作品中，尤其注重对最可爱的人心灵之美的发掘。无论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那个从烈火中抢救朝鲜儿童的青年战士马玉祥，还是在防空洞里畅谈苦乐观的不知名的战士，无论是《战士和祖国》里那个多次负伤不肯下火线的伤员，还是《挤垮它》中那位与敌人寸土必争、专捅马蜂窝的师长，对这些创造了惊天动地业绩的普普通通的指战员，作家总要穷根究底地探寻他们内心最闪光的东西，揭示他们英勇与无畏的深刻源泉，将他们感情之纯真、灵魂之高尚尽情尽致地敞露出来。一如把读者带进巨大的心灵博览会，但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照黑格尔的说法，美是真实的一种表现方式，“艺术作品的表现愈优美，它的内容和思想也就具有愈深刻的内在的真实”（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93页）。魏巍的作品大都奠立于扎实的生活基础之上，他恪守这样一种信条：“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注：《我是怎样写〈东方〉的》，《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10期）。故而，他的作品中的诗情绝少浮泛苍白之表，他所属意表现的美也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他对战争生活的反映，从不给人以轻飘飘的感觉，象某些浅薄之作那样把战争写成一种轻巧随意的儿童游戏。他一点也不回避战争的艰难、沉重和严酷，不回避战争所造成的苦难、悲剧和惨烈的牺牲，却认定“在通向胜利的路上，不是铺着天鹅绒般的地毯，而是铺着人血和钢铁”（注：《东方》第532页），坚持使作品的艺术描写保持严格的战争生活真实。他所追求表现的战争生活之美，他的奔涌激荡的诗情，就渗透和流泻于这严峻的真实之中。
       长诗《黎明风景》写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作品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晋察冀军民在那黎明前的暗夜里苦战奋斗的生活情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屠戮，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房屋被焚烧净尽，熏黑的断墙里长起粗乱的蓬蒿，只有白骨的磷光在闪烁；家里被鬼子洗劫一空的老人，带着饥饿的孙子弃家逃荒，横遭日伪军凌辱的女人痛不欲生；被敌人封锁的晋察冀抗日战士，以野菜充饥，以简陋的席篷帐御寒，在山野的漠风中坚守着苦战的阵地。尽管魏巍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曾经说过，由于他对当时人民的苦难有过深的感触，“为了追求真实的描写”，故而“在诗里有着过于沉重的调子”（注：《黎明风景》后记）。然而，我们从这首带有“悲歌性质”的长诗中，反而能感受到一种昂扬亢奋的诗情，体察到一种冷峻坚毅的悲壮美。长诗对抗日战士艰苦战斗生活的描画，是质朴有力而又带着诗的光彩的，特别是用简洁明晰的笔墨所绘写的几个英雄战士的形象，更使作品透出一派亮色。那个在艰难岁月里因为挂念家乡辗转于饥饿中的妻子而深深自责的二班长，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义无反顾地扑向敌阵的伟岸身影；那个沉默的中年人、“爱自己的同志爱在心里”的三班长，在弹雨烟尘中冒死抢救战友的从容姿态；那个革命信念坚定如铁，甘愿为“公家”当长工的粗朴的涞源汉牛二虎，以及那个机警勇敢的侦察员老韩，他们为艰苦斗争岁月磨炼的忠诚的心，就象是战争烈焰中开放的花朵，辉映着晋察冀的山山水水，使晋察冀的石子路也铺上了金红的黎明。在长篇小说《东方》的《闸门》三章中，作家对郭祥连队缚龙里阻击战的描写，则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真实。一支手持轻火器的连队面对急于夺路而逃的数万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为坚守阵地堵住敌人而进行的惨烈战斗，被描绘得如惊雷怒电，地动山摇，战士们带火扑敌的场面尤为震撼人心。正是这些高度真实的严酷战斗生活的描写，使作品洋溢着浓烈的英雄主义的诗情，让人领略到一种悲壮而崇高的美。
        魏巍对革命战争生活、对战士的战斗性格的描绘，往往于真实中溢出强烈的美感。这种美感当然首先是火热斗争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美，作为深刻的印象在他记忆的仓库里长久积累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战斗者的美学观的体现。只有对战斗生活之爱达到相当浓度的作家，才能敏锐地感受战斗生活之美，才具备一双善于鉴识这种美的眼睛。似乎可以说，魏巍的美学观，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艺术感觉系统，他对纷繁驳杂的生活事物，常常以战斗者的心灵去体味其美的内蕴，以战斗者的目光去审视、去描摹，并且将战斗者的情怀、意愿与追求灌注其中。部队打了胜仗，胜利之美何在呢？你看他怎么写：“对于一个革命部队来说，胜利就是欢乐，是部队生命的维他命。没有胜利，就如同树林困于干旱，那缺少水分的树叶，就要蔫达达地垂下头来；而有了胜利，即使有很大伤亡，也依然郁郁葱葱，象披着春雨含笑。”对于革命战士的战争观和美学观，这是一段何等形象、生动、充满诗情的注解。他写战士的牺牲，在淳厚的农民群众心目中，如同黄槐花无声地飘落，象种子默默地归还大地，多么质朴的美。他写负伤的战士，象美丽的红树在山岭上静静地滴着火焰般的血液，多么绚丽的美。他写“小鬼班”的那些娃娃般的战士，排成齐崭崭的队列，象一条不舍得轻易使用的精致的****子弹，多么玲珑可爱，又纯然是军人才能体察到的那种特殊的美。甚至他写冀中平原的秋景，也涂满了浓重的战士的美感色彩：“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棒子拖着长须，象是游击战争年代平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缨。秋风一吹，飘飘飒飒，这无边无涯的平原，就象排满了我们欢腾呐喊的兵团！”艺术作品中的美，从来不可能不打上作家主观情感的印记。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比自然形态的美更鲜亮浓烈，炫人眼睛。但是，作家的美感器官并不一定都能从生活中获得正确的信号，并给以灵敏的反射。没有以先进世界观为向导的艺术感觉系统，它对生活美的反射往往不会是清晰稳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美学观的统一，是创造优美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重要条件。魏巍的创作实践和成就，也印证了这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