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傅柏翠重新入党了。入党通知书上写道：“党龄自1986年1月算起。”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一段记载：“在福建西部，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1986年重新入党的九十老翁就是这个傅柏翠，他是1928年闽西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1930年底，他被诬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首脑”，开除了党籍，还差点掉了脑袋。

　　五十多年过去了，他时刻想着回到党的队伍中来。1985年，中共福建省委做了结论：“闽西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组织，纯属冤案……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恢复名誉。”

　　“你是革命老前辈。”前福建省委在给傅柏翠的信中这样尊称他。他很感激。他心潮翻腾，想起1984年秋菊怒放时，胡耀邦同志在福州的亲切接见，想起与谭震林同志别后重逢话当年的深厚情意。他还想起1959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与六旬老人一一握手的感人情景。那一天，傅柏翠在总理亲自带领下来到谈笑风生的陈毅元帅面前。陈毅紧紧握着傅柏翠的手，谈起30年前的闽西暴动。当时，傅柏翠是著名的蛟洋暴动领导人，陈毅是红四军领导人。往日共同的生死搏斗，历历在目。如今，傅柏翠以一个民主人士来相见，感叹生活道路坎坷，更感激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热泪夺眶而出。

　　九十老翁重入党，一生坎坷几人知。傅柏翠的道路，确是坎坷而富有传奇色彩的。

 

　　蛟洋暴动的举旗人

　　1886年，傅柏翠出生于福建上杭蛟洋乡。1914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政法大学学法律，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18年，他领到北洋政府签发的律师文凭，回到家乡当律师，并与三位学法律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法学社”(即现在的律师事务所)。那时，上杭县衙门黑暗，“敲竹杠”盛行。傅柏翠的法学社专替人家办理诉讼，与黑暗衙门斗，社会上的恶势力视他为眼中钉，群众却称他为“学生皇帝”。

　　1925年，北洋军阀驻汀州的福建陆军第三师在闽西各地摊派军饷，搞得天怒人怨。上杭县知事程某又在军阀担护下，贪污公款数万元。“学生皇帝”傅柏翠被蛟洋群众公推为代表,参加临时县参议会。傅柏翠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又有一批律师支持，很快清算了程某的劣迹，并把他拉下台。接着，他又乘胜追查上杭中学校长丘嘉谟任知事期间侵吞军需公债五万余元的案件。丘是上杭最大的绅士，又倚仗当地军阀势力，指使其党羽组成“公民团”，大闹临时参议会。临参会中有些人惧其势，畏缩让步。傅柏翠愤而退出临参会。这时正巧学生闹学潮，傅柏翠转到学生中宣传鼓动，激发青年学生起来反对丘某。结果，丘嘉谟也被打倒了。

　　从此，傅柏翠在当地青年知识分子中崭露头角。

　　1926年8月，东路北伐军从梅县进入闽西，国民党力量也随之发展。大约10月间，上杭国民党左派重新组织县党部，成员大多是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缺乏经验，口号太左，加上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号召力。他们请傅柏翠出来任职。那时，傅柏翠还不是国民党员，于是采取老党员(指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重新登记的办法，变成国民党员，任县党部秘书兼代常委之职。

　　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里由左派控制的县党部却正在抓土豪游街示众，并高喊“拥护共产党”、“拥护三大政策”的口号。5月7日晚，傅柏翠与左派分子打算去县总工会开会研讨召开工会成立大会，正在邻近的教育局同朋友谈话时,反动派出动大批武装封锁城区所有的道路，包围县党部、总工会、农协会等，抓走了一大批人，有的当场就枪毙了。傅柏翠得知消息赶紧躲起来，到第三天才从北门跳城逃走。上杭驻军司令部贴出布告，悬赏捉拿傅柏翠。

　　正在这时，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来到闽西，准备伺机恢复党的组织。他到蚊洋，找到了傅柏翠，一见面就拿出一份从邮电局截来的荐介石签发的抓捕傅柏翠的通缉令。那时，罗明肺病严重，曾在傅家养病。不久，“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从江西入闽，罗明再次从厦门赶来代表省委与起义部队接洽。他来到蛟洋傅柏翠家，告诉傅柏翠：省委已同意由他介绍，吸收傅柏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傅柏翠按照省委指示在家乡北四区一带搞起农民运动。

　　1928年春，武夷山树木葱笼，满山杜鹃含苞待放。傅柏翠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提出减租减息退租的口号。傅柏翠家是地主，自己带头退租。农民看地主退租了，加上宣传发动，全村农民很快都参加了农民协会。农会人多势众，地主的威风很快就被打下去了，乡村政权归入农民手中。接着，傅柏翠着手筹款,购武器，造枪枝，组织农民自卫军。这样，蛟洋这块地方在傅柏翠领导下，形成同反动军阀郭风鸣分庭抗礼的新局面。

　　反动派到处造谣，说蛟洋已共产了，还扬言要派兵清乡。1928年5月，郭风鸣的一个连长纠集蛟洋一伙流氓，抢了数头农民的耕牛，农协会把他们抓起来杀了。郭风鸣派兵以上杭、连城两路来蛟洋镇压。为了抗击,傅柏翠与当时的县委书记郭伯屏一道率领蛟洋农民一千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蛟洋暴动”，揭开了上杭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经过一阵战斗，因双方力量悬殊太大，傅柏翠率领农民军退到山里去。当天蛟洋被反动派占领，反动民团一连三天放火烧掉半个村子的房子。蛟洋群众遭受一场大洗劫。

　　7月中旬，傅柏翠率领队伍下山打游击。开始，在游鱼坝一带杀了三个反动豪绅，后在洋稠又杀了一个，大大振奋了群众的士气。接着，他根据特委指示，带兵至孔夫乡，帮助乡党支部发动了“孔夫暴动”。这次暴动以后，特委就在孔夫乡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工农兵政府，也就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同时宣布成立福建红军。傅柏翠被任命为福建红军总指挥。红军采取游击方式，不断袭击民团。反动部队剿他们不着，他们却经常出击。1928年底，傅柏翠率领的红军截击郭风鸣驻北四区的部队，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从此，郭风鸣部再也不敢来蛟洋了，蚊洋成了农民的世界。“农民欠租欠债用刀还尽，有枪有炮快乐过年”，这是当时对武装斗争的赞颂。

　　1929年5月2l日黄昏，傅柏翠突然接到一位农民送来的朱德、毛泽东等三位同志的联名信。信中大意是：红四军已入闽，部队到了庙前，请速来商酌有关事宜。傅柏翠顾不上吃饭，准备好灯照，即与曾省悟一道随同送信人赶往庙前。到了庙前，毛泽东一边招待吃饭，一边问起岩、杭、永等闽西几县的斗争形势。毛泽东问傅柏翠：“江西敌人正尾随而来，明天敌军尾追到北四区，你们的武装力量能否阻击一下，使其延缓四个钟头的进程?”傅当即答：“完全有把握!”毛泽东与朱德商议，作出了攻打龙岩县城的决策。

　　6月中旬，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傅柏翠领导的农民武装扩编为红四军四纵队。朱德宣布;傅柏翠担任四纵队纵队司令，张鼎丞任党代表(政委)。6月19日，红四军攻打龙岩城，朱德亲自上阵，负责全盘指挥，当地群众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封锁交通，封锁消息。傅柏翠根据朱德的命令负责佯攻龙岩西门。这次战斗打下龙岩,消灭了陈国辉的全部嫡系。接着，又准备攻打上杭城。上杭城垣坚固，防守严密，被称为“铁上杭”。9月中旬，闽西特委、上杭县委决定以上杭县临时苏维埃主席傅柏翠的名义号召各方的赤卫队围攻上杭。傅柏翠从大革命一开始就公开露面，群众闻名的较多，特别是“三省围剿”的敌军司令部的布告把傅柏翠与毛泽东、朱德一同当作要悬赏捉拿的对象，使傅柏翠更有号召力。

　　9月21日，汀江沿岸、杭城四郊，红旗遍野，炮声动地。红军发出攻击令，坚决打下“铁上杭”。这次战斗又是朱德指挥，敌军卢新铭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力对抗。红军战士愈战愈勇，一发追击炮弹在城内保安宫爆炸。这时，卢新铭正在这里集合士兵讲话，见状知大势已去，慌忙带了少数人从浮桥方向遁逃。四百年无人攻破的“铁上杭”被攻破了。红四军进驻城关，傅柏翠以攻城总指挥的名义贴出布告，晓谕全城人民，坚决实行党的城市政策。

　　上杭自1928年6月蛟洋农民暴动开始，到红四军入闽，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地区农民分到了土地，人民当家作主。特别可贵的是，这一带农民当时分得的土地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泽东写的这首词，就是歌颂这个地方当时火热的革命景象。

 

　　遭诬陷，步入坎坷路

　　1930年春，传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消息，给傅柏翠极大的思想影响，他也想在家乡搞集体耕种的试验。闽西特委认为这种想法不现实，不准搞，但傅柏翠坚持要搞。这样，傅柏翠与特委领导出现思想分歧。3月中旬，特委召开“闽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傅不参加。大会选他当委员，任命他为财政经济部长。傅柏翠在筹款、土地税收、商业税收等问题上与特委意见也不一致，一再推延不肯就任部长一职。不久，特委林一株向傅提出，人不去应该把护身的枪枝交出来。傅柏翠大发雷霆，给特委去信。特委领导复信指出他的错误，并在闽西各级党组织中公布了这封信。这样，傅柏翠与特委领导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

　　1930年12月初，闽西特委秘书长林一株在苏家坡召开的闽粤赣边省党员代表大会上列举傅柏翠犯有组织纪律性与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大会开除了傅柏翠的党籍。傅柏翠离开党以后仍然赞成党的许多得民心的主张。当时，许多接近傅柏翠的人思想不通，言行上流露出抵触情绪，引起特委的怀疑。特委乃进一步取消傅拍翠影响较大的上杭北四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并摒弃区以下各级党组织及其成员。于是，群众的意见更大了。群众对上级派来解释的干部当面斥责，甚至喊打。这样，特委认为他们“叛变”了。

　　这时候，闽西党内出现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1931年3月1日，特委在永定虎岗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公审二十三人。第二天，宣布罪状，押赴刑场枪决十七人，其中有红军十二军的团政委林梅汀、二十军三纵队政委江桂华等。临刑时，他们高呼“打倒社会民主党!”，“拥护共产党!”这次审判大会揭开了肃“社党”的序幕。接着，林一株等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针，大开杀戒，闽西暴动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大部分遭到冤杀。

　　林一株在苏区实行大屠杀，党内干部人人自危，许多人逃到蛟洋傅柏翠处避难。于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及闽西肃反委员会贴出布告，指责傅柏翠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蛟洋地区为“社会民主党的巢穴”。布告贴出后，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带领新十二军及赤卫队二千余人分途讨伐蛟洋。傅柏翠在大军压境之时，眼看跟着自己闹革命的大批党员骨干、暴动积极分子将有遭受枉死的可能,就把北四区党员干部、群众及请假开小差回来的红军官兵组织起来，武装自卫。不久，又把队伍拉到深山里去，等林一株率领的红军撤退了再下山。这年秋天，张鼎丞等同志向中央局汇报了闽西肃清“民社党”的问题，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指出错误，并指派张鼎丞等回闽西纠正。张鼎丞等查清了林一株一伙是坏人，把他们枪决，并释放所有被捕在押的人员。

　　傅柏翠下山后仍然与大家商定：凡是苏维埃时代对农民有利的制度如分田、废除债务。婚姻自由等照旧执行;成立农民联合会，提出“农民要土地、要自由、要和平”的口号，并领导农民捍卫分田制度：抗捐、抗税和反抗其他压迫势力;打起农民自卫军的旗号，按地区把当过红军赤卫队及有战斗力的青壮年编成不脱产的军队，防范白匪窜犯，防范红军讨伐。这样，古蛟就成为在苏区和白区四面包围中的一个“不共不国”的独立王国，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都被封锁得严严实实。

　　但是，古蛟区毕竟是穷乡僻壤，这种局面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时隔不久，这里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缺盐，群众生活非常艰难。国民党军阀张贞部师长扬逢年想利用这个“不共不国”的缓冲地带作为龙岩西面的屏障，于是在6月间主动派人前来找傅柏翠联系。傅柏翠为了摆脱困境，跳出封锁线，也派人前往接洽。双方商定：商旅来往互不干涉，以利物资流通。这年八、九月间，杨逢年出兵进犯白沙苏区，要傅柏翠同往，傅柏翠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和懊恼，决意改弦易辙，结束与红军对抗的局面，同时也考虑到古蛟地区发生的一切矛盾，主要在自己身上。为了缓和矛盾，缩小目标，1932年春，他将所有农民武装，除遣散者外，全部给两位副手(傅松茂、赖子欣)，自己带眷属出走，想到江浙一带从事农业劳动，隐逸终身。当时，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诗题《有悟》：

　　隐迹溪山好钓游，

　　饔餮以外无他求;

　　从来政海风波恶，

　　引退入当趁潮流。

　　但现实不那么筒单。傅柏翠离开上杭、途经福州，一位同乡把消息透露给当时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方声涛。方想利用傅柏翠在闽西的影响来稳定闽西的局势。于是约他会面，并当即任命他为龙岩县长，表示允许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古蛟一带保持分田制度。傅柏翠还没有到职，诮息已传到龙岩,龙岩流亡在外的地主极力反对，有的在报上揭露傅柏翠的“罪恶”，进行攻击。傅柏翠不去就职，引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统头目陈立夫的注意，他约傅柏翠去南京。傅柏翠到南京，陈立夫叫一个调查科的总干事跟傅柏翠见面，并要傅写出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及分田制度利弊的书面意见。傅柏翠说：“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当‘匪’剿，土地革命农民拥护，苏区人民团结，不是军事力量可以摧毁的。”他还讲了分田制度的几条好处。陈立夫看了觉得不合胃口，推辞公务忙，无暇见面。傅柏翠离开南京到上海，遇到几位与十九路军有联系的友人，他们劝他去找蔡廷锴。

 

　　十九路军与红军的桥梁

　　1932年8月，傅柏翠从上海到达漳州谒见蔡廷锴。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傅柏翠建议保持上杭四区的分田制度，蔡廷锴非常赞成，并说：“我是耕田出身，深知农民疾苦，将来革命、抗日万一失败，可以把全军将士带到闽西分田耕种，以作持久斗争。”蔡廷锴想在闽西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当即嘱咐亲信徐铭鸿，与傅柏翠好好商量，共赴龙岩工作。蔡还说：“若有人反对分田，可以我的名义出布告推行。”

　　傅柏翠重返闽西。不久，十九路军总部决定取消闽西的政府建制，设立闽西善后委员会为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直属十九路军总部。蔡廷锴自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指派各师师长、秘书任委员，傅亦是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宣布实行“计口授田，保持原苏区各种制度和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已取得的果实。”

　　第二年，1933年冬，十九路军发动了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人民政府。傅柏翠成为沟通十九路军与红军之间的桥梁人物，双方所有来往人员都有傅柏翠派古蛟区的人接送，要有接济苏区的物资，都由古蛟区转送进去。闽变前，蔡廷锴曾拨给古蛟区一批枪支弹药，闽变后蔡廷锴委任傅柏翠为龙岩县兼闽西特区善后分处处长，留守闽西后方。

　　但是，闽变发动后，十九路军内部思想不统一，不足两个月就告失败。十九路军首脑人物撤至香港。傅柏翠留在闽西与中央军周旋。这时，国民党已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夏，进犯苏区的伪东路军李玉堂师抵达闽西，地主豪绅向东路清剿军送来大批控告信，告发傅柏翠和蛟洋群众追随十九路军，通共反蒋，“白皮红心”。李玉堂开头想以武力解决傅柏翠，后来得悉傅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唯恐暴力的结局更难收拾,转为拉拢,主动会见傅柏翠。傅柏翠知道有人告发，前往会晤恐遭加害，但又担心古蛟人民遭受涂炭，硬着头皮去见。不料，李玉堂却以礼相待，并表示龙岩、古蛟的分田制度可以保持，要求傅柏翠配合，在他的部队推进时，不要发生摩擦。傅柏翠一面与之应付，一面又与游击队暗中达成默契。那时，上杭县苏维埃主席廖海涛领导着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依托海拔1400米的双髻山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八个正规师十多万兵力在闽西围剿红军蝣击队，局势严重。不久，谭震林同志来到这里，了解到附近古蛟地区是傅柏翠的防地，当即派人与他联系。后来，廖海涛同志的部队在敌人搜山时就隐蔽到古蛟地区，并在那里采购物资。但闽西地方的国民党组织和地主豪绅又在集中攻击傅柏翠，千方百计破坏古蛟地区的分田制度。1935年夏，傅柏翠感到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决定离开闽西。1936年春，闽变的主要人物在香港组织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傅柏翠应他们的邀请，携眷再到香港，参加该盟福建行动委员会，负责联络闽西地方武装。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正与“绥靖”主任蒋鼎文争权，他们垂涎闽西，都想利用傅柏翠增强自己的势力。蒋鼎文向傅柏翠表示，保证安全;陈仪则表示古蛟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傅柏翠返乡则自有打算。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内出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蔡廷锴从南京派人持亲笔信找傅柏翠，要傅准备好武装力量随他行动。傅柏翠迅速将古田、蛟洋、白沙的农民武装组织成两营抗日志愿兵。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谢育才来到他家，共同商议拟订了消除对立，互相协作，一致抗日，互通消息，各守秘密等内容的协议。从此，他的农民军与红军关系更密切了。后来，闽西红军改编成新四军第二支队，奉调北上。张鼎丞、邓子恢率部路经古蛟时，傅柏翠发动群众送肉送米，热烈犒劳。邓子恢、谭震林握着傅柏翠的手，亲切地说：“好吧，现在我们又是一家人啦，一致抗日吧!”

 

　　夹缝中的斗争

　　1939年秋，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以永定情况复杂，任命傅柏翠为永定县长。傅不肯上任，理由是不愿与中共摩擦。陈仪力劝说：“只要相安无事就好嘛!”9月，他赴任。

　　大批红军北上后，著名的老党员范乐春留守后方。她率领几十人流动于永定莲花山一带。范乐春寄语傅柏翠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互相伤害。傅柏翠慨然允诺。随后，范乐春又来信要求傅柏翠设法释放被前任县长抓捕的两位地下党同志。傅柏翠接信后立即下令军法官查清、释放。

　　不久，省保安司令部得到情报，说范乐春聚众三百人，携带武器在莲花山一带“大肆骚扰，图谋蠢动”，保安司令部打算调兵前来围剿。他们先在电话上通知傅柏翠。傅明确表示说：“绝无此事”，并巧妙地将事情搪塞过去。

　　次年春，国民党保安队纵兵殃民，武平、上杭两县土霸趁机闹事,加上国民党驻军部队搜剿虏掠，群众极为愤怒。省当局怕事态扩大，邀请傅柏翠出任保安十一团代理团长。傅柏翠接任后，立即着手整顿纪律。后他又调到龙岩，接替九团防务。他在办理移交时，发现交下的一份花名册，上列二百多名字，说都是共产党员，限保安队在六十天内用秘密手段解决，全部肃清。傅柏翠提出用和平办法处理，建议将名单公布于众，宣布凡被列名的人只要在限期内口头声明不是共产党或不干了就行，不用自首，不用证明，有担保即可注销名字。不多时，就按傅的办法处理了这个问题。于是，花名册上的名字绝大多数被注销了，余下二三十人上山打游击去了。后来，军统特务王成章接任，对傅柏翠和平处理这件事极为不满，责备保安十一团按兵不动，怀疑傅柏翠暗中与中共有联系，一面暗中对傅进行清查，一面直接指挥保安十一团团副廖伦贤、第三大队队长章汤铭及地方反动势力向共产党“清剿”。傅柏翠见此情势，决定辞去团长之职，但未获准。1941年1月，他去永安、梅列等地找省保安处面辞。就在这时，闽西特委机关交通员章木头思想变异，借外出送信之机，向省保安第一指挥部告密，在叛徒引路下，章汤铭的部下星夜袭击特委机关,致使特委书记王涛受难。

　　傅柏翠深感夹缝中的日子难过,于是下决心稳退。当时，他曾写诗一首：

　　半世碌碌为谁忙，

　　革命当年自主张;

　　事业千秋终幻影，

　　何如种竹辟鱼塘?

　　1942年4月，傅柏翠坚决辞去保安十一团代团长之职，回到家乡，组织乡人倡办酒精厂等，试图以此解决地方经济。

 

　　重返党的怀抱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福建省主席李良荣委任李汉仲为福建第七区(龙岩)专员兼“剿匪”指挥官。李汉仲原系十九路军军官，傅柏翠在闽变中与之相识。他到任后即邀傅往龙岩会晤，讨论国内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必胜，蒋介石必败，决定采取秘密措施，积极创造条件，伺机起义。

　　李汉仲一面与中共联系，一面利用职便在各种会议上抨击反动统治，停运军粮，释放政治犯……这就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1949年4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电令撤销李汉仲所任各职，派练惕生接任专员职。李汉仲便以迎接新专员为名来到上杭。5月l日晚，傅柏翠、李汉仲、练惕生及武平、上杭、连城、永定等县县长及其他人员共十一人在傅柏翠家的楼上召开秘密会议。傅柏翠与李汉仲、练惕生率先表态，决心跟共产党走，失败了就上山打游击，其他人情绪激动，一致通过发动起义的决定，并选出李、练、傅为起义领导人。

　　当年5月23日，傅柏翠等率领二千四百多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脱离国民党，投归人民。龙岩、上杭、永定、武平、连城五县军政人员多数响应，只有保安二团一个连和接兵部队反对，当即全被缴械。

　　蒋鼎文、李良荣等先后来函劝傅柏翠“不要听奸人诱惑”，“要悬崖勒马”等等。傅回答：你跟前方部队天天“转进”，撤退，后方百姓退无可退，早日投归共产党，成则民众幸福，败则刀锯鼎镬我自受之。

　　闽西起义挫败了蒋介石据闽西负隅顽抗的计划，遂以武力镇压。是年秋，胡琏兵团窜入福建，从长汀向杭、武、岩进犯。起义部队寡不敌众，分散上山打游击，等待解放军的到来，闽西又恢复了反动统治。敌人悬赏十万，捉拿傅、李、练，并纵兵涂炭人民。傅柏翠家的住房尽被烧毁。

　　8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闽西，傅等率领起义队伍，配合解放军解放闽西。

　　解放后，福建省政府主席张鼎丞多次函请傅柏翠来福州。傅柏翠参加了政权建设，为福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许多工作。1982年10月底，傅柏翠自感年龄已过八五，主动向省委提出报告，要求免去一切职务，表示将尽自己余生，为人民利益服务，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继续做出贡献。省委考虑到傅柏翠在省内外的影响，希望他继续留任六届政协委员。九十老翁傅柏翠一再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写好自己暮年的历史。

　　傅柏翠的愿望达到了。1993年1月30日，傅柏翠在福州逝世。

（王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