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省红安县稞子山下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烈士纪念馆,共分六个部分，其中的第一个部分为“播火黄安”“播火黄安”中的第一个烈士，也是整个纪念馆中的第一个烈士叫王秀松。王秀松是著名的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曾任鄂东特委第一任书记，在创建和促进鄂豫皖根据地的形成中，王秀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其坚强的党性、坚定的信仰、坚韧的精神更是给后人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王秀松，1902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高桥区栗林咀村一个有着千亩田地的地主家庭，自幼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1922年考入黄安高等小学，次年秋即考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王秀松学习之余大量阅读马列著作，懂得了阶级斗争，知道穷人受贫穷是社会不平等的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革命，推翻这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从此，王秀松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1924年，他参加黄麻旅省青年协进会。一方面在武汉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的爱国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利用寒假回黄安的机会，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就在这年寒假，王秀松不顾父亲的反对，发动带领本族农民50多人，同族长王彤彬进行清算租帐的斗争，使贫困农民人平分得了三斗谷子。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王秀松根据党的决定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冬学完返回武汉后，被湖北省农民协会委任为特派员，赴沔阳（今湖北仙桃）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黄安地区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贫苦农民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加强对黄安农民运动的领导，王秀松被调回黄安任县委委员兼少共黄安县委书记。王秀松回到黄安，与从武汉邀约的两位进步女教师，举办进步学校，取名“雪花小学”。他带领农民没收了王氏族上的“租谷”用作办学经费。规定有钱人家小孩读书收学费，贫苦农民的小孩免费读书。学校开设了国语、算术、图画、地理等课程，还有宣传革命道理的自编教材，进行革命教育。成立文娱宣传队，经常到乡村开展宣传活动，建立了儿童团，儿童团一律穿蓝制服，对贫苦学生免收服装费，定期开展团日活动。还专门为贫苦农民开办了贫民夜校。一些贫苦农民，白天干活，晚上读书。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王秀松运用群众语言编写歌谣，如“穷人真可怜，缺油又缺盐，勤扒加苦做，无吃又少穿，日子似黄莲”。这首反映农民切身痛苦的歌，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1927年9月，王秀松作为高桥区委负责人参加了中共黄安县委在县北七里坪召开的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会议，会后担任县南农民武装爆动总指挥。随后率领高桥、桃花地区的农民和七里、紫云地区的农民一起举行了“九月暴动”。但是，因为经验不足，组织不严，在反动派的暴力屠杀下，暴动很快失败了，许多农友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看到暴动的失败，看到被屠杀的农友，王秀松十分痛心、极度苦闷，终日以笔为伴，满怀激愤写下了这样的歌曲：“天上有多少星星哟，地上有多少只眼睛，亲人的鲜血哟，染红了高桥河的水，千愁万恨哟，何时洗雪清。万树红花迎风开哟，万颗红心迎接亲人来，高桥河流水无日无夜响，洗不尽穷人血泪哀。”

　　一天深夜，在沙河宣讲革命道理后，满身疲惫的王秀松悄悄回到家中，被父亲王建禄发现了，他将王秀松叫到客厅，臭骂一通说：你不愁吃，不愁穿，老子花钱供你读书，实指望你光宗耀祖，你却不知好歹地要和一些缺吃少穿的黑脚杆子搅在一起闹什么革命？真是读书读到牛屁眼去了！

　　王秀松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正是制度不合理才让辛苦劳作的人成了缺吃少穿的黑脚杆子。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黑脚杆子才能上学读书，才能不愁吃、不愁穿。所以我就是要动员他们起来革命！王建禄气得大眼瞪小眼，半天说不出话来。

　　1927年11月3日，王秀松又到七里坪参加了黄安、麻城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会议一结束，王秀松就立即返回高桥，开始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13日午夜时分，三万余名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分东西南北四路向黄安城挺进，攻打黄安县城，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王秀松、詹才芳、李先念等率领高桥、桃花、八里等地农民自卫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南门。黄麻起义是党在大别山地区领导的首次农民武装起义。黄麻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秀松被选为黄安县农民政府委员。

　　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为将这支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1927年12月5日，国民党任应歧部向黄安县城发动了疯狂的反扑。由于敌众我寡，黄安县城重陷敌手，鄂东军主力被迫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斗争，并改名为鄂东革命军第七军。王秀松则留下来负责黄安地下党团工作，领导和坚持秘密斗争。从此，他白天隐藏在家中，晚上走村串户发展党员，建立秘密交通线，沟通黄安党组织与战斗在黄陂木兰山鄂东革命军第七军之间的关系。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王秀松始终对依靠群众具有坚定的信念，认为：“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一切事情都好办了。没有群众武装，我们生存不下去。”他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激励和鼓舞着大家。他还编写歌谣：“柴山野洼是我房，青苔石板是我床。红薯蕨根是我粮，任何困难吓不倒共产党员！”表明自己革命到底的心志，鼓舞群众坚持革命的斗志。

　　1928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黄安县委和第七军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1928年10月，由红军和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了中共鄂东特委，王秀松任书记兼组织委员，戴克敏、曹学楷、詹才芳、徐其虚、王树声，吴光浩、徐朋人等为委员。同时，在三十一师也建立了党的师委员会，负责领导部队党的工作。在随后召开的特委会议上，王秀松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并和大多数同志一起，否决了工作重心应放在城市，特委机关应设于白区的错误意见。坚持发展边界农村的武装割据。王秀松明确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决定创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通过中央巡视员曹壮父向党中央建议，把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成鄂豫皖边特区，创建大别山武装割据。

　　1929年2月，王秀松又主持了鄂东特委同豫东南特委的联席会议，决定并部署发动商南起义。会上，王秀松根据半年多来边界割据斗争经验和军事上的需要，提议召集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个特委的联席会议，组织联合办事处，准备创造东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胜关、大治鄂豫皖边界之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这个战略的提出，使鄂豫皖边界斗争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对于促进鄂豫皖边界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王秀松闹革命的名声越来越大，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方面悬赏二千大洋提拿，另一方面又利用王秀松父亲王建禄在县南的影响，要挟其当清乡团团总，并封了他家经营的杂货店。王秀松得知这个消息后，找到父亲严厉地警告他不要充当刽子手。事后，王建禄找到上司请求辞去清乡团团总一职。上司威胁他说：你儿子是共产党，你也想当共产党？在反动派的高压下，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王建禄也就日益向反动势力靠拢。王秀松对其父的反动行为多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多次劝告，然而王建禄已经在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刹不住车，公然残杀革命同志，身为共产党员的王秀松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带领妻子梅伴松和孩子离开了这个罪孽深重的地主家庭。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怎么处理王建禄的问题，王秀松回答：“按我们的原则办。”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处决王建禄。1928年正月初三的夜晚，农民自卫军奔袭栗村咀，将王建禄提拿后押到村子前的董家林子里处决了。王秀松大义灭亲的英雄事迹，被群众广为传颂，人们作歌谣颂道：“共产党员王秀松，一颗红心似火红，率队革除恶霸父，为的人民不受穷。”

　　4月22日，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将鄂东特委与京汉区特委合并，成立鄂东北特委。王秀松改任常务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同年秋天，又调任鄂东北特委黄陂县办事处主任。1930年春天，王秀松又改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在频繁的战争中，王秀松深感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做好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挤出时间，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记述了下来。1932年夏天，因抵制张国焘“左”倾路线错误，被非法逮捕。在拘禁期间，他坚决地与左倾路线进行斗争，并用要他写交待的纸和笔撰写了《红四方面军创建史》。这年九月，他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带着对妻子和儿子的无穷思念，被冤杀于河南光山的白雀园。

　　半年后，王秀松被害于河南的消息才辗转传到梅伴松的耳中。听到消息时，梅伴松有一种塌了天的感觉，她一下子昏了过去。醒来后，她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带上两个孩子到河南寻找丈夫。

　　但是，她只知道丈夫是死在河南，却不知道是死在河南的何处。她带着孩子是一路问，一路哭，就是不见丈夫的踪迹。带来的盘缠用尽了，丈夫的消息找不到，无奈之下，梅伴松只好靠给人纺线织布，挑花绣朵在漂泊中拉扯着孩子。

　　1948年底，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孩子不愿再过漂泊无定的日子，要求母亲带他们回故乡，梅伴松带着对丈夫的哀思和儿子一起返回了故乡。

　　直到1976年，王秀松当年的部下，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的詹才芳辗转找到梅伴松，并告诉她事实真相后，她这才知道丈夫死于河南光山白雀园，而且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被追认为烈士。

　　（张剑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