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5日，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二届参政会在真武区王家坝召开，会议选举县妇抗会主任、参政员谢慈为县参政会候补委员，并授予谢慈为“革命的妈妈”光荣称号。谢慈激动地说：“以前女人总是没有地位，现在不同了，我们女人家可以当参政员，上台发表意见。”

　　“救亡巾帼，抗日先锋”“革命的妈妈”，这是江都人民对她的评价和敬意。她是江都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时间最早、年龄最大的一位有影响的伟大女性。她一心跟着共产党，全心全意为革命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把生命交给党更有意义

　　谢慈1888年7月出生在江都大桥镇。她本姓魏，是一个饱受封建社会压迫的缠足小脚妇女,1908年嫁到谢家，被称为谢魏氏,1913年随丈夫移居常州。生有三男三女，丈夫谢德荣先在常州工作，后到武汉中南银行当职员，全家靠丈夫的工资维持生活。

　　谢慈身材高大，眉清目秀，一双大眼睛，明净清澈，透出刚毅、纯洁、柔美的气质。她性格刚强，声音宏亮，镇定自若而又热情奔放，从不屈服和委曲求全。她原先信佛吃斋，每天早晨，天还未亮就起来，面对佛像，要念半个多小时的金刚经、心经，然后进行繁忙的家务。谢慈做针线活是行家里手，全家人哪个需要做衣服，都是她亲手买衣料，亲手裁剪，亲手做成衣服，还有布鞋等，经常忙到深夜，她处人遇事总是以慈善为本，非常乐意帮助别人，经常接济穷人，邻居街坊有人生活困难，总是要帮一把，或送出一块大洋，或送去两升大米，以解燃眉之急。看到穷苦的渔民快到中午，鱼还卖不掉，她总是将鱼买回来，以此帮助穷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将侵略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常州遭到敌机轰炸，房屋被毁，同胞炸死，激起了她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当年11月中旬，谢慈带领全家逃难，本想去武汉与丈夫团聚，不料长江断航，便决定去江北大桥镇老家，沿途颠沛流离，受尽苦难，几经周折，于1938年初，回到江都县大桥镇，借住在妹夫刘厚家里。此时，日军已侵占了我大片国土，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江都境内的仙女庙、邵伯等地也已成为日军据点，大桥镇处在日军的威胁之下，曾两次遭受驻扬州、仙女庙日军的侵犯和日机的轰炸。在国难日益深重的同时，谢慈又和远在武汉的丈夫断绝了音信，家庭生活越发困难，谢慈陷入焦虑和忧愁之中。

　　1938年10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渡江北上，来到江都大桥、吴桥一带，开展抗日工作，建立抗日根据地，这给苦难中的江都人民带来了希望。挺纵政治部民运工作队就住在刘家，王子青等人就在谢家办公。

　　谢慈心地善良，勤奋厚道，经常帮助新四军同志做一些后勤杂务，目睹新四军的抗日活动，打心眼里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新四军，慈母一样问寒问暖，爱护抗日救国的战士。因年过半百，又是6个孩子的母亲，民运工作队王亚飞同志亲切地叫她为“干妈妈”，并以谢魏氏的谐音和她的为人，给她起了个名字“谢慈”。

　　有一天晚上，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同志开会，说道“我们热血青年如果不起来抗日救国，中国就会亡国，我们不愿当亡国奴，东北有义勇军，苏北有新四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就能打倒日本鬼子及其汉奸走狗”。谢慈听到这里，激动地走进他们开会的屋内说：“日本鬼子给我们家带来了灾难，搞得我们家破人亡，不赶走日本鬼子，哪有好日子过啊。我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做些事，可以动员妇女做抗日工作嘛！”开会的民运工作队同志一个个都站起来说：“欢迎你参加抗日队伍，你是我们的好妈妈，革命的干妈妈。”

　　谢慈第一次把家庭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的爱国热情终于激发她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毅然丢下佛珠，举起抗日大旗，全力投入抗日活动，成为抗日的积极分子。她不分白天黑夜，在大桥镇妇女界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不久，被选为大桥镇妇抗会主任,1939年7月，经民运工作队高敏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揭开了她战斗生活中新的一页，她更加自觉地积极为党工作立志为党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抗日宣传工作奔走呼号

　　谢慈参加革命工作后，主要从事党的抗日宣传工作。她虚心好学的态度，深入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深受人们敬佩和爱戴。

　　她虽然识字不多，但口头表达能力极强，演讲时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大桥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小脚老太谢慈扛着大旗演讲”的故事。

　　那是1939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两周年，大桥关帝庙广场聚集了600多名群众和学生，不少人手里拿着小三角旗，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作亡国奴”等口号。谢慈怀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站在大凳上发表演讲。她说：“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土，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苏南丹阳城就被他们烧了七天七夜，变成了一片焦土。现在日本鬼子侵略魔爪又伸到我们苏北来了，又要伸到我们大桥来了，又要来屠杀我们大桥人民了。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父老乡亲们，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拿起武器，保卫祖国，保卫家乡！青年同志们，保国才能保家，立即行动起来，报名参军，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杀敌报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妇女姐妹们，动员你们的丈夫、儿子参军去吧，后方工作我们一定把它做好，让铁血男儿上前线多杀几个日本鬼子。”谢慈的一字字，一句句，震撼着群众的心弦，说到了群众的心坎里，国不保，何以为家。她白发拂面，慷慨陈词，台上台下群情激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场就有十几个男女青年报名参军。那时才16岁的女孩陈谷华，第一次听谢老太演讲，深受启发，当场报名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成为谢慈的儿媳妇。

　　谢慈善于联系实际，用身边的事，启发教育身边的人。她向群众宣传侵华日军的罪行时，用在常州亲眼所见日本飞机轰炸民房、炸死无数同胞的情景，用近在眼前的万福桥惨案和仙女庙暴行，用日军疯狂枪杀江都400多居民、烧毁1000余间民房的事实，来激发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1941年在苏中抗日民主参政会上，谢慈以亲身缠足的痛苦体会，痛诉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她说：“我们妇女要解放，就要打掉锁链，不再做奴隶。”号召妇女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妇女代表深受感动和教育。在这次参政会上，她将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献给党组织作为革命经费，在场的同志都为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

　　在革命队伍中，谢慈常以长者的身份，对青年人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深得同志们的敬爱，干部群众都尊称她为“抗日的谢老太”“革命的好妈妈”。无论是在江都通扬运河两岸，还是在东进后的黄桥一带，凡是谢妈妈到过的地方，老少皆知，远近闻名。

　　谢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江都嘶马、大桥、吴桥、花荡、谢桥一带活动，地方狭小，四面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之中，日寇又经常对我初建的根据地进行“扫荡”，形势十分严峻，部队和民主政权机关处于经常在农村流动的游击状态，在一个地方长则十天半月，短则一两天。谢慈面对艰险的形势，毫不畏惧，迈着缠足小脚，顽强地克服行走不便的困难，坚持为革命东奔西走。当敌人“扫荡”时，她也摸黑和机关的同志一道转移，一行军就是二三十里，基本上都是夜里行动，这对于50多岁的小脚老太来说，难度可想而知。这种顽强精神，不凡毅力，令人钦佩。她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立志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信念，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组织上常常用她的事例教育干部，激励战士。

　　1940年4月，日军侵占大桥镇，筑了碉堡，安下据点，镇压抗日民众。谢慈克服一切困难，和其他干部一起转移到大桥以北花荡、吴桥等乡村，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历次反“扫荡”、支前、参军、减租减息等运动中，她经常风雨来，雨里去，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组织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为党的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经历了无数艰险，从不畏惧退缩。7月，她随新四军东进，在黄桥决战时，负责宣传和支前工作，不怕炮火纷飞，带领群众一次又一次地送饭送水到前线，部队同志说：“前方危险。”她说：“同志，你们都不怕牺牲，我还怕什么呢！”说完仍冒着硝烟继续前进，坚持将食品送到阵地。

　　动员全家跟党闹革命

　　谢慈不仅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也为革命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亲人。五十二岁的她，动员、支持身边共同生活的长子、三子参加革命已非寻常，特别是写信给在镇江工作的二儿子和在武汉的丈夫回来参加革命，还带着身边年仅12岁的女儿参加抗日工作，这在苏中大地，绝无仅有。在她的影响下，江都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救亡高潮。

　　1939年初，新四军到达江都大桥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建立抗日团体，开辟抗日根据地。谢慈毅然地参加了革命，在她的影响和支持下，她的大儿子谢祖培，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大桥青年抗日团体，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谢祖培参加新四军挺进纵队教导队学习,7月，随新四军东进抗日,1943年冬，日军加紧了对通扬运河沿线的封锁，由于工作需要，谢祖培被调回江都任地下交通员。他积极开辟新的交通路线，勇敢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42年春，在执行一次重要交通任务，通过扬泰封锁线时，不幸被敌人逮捕，押到扬州日军司令部，日军对他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日军恼羞成怒，竟放出狼狗将谢祖培活活咬死。谢慈知道儿子壮烈牺牲的不幸消息，非常悲痛，三儿子谢祖德去看望母亲，谢慈强抑悲痛，坚强地对祖德说：“你大哥是为抗日牺牲的，死得光荣，你要继承哥哥的遗志，好好干革命。” 母子俩相互激励，化悲痛为力量，无私无畏地为革命忘我工作，决心把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

　　谢祖德在母亲的影响下，于1939年春参加革命,5月任大桥青年抗日先锋团主任,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为张少堂。11月，江都抗日桥头堡阵地大桥镇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张少堂任党支部书记，王质夫任组织委员，王玉任宣传委员，王炎任青年委员，党员有谢慈、卞济民、谢祖培等。从此大桥镇人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斗争，新中国建立后，张少堂任江都县第一任县长。

　　小女儿谢华英也于1940年参加革命。谢慈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常常挨家挨户宣传抗日，小女儿谢华英(后改名为谢华)当时才12岁，一人在家不放心，谢慈就带着小女儿一起出去开展工作。一老一小走家串户，经常跑来跑去，送信望风。在敌人“扫荡”的时候，也跟着机关的同志一道转移。1940年夏的一天，正当谢慈和小女儿谢华在南家桥准备开会，突然顽军住进了村子，此时县委妇女部长高桂荣也在村里工作，无法出村，谢慈挺身而去，主动担负起掩护任务。一白发小脚老人，带着一个小孩，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她向群众借来粗布旧衣服，给高桂荣穿上，脸上弄得黑黑的，把高桂荣从前村转移到后村的一个亲戚家里，一直隐蔽了3天，顽军撤走了，谢慈和谢华才将高桂荣安全送出。

　　谢慈的出色工作引起花家荡一带的汉奸走狗的痛恨，扬言：“捉拿一老一小有赏钱，捉到老的赏一百元，捉到小的赏五十。”区委知道后，通知她们注意安全，暂时不要到花家荡一带去。谢慈说：“工作怎么能不做呢?宣传抗日是不能停止的。”1940年7月，谢慈和小女儿随新四军东进黄桥，编在区委“小鬼班”。一路上，许多同志看着一老一小在行军，都很好奇，问她们干什么去，谢慈说，“宣传抗日，打鬼子，还要搞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谢华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用她那甜美嘹亮的歌声宣传抗日救亡，鼓舞士气。1944年在江都县文工团工作,1946年参加部队。

　　当抗日斗争处在最艰苦的1941年，根据地需要招收大批人员参加抗日工作，谢慈同志毅然写信动员在镇江的二儿子谢祖荫来苏北根据地参加抗日。谢祖荫当时在镇江办有运输行，生意不错，接到母亲的来信，放下生意，带领全家来到苏中地区，参加了革命工作，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更令人敬佩的是，当她大儿子谢祖培英勇牺牲后，谢慈要她小女儿谢华写信给分别多年在武汉的丈夫谢德荣，劝他不要羁留沦陷区，动员他回到江都与她一道干革命。这年秋天，谢德荣从武汉回来看望亲人，不幸的是谢老太已经牺牲。他虽未见到老伴，却被老伴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便留在解放区，经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万道生介绍，加入江都县利民公司工作，实现了谢妈妈全家都要参加共产党，开展抗日斗争的夙愿。

　　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谢慈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以后，革命意志坚定，任何情况下毫不动摇。在敌我斗争激烈，形势险恶，生活条件也很艰苦的情况下，她的大姐曾从上海来信，劝她不要参加新四军工作，带领孩子到上海去，生活由她们负担，并说已给谢祖德在上海国华银行谋到了职业。谢慈见信后毫不动摇，立即回信大姐，婉言谢绝。

　　还有一次，有个人拿了不少东西，找到谢慈说，上海有一亲戚托他带了东西和钱，如果有困难，回上海去，生活由他们供养，不要再跟共产党走了，不然要杀头的。谢慈听后很生气地对来人说：“请你回到上海，告诉我的所有亲戚，我和他们一刀两断各走各的路，要杀头，我自己愿意，从此叫他们别管我。”谢慈非常刚强，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她经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要解放，靠自己，吃些苦怕什么！”

　　1944年7月，在反“扫荡”斗争中，谢慈在江都三周乡大霍庄一带动员群众转移公粮，组织慰问部队，日夜工作，备尝辛劳。一天傍晚，天下着小雨，突然发生紧急情况，谢慈带领群众迅速转移，不时提醒大家小心路滑，她自己却在通过坝头一个大缺口时，被担在缺口上的旧船板锈钉戳伤跌倒。谢慈不仅腿骨骨折，而且又感染了破伤风，病情十分严重。因战争环境下医疗条件所限，医生建议施行截肢手术。她知道后向组织要求说：“我活着一天还要干革命，没有腿怎么行呢?”组织上决定转院治疗，但就在这天夜里，谢慈不幸与世长辞。同志们和当地群众闻讯后，无不为失去一位“革命的好妈妈”而悲痛万分。三周乡政府和人民为了永远纪念谢慈，在她殉难的坝头上建桥，命名为“谢母桥”，立碑永远纪念。

　　（扬州市江都区老区扶贫“三会” 丁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