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沅陵县一名红色文物收藏者家中，珍藏着一枚罕见的铜质红军帽徽。此枚不同于一般常见的布质五角星帽徽，经文物管理人员验证为真品。这枚直径2.6厘米的铜质红军帽徽为圆型，正面中间五角星内镶有凸起的镰刀斧头图案，两側各有一用于缝钉在军帽上的线洞;军徽背面无文字。由于长期埋于土中，红军帽徽已布满铜锈斑迹。有关专家考证，此枚军徽应属红军早期帽徽，非常少见。由于发现在当年红军进袭沅陵战场处的原沅陵老县城城墙外地下，认定为1934年12月，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通道转兵”，攻打沅陵县城时牺牲红军战士遗留下来的帽徽。

　　据《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等党史军史资料和档案记载，1934年10月，由于错误军事路线的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得不做出撤离根据地的决定。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八万六千人，分别自瑞金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行动。

　　此时，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之后，由贵州、四川交界的南腰界出发，挺进湘西，开辟新苏区，于11月7日占领永顺城，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发动湘西攻势。16日，红二、六军团取得以永顺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大捷，共歼灭湘军陈渠珍所部龚仁杰、周燮卿、杨其昌三个旅大部，毙敌一千余人，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红二、六军团旗开得胜，迅速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可靠基础。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并与已经解放的永顺连为一体，构成了新苏区的雏形。

　　此时，中央红军已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中革军委改变态度，认可了红二、六军团的行动。

　　1934年11月27日，当红军前方主力进到酉水东岸王村，准备渡河时，因敌军已在河西早有防备，红军未能渡过酉水，取道高坪和牛路河去永顺城途中，在过牛路河渡口时，中革军委来电指示，电令红二、六军团：“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敌情的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中央红军)。首先你们应前出湘西交通经济命脉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并向常德、桃源方面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行动……”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红军停止向永顺县城进发，杀了个回马枪，重新在王村集结。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向江华、江永前进，27日，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兴安、全州间突破敌第四道防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就在这时，中央纵队还在100多公里之外。于是蒋介石严令湘桂两省守军将中央红军截断，情况十分危急。然而，已经到达灌阳北边文市、桂岩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没有把握住最后的急行军机会，及时抢渡湘江。而是从11月28日一直拖拉到11月30日，同蒋介石在这里进行了4天4夜的血战。是役，红军从8万余人锐减至3万人，红军将士成片地倒在了脚山铺两岸战地，鲜血染红了湘江河水。

　　在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追敌更猛的危难之时，为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由任弼时留守湘鄂川黔省委根据地驻地，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第五十一团8000余人，在湘西攻势中进攻沅陵，策应中央红军转移。

　　国民党发现中央红军有向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后，急命令新编34师师长陈渠珍派重兵驻防沅陵县城。陈渠珍接电令后，急派戴季韬、廖怀忠、周燮卿各旅迅急驻扎沅陵。并委令黄坤覆为沅陵团防督察委员，四处派遣密探，前往永顺、大庸探察敌情。还督饬区、村镇长派壮丁构筑工事，挖掘战壕，藏匿粮食，实行坚壁清野。

　　沅陵城里，三步一岗、七步一哨，严查过往行人;城周围壕沟交错，沟内遍布竹尖蒺藜，城郊各山头碉堡密集，还强拉民工抢修加固城门;沅水上下进行严密封锁，登记审查船工。将离城40里的常安山一带设置特别镇，组织成立防匪协进会。强令16岁至50岁的男丁编入民团，在离城50余里的报木垭设置盘查哨所，如发现红军则以三眼炮为号，沿线各村依次放炮，传递信息。还在城东北据险设立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设在离城80里的芒洞;第二道防线设在离城40里的香炉山;第三道防线设在离城20里的大土堂。提防红军攻打沅陵。

　　1934年12月5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下，从永顺高坪、王村、大庸天门山等地出发南下，进袭沅陵。经四都坪、筒车坪，于6日下午到军大坪宿营。第二天凌晨，全军将士在村前深溪的岩滩上集合，贺龙亲自进行战前动员。随后红军沿深溪出枫香坪，经刘家溪上常安山。国民政府沿途哨所关卡的探子望风披靡，无人去放信炮。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常安山时，驻防在常安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退至冷水坡，他们架上机枪疯狂扫射，妄图阻击红军前进。红军战士个个奋勇当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冲锋，敌人吓破了胆，夹着尾巴逃往城里。

　　7日下午5时许，红军逼近城北2里许的鸳鸯山、丁公庙一带。是役激战通宵，敌退守县城。这时，设在常安山白岩界大地主王成藩家楼上的红军总指挥部，一片繁忙。贺龙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听取前线总指挥、红四师师长卢冬生报告前沿阵地的战斗情况，及时下达进军命令，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攻城战斗。入夜，贺龙亲自指挥，红军发动猛烈攻击，攻占了城北所有阵地，并突破了敌人最后的一道防线——城壕。敌人全部龟缩进城，形成兵临城下之势。

　　红军继续猛烈攻击，成串的光弹划破了沅陵的上空，嘹亮的冲锋号震荡解山，如急风暴雨般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红军战士有的已登上城墙，有的攻打城门。但是敌人十分凶顽，他们依仗火力优势和城墙的依托，做垂死挣扎。

　　这次战斗吓得敌人心惊胆颤，城里一片混乱，伪县政府的官员们仓皇逃到沅水河中一只大船上随时准备逃窜;盘踞在沅陵的外国传教士拣其贵重物品准备逃遁;县电信局亦逃往南岸的驿马头致电国民党当局向省里告急。电讯无人拍发，只好改用电话报告常德警备司令刘运乾，并请刘转电省府何键，哀求派飞机来沅陵解围。

　　沅陵数千年来就是湘西的门户，红军如占领沅陵，进可以直下湘中，退可以坚守湘西。当湖南军阀何键得知红军攻打沅陵县城后，一惊非小，便四处调兵遣将，前往增援。命令陈渠珍部和各县保安团队及沅陵县长要严守城池的同时，还要派队伍四出侧击、堵击红军，决不能让沅陵失陷。湘西王陈渠珍急令廖怀中第八师及沅陵保安团共四个团固守沅陵县城。同时又令“追剿”中央红军的戴季韬、周燮卿各旅赶忙赴沅陵一带布防。

　　8日晨，红军兵分三路上南门、中南门、下南门围攻沅陵县城，红军战士架云梯，攻城楼。沅陵县长黄锡鑫《快邮代电》称红军“凶勇攻扑，连续冲锋，炮火枪弹，如焚如雨，城内屋瓦皆飞，守军闭城扼守城垣，不敢出战”。守军连连向何键告急，陈渠珍亦怕失掉沅陵，急率部从凤凰老巢赶来督战，并令驻防古丈的顾家齐旅急援沅陵。蒋介石闻悉沅陵告急，急令陈诚派飞机助战。何键急派轰炸机数架飞临沅陵常安山上空轰炸，并在城北郊狂轰滥炸。陈渠珍又电令驻古丈的顾家齐旅火速增援抄红军的后路，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红二、六军团原计划夺取沅陵这个城市，然后进入湘中，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中央红军的湘军的侧背。但由于城墙坚固，沅陵国民党守军四个团已有准备，守军困兽犹斗，殊死抵抗，十分凶顽。红军缺乏攻城大炮，且后续部队未及时跟上，最终攻城不克。在强攻不下，敌人陆空大举增兵的情况下，贺龙、关向应、萧克等军团首长审时度势，认为红军攻打沅陵城，已经达到了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于12月10日，果断地改变战术方针，放弃夺取沅陵城的计划，主动撤出战斗，红军回驻常安山。红军撤出战斗4天后，沅陵城门仍然紧闭，不准行人出入。这次战斗共歼灭敌人200余人，红军伤亡50多人。

　　红二、六军团进攻沅陵城，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震动了正在指挥围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迫其将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调向沅陵，进攻红二、六军团。减轻了中央红军在湘桂边界活动期间的敌方压力，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中央红军突破重围，于12月12日顺利实现“通道转兵”，进入贵州，走上长征征途。

　　随后，红二、六军团沿沅水东下，向桃源、常德方向进军，继续开展湘西攻势。在途经北溶乡时，火烧国民党省军军粮库，活捉沅陵第六区区长，继续实行调动敌人兵力的战略意图。于12月16日，发动浯溪河战斗，占领桃源县城，包围常德，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我中央红军的湘敌北侧，迫使湘敌分兵反击，从战略上大量牵制敌军。12月24日，红二、六军团牵着湘敌的“鼻子”撤离常、桃地区，26日回师，占领慈利县城。至此，红二、六军团的“湘西攻势”结束，进一步扩大了新的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发动的攻打沅陵等一系列湘西攻势，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消灭中央红军的企图，震动了正在指挥围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迫其将担任阻击、围剿中央红军的何键部第16、第19、第62师由通道、靖县调往沅陵，牵制敌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共约30余万兵力。

　　1935年1月6日，任弼时政委在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上总结时强调：“首先是我们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由于坚决的执行了党的进攻路线，在短短的两个月中，给了陈渠珍以致命的打击，特别是我们进攻辰州(沅陵)，包围常德，给了湖南敌人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的配合了野战军的行动。”

　　据考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以红五星作为帽徽。当时红军的红五星帽徽主要为布质，也有硬纸、油毡、树皮、兽皮等材料制成的。不过，红军也有一些金属帽徽，大多为铜质、锡质，个别为银质，形状为圆形、椭圆形，一般都有凸起的斧头、镰刀和五角星图案。1930年龙州起义后，红八军等部队就佩戴过铜帽徽。当然，受根据地经济条件制约，金属帽徽并不常见，一般多为布质。

　　早在197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上龙乡岜海屯挖到的红八军的帽徽与沅陵县这枚红军帽徽一模一样。据悉，为1929年12月初,邓小平到达龙州筹备龙州起义和组建红八军,为体现即将诞生的红八军是党的军队、是工农的队伍,与相关同志就军服、帽徽等进行研究。认为斧头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五角星代表共产党, ,为帽徽制作定下了基调。打铁和补锅出生的红八军卫士排排长谢德成等人用子弹、炮弹的全铜弹壳做原材料，把铜熔化,倒入两块刻有斧头、镰刀和五角星的模具中,趁热用斧头热锻打造，赶制成红军帽徽。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当天,红八军的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铜制的帽徽在头上闪闪发光。在经过战火硝烟的洗礼后,这种帽徽留存下来的极为稀少。现保存在龙州县红八军纪念馆的红八军帽徽,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自然成了镇馆之宝。

　　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共有三支红八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广西龙州红军部队、鄂东南红军部队、湘赣根据地红军部队。其中，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部队，系1932年3月14日，根据中央指示，湘赣省委以红军独立一师和三师为基础组成了红八军。李天柱兼代军长，王震任代政治委员。因李战伤未愈，冯达飞任代军长，归红三军团指挥。同年10月，中央派蔡会文、萧克到湘赣领导军事工作。11月，部队改编，一师改为二十二师，三师改为二十四师，独立师编入红八军为二十三师。红八军军长萧克，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兼政治委员。3个师的师长分别为谭家述、杨茂、戈勇，政治委员分别为王震、李毅、胡楚父。全军共计2200余人。当时，这支红八军就佩戴着铜质帽徽。

　　1933年7月，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按照中革军委6月7日的训令，对两省红军进行了调整，成立了湘赣军区。此时，红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红八军改组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师长萧克，政委蔡会文(后王震继任)，政治部主任李朴、参谋长李达。红六军团成立之初未单独设军团领导，均由第十七师领导兼任。

　　沅陵发现的红军帽徽即系红二、六军团围攻沅陵县城时，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攻打城郊丁公庙下方县城上南门杏浒冲后面的沅陵老城墙外地下所获。据悉为湘西地区首次发现的红二、六军团帽徽实物，印证了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记忆。此枚红军帽徽的发现，为研究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突围转移，客观上创造有利条件，顺利实现“通道转兵”，提供了历史实物佐证。

　　(沅陵县老促会 向显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