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森林公园，有一块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牟宜之的生平事迹。牟宜之不仅是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鲜为人知的诗人，他在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劳动改造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作。从1966年6月到1973年10月，牟宜之在齐齐哈尔生活了近8年。1975年4月29日，牟宜之在山东省济南市等待分配工作中病故，骨灰安葬在了齐齐哈尔西满革命烈士陵园，1980年迁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少年诗人

　　牟宜之1909年出生于山东日照县牟家小庄。幼年时，曾随亲属去北京读书。“五四”运动给幼年的牟宜之以很大影响，使他从小就树立了“雪国耻，争国权”的信念。1923年他高小毕业时看到了旧中国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赋诗道：“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1926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的牟宜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党的宣传、联络和外围工作。1929年，年方20岁的牟宜之写下励志诗篇《少年行》：“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舒发了一位热血青年的凌云壮志。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牟宜之回到山东老家休息了两个月后，去上海读书。在上海牟宜之仍摆脱不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在一次活动中和康生一起被捕入狱，在姨夫丁惟汾的营救下保释出狱。丁惟汾是国民党元老，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秘书长。有这样人脉和家庭背景的牟宜之却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可见他当年对党的信仰有多坚定。1932年牟宜之卖了夫人陪嫁的30亩地，购置了枪械弹药，参加了日照暴动。暴动失败后，牟宜之又一次来到上海，躲进了丁惟汾的家，丁惟汾安排牟宜之去日本留学。

乐陵县长

　　1935年，牟宜之自日本回国，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先后在山东省教育厅乡村教育委员会、南京《旅行》杂志和《山东日报》等单位工作，他利用合法身份，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全民抗战爆发。牟宜之来到武汉，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工作。长江局书记王明怀疑牟宜之是国民党派来的人，拒绝了牟宜之的要求，牟宜之只好回到山东。当时，山东省会济南已经沦陷，但日军由于兵力有限，鲁西北出现了几个日寇占领后没有留驻武装力量的“空白”县，乐陵县便是其中的一个。这里土匪遍地，司令如毛，他们虽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但许多土匪武装与日寇明来暗往，狼狈为奸。县政府不是被这一伙土豪恶霸手中的土匪武装控制，就是被那一股地主劣绅掌握的土匪武装夺取。县长三天一换，五天一变。当县长的要是稍微对几大土匪豪绅表示不敬，便有掉头的危险。所以，作乐陵县长是叫谁谁不去的差事。牟宜之知道，要想抗日，必须有实力，有革命的武装和政权。于是，毅然接受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任命”就任乐陵县长。牟宜之赶任只带两个人。到乐陵后，牟宜之巧妙地利用几大土匪豪绅势力之间的矛盾，先使县政府站稳了脚根。不久八路军115师冀鲁边区挺进纵队司令肖华率部来到乐陵，帮助牟宜之建立了地方抗日武装，改组了乐陵县政府，乐陵成为一个完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期间，牟宜之和肖华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38年12月，肖华介绍牟宜之加入了共产党。

　　面对着乐陵的一片大好抗日形势，沈鸿烈等国民党顽固派恼怒万分，沈鸿烈曾气急败坏地来到乐陵兴师问罪：“你是我的人，是国民党政府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牟宜之答道：“笑话，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沈鸿烈暴跳如雷，用手掌把桌子拍得连声响，申斥牟宜之。牟宜之冷净地回答：“就是把你的指头拍断了，我也丝毫不改变自己的主张!”

　　牟宜之在乐陵任县长期间，作风正派、清廉、刚直不阿，对土豪劣绅日寇奸商的不法活动，严厉打击。有一次日寇毒品商人由汉奸引导来到乐陵，在市场上公开贩卖白面，被县警察局人员捉拿归案，牟宜之当即升堂审理。在县衙门的大堂上，一个老鬼子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日本人，你们中国人管不着我们!”牟宜之回答说：“你们在中国土地上贩毒，触犯了中国法律，我不但要管，还要杀你们这群家伙!”并命行刑队马上将这鬼子和汉奸拉到衙门外面斩首示众。在当时，杀这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日本强盗，对中国人来说是何等解气啊!还有一次，一个乐陵的大财主也犯了私贩毒品罪，被县府判了死罪，在行刑的前一天拂晓，大财主的亲属火速从天津赶来见牟宜之，递上一个“星夜飞呈牟县长”的口袋，说明内有好几万块大洋，哀求牟宜之饶人一条命。牟宜之严正回答道：“钱是人民的，我留下将还给人民，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饶他一命!”随即叱退了来人，处决了那个大财主。

　　在乐陵县全面抗战的局面打开后，乐陵县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泰山支队，牟宜之任支队长。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危险，经常在火线上指挥作战。有一次，日寇的掷弹筒就在他和王新兰同志(肖华的爱人)跟前落下，幸好没有爆炸，牟宜之和王新兰才幸免一死。为此事，解放后，牟宜之还和王新兰开玩笑说：“如果那颗掷弹筒爆炸了，就没有你我这群孩子了。”在鲁西北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牟宜之始终和肖华领导的八路军在一并肩作战，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发展壮大了人民抗日根据地。

沂蒙专员

　　1939年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重庆打电报给鲁西军区司令员肖华调牟宜之去重庆工作，中共中央高层也看中了牟宜之广泛的人脉和非凡的工作能力。牟宜之接到命令后，化装成汪伪高级军官，从鲁西北出发，先到天津乘客轮南下越南，在侵占越南的法国当局办好了护照手续，从河内坐火车到抗日的大后方昆明，又从昆明来到重庆。周恩来交给牟宜之的主要任务是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通过姨夫丁惟汾的关系，牟宜之频繁地与国民党元老接触，周旋于国民党高层之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1939年秋，邓颖超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牟宜之随行。在延安，牟宜之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了解到牟宜之是山东人后，特意请山东老乡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前来陪同会见。牟宜之与康生是老相识，1929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就认识。毛泽东建议牟宜之继续做统战工作，牟宜之却想回山东，肖华也多次向延安总部电报请示要牟宜之回冀鲁边区工作。中央同意肖华的要求，派牟宜之回山东工作。在回山东的路上，牟宜之与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同行，先从延安乘车到西安，从西安赴八路军太行山前线总部。在这里牟宜之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时至深秋，牟宜之看到首长们还穿着单衣，就把随身携带的10万大洋留给了八路军总部，这笔钱为129师官兵购置了冬装。当时国民党经常不按时发放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八路军新四军都很困难。

　　牟宜之回到冀鲁边区后，担任抗日民主政权的沂蒙行署专员。这时，山东的抗战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在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115师代师长政委罗荣桓的领导下，牟宜之和沂蒙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沂蒙山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有两三年，牟宜之根本没有尝过酱油的味道，经常是一把盐一把菜煮熟了吃。一次牟宜之生病，不能坚持行军打仗，由同志们把他送到一个山洞里呆了一个月，由于衣服不能换，浑身上下着满了虱子，钻心的痒痒，不得不浑身乱搔，破了皮肉流的血和身上长的疮粘在一起，又和衣服贴在一起，钻心地疼痛。他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疾病和身体行动不便造成的困难，与同志们一起战斗在反“扫荡”斗争的第一线。有时敌人在那座山头上，牟宜之和同志们就在在这座山头上，彼此都望得十分清楚，敌人用大炮向他们开火，炮弹在牟宜之周围爆炸，牟宜之用日语高声叫道：“你们打得不准，还得练练本事，才能打着老子”。在生死攸关、命悬一线的险恶环境里，牟宜之保持着诗人心性，战斗之余经常写诗作对。1941年牟宜之在一首诗里写道：“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抗战胜利后，牟宜之参加了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的工作，负责和国民党开展和平谈判。他先后担任任八路军济南办事外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1946年春牟宜之随罗荣桓、肖华来到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担任辽东军区联络部长，直接在陈云、肖华、肖劲光的领导下，负责对敌军的策反和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公开职务是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

为官之路

　　东北全境解放后，牟宜之随四野大军入关来到北京，担任第一届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副局长，这是牟宜之建国后第一个职务。尽管牟宜之想大显身手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工作，可是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与国民党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家庭背景，使他的为官之路并不顺畅。他的姨夫丁惟汾没有听从陈毅、潘汉年的劝阻去了台湾。他做统战工作时经常联系的许多国民党高层也去了台湾，这也是牟宜之建国后不受重用的主要原因。1950年，他第一次被降职调任济南市建设局长。他到任时攻打济南牺牲的烈士遗体还没有掩埋完，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副破烂不堪的局面。市政管理混乱，到处是断壁残垣，道路堵塞，桥梁断裂，大明湖濒于淤塞。面对这残破的局面，牟宜之主持济南建设局拆了济南的老城墙，用拆下来的砖石垒起了大明湖的石岸，防止了大明湖的淤塞，保存了这个名胜古迹。他还注意废物利用，一个破庙里的破牌楼被他拿来修饰一番，当作大明湖公用的正门沿用至今。在他主持济南建设的三年中，市建设部门修复并开通了许多条马路，修建了许多座桥梁，如青年桥、西门桥、青龙桥等。

　　1953年牟宜之调回北京，任林业部经营司长。没过多久就被降为副司长。这是他第二次被降职。公开的说法是牟宜之不爱开会、不务正业。因为他经常写诗写文章。好在牟宜之对职务看的不重，每天照样乐乐呵呵的工作。在林业部工作期间，牟宜之揭发了混入林业部担任处级职务的大政治骗子李万铭。1955 年的一天，牟宜之和单位附近一个篆刻店的老板闲聊，老板说“你们单位的李万铭也经常到我这儿来刻章。”当时，牟宜之和担任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李万铭住楼上楼下。牟宜之感到有些奇怪，平时和李万铭接触，他并不是爱好写字刻字的人。牟宜之好奇地问：他刻什么章?店老板说：都是公章，防空司令部、志愿军12军什么的。这令牟宜之大吃一惊。牟宜之立即向党委建议组织检查，并力主查办，由此牵出了震惊中外的李万铭伪造个人历史的政治诈骗案。李万铭被铺入狱。著名作家老舍根据此案创作了话剧《西望长安》，在全国公演，轰动一时。

　　1955年，牟宜之转任中央城市建设部公用局长。　不久，又降为副局长，牟宜之的为官之路可谓三起三落。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中，牟宜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给牟宜之定案期间，老战友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找到反右运动负责人康生，陈说牟宜之的历史功绩和为人秉性，尽力为其开脱。康生却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当上右派的牟宜之只是不当官了，人还在北京，工资照发，还是高薪待遇，直到文革开始后被扫除北京。1966年6月他和家人被发配到齐齐哈尔市昴昴溪区“劳改”。牟宜之下放的单位是建工部六局，这是为建设大庆油田成立的单位，原来设在昂昂溪，后来迁入大庆，留下的办公楼，就变成了中建六局的办事处。牟宜之被分配到办事处维修队干零活，为家属房扒炕抹墙，挑沙子、和泥、搬砖啥活都干，把弯钉子敲直。和牟宜之一起干活的工人说，你这老头儿敲一根钉子的工钱能卖一斤钉子了。牟宜之无言以对，只是苦笑。牟宜之是七级干部，比齐齐哈尔市长的工资级别还高。随着文革的深入，从京城不断传来一些老朋友的噩耗，牟宜之还是庆幸，自己留在北京肯定也是死路一条。在这里也就是游游街，参加几次批斗会，晚上照样若无其事，读书写诗。在昂昂溪生活8年，牟宜之写了150多首诗。牟宜之听说彭德怀元帅在北京被批斗，被红卫兵打耳光，气愤万分，写了《闻彭大将军被辱有感》：“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夙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老战友115师独立旅旅长、建国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的儿子杨小平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农机厂当工人，《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的儿子穆星星因父亲被谢富治下令关进秦城监狱，春节无家可归，两个孩子到牟宜之家里“猫冬”，牟宜之拿不出好吃的东西招待他们，几个人围着火炉烤土豆，边吃边吟诗作对。牟宜之当场背诵《聊斋》中的冤狱故事《席方平》。穆星星听后兴奋的一拍大腿，“牟伯伯，咱们就是当年的东林书院啊”。

　　9.13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政治气候有所回暖，197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小平的复出给牟宜之带来了一线希望，他想起当年和邓小平的太行山之行。1973 年10月，64岁的牟宜之从齐齐哈尔回到北京，想在北京寻找个安身养病之处。牟宜之给邓小平写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说明了自己的处境。邓小平亲笔批复，牟宜之可安置在关内修养。在北京等了一年多，牟宜之感到回京无望，1975年春就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来到济南，希望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没想到迎接他的还是冷遇、推诿和漫长的等待。有一天，牟宜之在山东宾馆走廊里迎面碰到一伙满面春风的人，双方照面，牟宜之愕然无语，人群中的有几位是他在东北战场管理教育过的战犯，此时已被释放，正以贵宾的待遇安排在全国各地参观。和这几位战犯见面后，牟宜之突发中风，1975年4月29日下午带着遗憾离开人世间。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肖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五人署名缅怀牟宜之的长文《有功岂必书之碑》。这五位都是牟宜之的老战友，其中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他们在文尾写道：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牟宜之诗

　　1973 年10月，牟宜之离开齐齐哈尔后，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将其父亲写的诗交给齐齐哈尔市昂昂溪第七中学(齐齐哈尔市第十一中学)教师李铁城，请求李铁城帮助整理。身为诗人、作家、碑文书法家的李铁城此时在昂昂溪支边当老师，李铁城与牟宜之不曾谋面。李铁城翻看这些写在信纸、烟盒、卷烟纸、火柴盒上的诗作，李铁城十分震惊。

　　据后来担任河南省文联《莽原》杂志主编、河南省文史馆馆员的李铁城回忆，面对牟宜之的这些泣血之作，自己不敢丝毫怠慢，在泥草屋里搬了几块砖头当凳子，埋头伏案整理。白天借着微弱的光线，晚上点着蜡烛，彻夜不眠。这些震撼人心的诗篇深深打动了他，整理过程中几次眼中含泪，共得诗200余首。

　　但牟宜之的诗和读者见面是36年后的事情。2008年7月在国家环保局工作的牟广丰将牟宜之的诗稿交由作家刘方纬重新整理并加注，编成《牟宜之诗》一册，请牟宜之老友何思源之女、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题写书名，并请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作序。在牟宜之百周年诞辰之际，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发行，成为牟氏后人对先辈的最隆重的祭献。《牟宜之诗》收录了作者从20岁的《少年行》到66岁去世前的《论作诗》，时间跨度46年，共179首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57年以前28首，1957年以后151首。这就说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处逆境时哼吟的。他生前最后的诗作中有一首是写给儿子的。《示儿》：从来忧道不忧贫，德操无价胜过银。肩挑承先启后业，才涌惊天动地文。一腔热血说珍重，两袖清风亦率真。要居庙堂勤为政，退隐江湖善其身。

　　(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市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建华区政府退休干部 王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