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固始县西南26公里的马岗乡曹营子村，有一座大荒坡烈士陵园，陵园不大，主要建筑是一排座东朝西,南北长24米，东西宽9米，高1.5米,呈一梯形的烈士墓。里面埋葬的是1928年3月18日在大荒坡起义中牺牲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南五县特委书记汪厚之等18位烈士。

　　汪厚之,1900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城关一个书香世家，本名守愚，字后之,亦作厚之，曾用笔名侯俞之。16岁升入潢川省立第七中学,1918年考人开封中州大学,1919年转入武昌中华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与组织散发标语、游行示威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1922年回到光山后，在城关组织“学界同人研究会”，开展探讨革命理论、传播革命思想活动。1923年再赴武汉外国语专业学校专攻英文，期间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汪厚之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坚定的革命意志、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活动经验，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积极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历任武汉学生联合会宣传委员,青年团武汉地委执行委员、秘书(书记)、常委、组织部主任(部长)兼交通，共青团湖北省委执行委员，湖北省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1925年4月经中央同意回河南工作，任共青团开封支部干事兼《豫报》主笔，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执行委员,极力推动河南国共合作。同年底受中共豫陕区委派遣，回光山建立共产党组织。于1926年2月组建了中共光山支部,并任书记。不久调任中共开封地委执行委员、豫西(南)特派员，兼《大同报》编辑。1926年8月任中共豫区委员会(亦称河南区委)委员、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执行委员。

　　这期间，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大量反对反动军阀的文章。他的文章，语言明快,逻辑严谨，议实论新,针砭时政，富有鼓动性和战斗力。如1926年10月25日在179期上发表的《讨赤领袖吴佩孚铁蹄下的河南人民》--文，无情地解剖了军阀统治下的河南社会情形，深刻地揭露了反动军阀的暴虐罪行，激发各界人民觉悟。他坚信人民的觉悟和力量。文中写道:“谁能看见这河南的民众心中，是燃着将要燎原的野火么?”在186期上发表的《直系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对军阀大行苛政、横征暴敛的揭露,更是人木三分。他号召河南人民“只有民众暴动的革命之一法，以打碎此万恶的军阀政治，解放出自己”。

　　1927年5月,中共豫区区委改建为河南省委，汪厚之为省委委员,分工负责学生运动。中共八七会议后,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并改组省委,汪厚之当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会议决定成立豫南、豫中、豫北3个特别委员会，分别指挥和组织各地的武装起义。会后不久,汪厚之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16期上撰文，深刻分析了河南斗争的形势,探讨革命斗争的方式，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河南各地工农的革命斗争，预言党领导的工农斗争的风暴，必将“推翻新军阀的统治，建设起自己的政权一-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根据省委决定，豫南特委曾试图在潢川一带组织暴动,但因缺乏充分准备而未获成功,特委恳请延迟起义时间，但不仅没得到省委的同意，还对豫南特委进行了改组。为了执行中央多次命令河南暴动掩护保障湖北暴动胜利的指示，加强对豫南起义工作的领导，1928年2月初，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豫东南商城、潢川、固始、光山、息县五县特委”，任命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厚之担任南五县特委书记，龚逸情、范易、陈维光等任特委委员。鉴于当时湖北省的“黄麻起义”、河南省的四望山等地区起义都先后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情况，大会认为“河南不能再迟”，省委命令新成立的南五县特委 “限一月之内在商、潢、固一带发动暴动”。

　　汪厚之清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他没有丝毫犹豫推诿，而是知险勇往，毅然前行。1928年2月底，汪厚之、范易、龚逸情、陈维光等一行四人到达潢川后，立即召开南五县特委会议，决定“近期首先在商、潢、固交界处的大荒坡举行武装暴动，接着发动各地起义。”此前的2月10日，当时的豫南特委曾在大荒坡组织过一次暴动，但没能成功。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夺取起义胜利，会后，特委成员分头到商、潢、固等五县巡视宣传动员，每到一处，他们都动员大家突击完成起义准备工作，要求坚决执行河南省委限期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

　　大荒坡位于固、潢、商3县交界处，离3县县城都在30公里开外,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是个“三不管”的地方。这一带前后有3个土楼,住着3户土豪劣绅。东面张上楼的劣绅张秋石担任民团中队长，有30多条枪，也是其中最大的土豪;北面张下楼的张重山也有少量枪支;南面曾小营子张现贵有3个儿子，但其长子张相舟、次子张彦武在潢川七中读书时就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3月16日，特委召集辖区各县中坚分子并潢川省立七中进步学生30余人在大荒坡地下交通站，党员冯新宇家开动员会，决定暴动夺取张家上、下楼的枪支,扩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会上，了解实际情况的党员干部认为我方力量有限,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张家上、下两楼武装占优势,距大荒坡30里外又驻扎有国民党的军队，暴动时机不成熟，建议暂缓进行。汪厚之也觉得力量对比不利我方，取胜把握不大，但身负省委重命，必须完成任务，他忍责任怨,全面分析形势、鼓励同志斗志，号召舍身报党。

　　会议最后通过了1928年3月18日在大荒坡领导武装起义决定。会上对大荒坡起义的步骤和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和具体部署，命令各路起义队伍于3月17日天黑前，全部到达大荒坡以南红盆窑地下党支部书记张相舟家集中，午夜开始行动，目标是偷袭反动民团头子张秋石家的寨子，拔掉这个反革命据点，消灭大荒坡的反动民团，夺取敌人手上的三十余支钢枪，成立革命队伍。

　　17日夜晚汪厚之率固始、商城、潢川、光山、息县党的主要负责人和商、潢两县部分党团员、革命群众100余人陆续集中到距大荒坡10里许的“红盆窑”张相舟家隐蔽待命。这里地势优越，党的工作活跃，群众基础好。午夜时分，汪厚之作动员、部署后，宣布起义开始。正在这时，得到情报，国民党派一“提款委员”带6支快枪，坐镇马堽集催款催捐。特委临时决定，先夺取这6支枪再打张上寨。当起义队伍赶到马堽集时，发现集上正在唱戏，提款委员也夹杂在看戏的人群中。特委考虑戏场人多，担心误伤群众，于是命令队伍转问西北,直捣张上寨。

　　由于几经周折耽误了时间，队伍接近大荒坡时，已经鸡叫五更。这时参加暴动的当地人情绪有些动摇，担心天亮互相认识身份，如果起义失败，以后无法在本地安生，提出推迟暴动。汪厚之则认为这么多人，集中不易，时间拖延，倘有泄密，后果更加不堪设想，遂决定继续按原定计划执行。他将参加暴动的队伍分为两部分:一是南五县特委和潢川县委各支部负责人及第七中学部分师生30余人,从正面攻打张上寨; -是大荒坡地区的农协会员80多人，攻打张上寨左右翼并封锁道路。

　　老奸巨猾的张秋石，自2月10日暴动队伍杀了他家7口人之后日夜提心吊胆，加强了防备。在他为祖母、母亲做超生大斋结束的日子里,更是百倍戒备，调集武装防护,寨门紧闭,吊桥高悬。团丁们日夜值班站岗,他自己则亲自巡逻，为守寨的团丁们打气壮胆。

　　暴动队伍接近寨门时,寨内的人多数未睡，团丁正在巡逻，一发现动静，就紧守大门，并爬上屋脊向外打枪。暴动队伍包围张上楼后,在汪厚之的指挥下,特委委员范易率领13名党员骨干组成的突击队，向寨门冲去。因寨门坚固，数攻未克。这时暴动队伍把门外两个草垛点着，-时火光冲天,进攻队伍暴露在火光之下,周围反动组织“红枪会”听到枪声，看见火光,纷纷赶来进攻暴动队伍，一时间号角连天，枪声震耳，把暴动队伍分割成了三截，寨内的民团也向外猛扑。汪厚之见形势于我不利，果断下令突围，自己率部分同志阻击掩护。经过激烈战斗,暴动队员所持14支枪的子弹耗尽，大家就用刀矛与敌人展开肉搏。尽管全体队员英勇奋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抵众,加之天色放明，当地人无心恋战，只有部分同志突出重围。汪厚之和龚逸情等30余人不幸被俘。

　　“大荒坡起义”不幸失利后，大荒坡地下党支部书记张相舟等人，于当天即利用关系开展紧急地营救同志的工作，救出了部分同志，但汪厚之、龚逸情、范易等特委领导和部分参加起义的同志共18人还是不幸落入张秋石的手中。汪厚之等18人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大义不易、一身豪气，敌人又恨又怕，对他们施以酷刑，在汪厚之的鼓励下，大家都坚贞不屈!汪厚之更是把审讯场变宣传场，大声痛斥敌人。反动奸诈的民团头子张秋石担心夜长梦多，在当天中午就残忍地杀害了18位革命志士!临刑前，面对刽子手抡起的大刀,汪厚之等高呼革命口号，从容不迫,慷慨就义。牺牲时,汪厚之年仅28岁。

　　(张剑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