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渠包括南拐渠、北拐渠两个自然村，共分八个行政村，位于河北省馆陶县西南部，房寨镇政府驻地西1.5公里处，曾是宋辽交战的古战场。明初由山西省洪洞县迁民来此定居时，看到这里是古黄河和漳河拐弯处，就起村名为拐渠。因同时定居的有两个拐渠，分为南拐渠村和北拐渠村。南拐渠村有1204年（金泰和四年）建的龙泉寺。南拐渠村原有四个行政村：王寨、桥口、郝前街、郝后街。屯里又名拐渠屯，原与南拐渠为一个自然村，1946年分出，划成行政村，南韩庄原与南拐渠为一个自然村，1950年分出，划成行政村。北拐渠分为北拐渠东村和北拐渠西村两个行政村。

　　拐渠八个行政村居住集中，耕地相连，地势平坦，土质大部分为沙壤土，少数为粘土。2017年底拐渠八村总人口为7983人，耕地面积12912亩。拐渠村从2001年开始引种晚秋黄梨，经过17年的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决定把拐渠村建成美丽乡村——黄梨小镇，建成中国最大的晚秋黄梨种植基地——“万亩晚秋黄梨之都”，成为全县第六大富民产业。

　　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

　　馆陶县人杰地灵，豪杰辈出，西南部拐渠一带更是古来繁华地，历史文化乡，是有名的智儒慧贤之地，历朝历代都有知名仕绅。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卜商，孔门十哲之一）曾在馆陶县西南的西河寨村一带讲学，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段干木、李克、吴起和公羊高。子夏病逝于讲学处西河寨村，为了缅怀子夏的丰功伟绩，官吏和百姓在其讲学处建立了祠堂，后人称为“卜子祠”。据村里的长者介绍，解放前村中间有文庙，大殿里供奉着孔子和子夏的牌位，还有一块字迹不清的石碑，那就是“卜子祠”的旧址。解放后，文庙变成了学校。子夏严谨务实的教学精神代代相传，儒家文化广泛影响了馆陶县西南片区房寨、河寨、拐渠一带。北拐渠村耿家，明清时期出了数代官宦和名人，为官清正，为文洒脱，计有6人中进士，另有国子监生30人，府县秀才26人，正七品以上官员14人。耿明，明朝时官至江西左参政，清正廉明，为民谋利；耿明曾孙耿如杞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耿如杞的儿子耿含光、耿章光、耿大光均从政从文颇有业绩；耿如杞的嫡孙耿愿鲁是清代第一位进士，授任编修，曾参与编修《馆陶县志》，著《韦斋集》7卷；耿贤举就职武定府教授，尽心育人，曾参与编修《东昌府志》，著有《缓斋诗草》；耿寿平，任宁远府同知，迁任广东省肇罗道。耿家世代死后归葬祖茔，现在北拐渠村西还有大片耿家祖茔。

宁折不弯的耿如杞

　　二、革命的火种

　　据1936年的《馆陶县志》记载，晚清时期南拐渠村就有了私塾。

　　1912年（民国元年），南拐渠小学成立，校址在南拐渠郝前街村。

　　1914年（民国3年），馆陶县有7个区，57个里，509个村。

　　1929年10月，馆陶县有8个区，区以下废里建162个乡镇，辖501个村。

　　1931年春，馆陶县在南拐渠村龙泉寺庙址成立馆陶县第三完全小学，该校为继县城北馆陶第一完全小学、南馆陶镇第二完全小学之后所建，因此时称“馆陶县第三完全小学”，亦称“馆陶县第三高级小学”，简称“三高”。名誉校长郝介眉，闫兆林任训育主任，教师有曾则西（曾永申）、孙锦等。郝国藩在乡绅的推举下，就任馆陶县第八区南拐渠乡乡长，兼任南拐渠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学董。之后，馆陶县陆续在张官寨、浅口、徐村成立第四、第五、第六完全小学。这六所高级小学是当时馆陶县国民政府创办的高级学校。各学校都设有训育主任，由国民党员担任，专门限制学生言论，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监视学生的行动，反对共产党，以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禁锢青年学生。进步的教师和青年学生对国民党在教育上的黑暗统治极为不满，自发的斗争不断发生。

龙泉寺

　　馆陶县马列主义的传播，首先是在青年学生中进行的。1930、1931、1932年，大名县委委员解蕴山先后介绍大名七师毕业生李镜明、田辛甫、王国华到“二高”任教；1931、1932年，解蕴山又先后介绍大名七师毕业生曾则西、孙锦、裴志耕到“三高”任教。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积极团结进步青年学生，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和进步刊物。1932年暑期，曾、裴二人因受迫害先后离开了学校。1932年10月，经“二高”教员郝廉重（郝洁轩）介绍，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王毅之、纪毅心来到“三高”任教，进步力量强大起来，加上王毅之夫人崔贞淑，他们三人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王毅之任书记，纪毅心任组织委员，崔贞淑任宣传委员，党支部直接受北平党组织领导。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火一样的革命热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

　　在王毅之、纪毅心的帮助下，1932年冬，三高青年学生组织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支部，支部书记梁毅民、组织委员郭存仁、宣传委员宁思礼，主要成员有郝树璋、郭文仲（郭毅锋）、张冠甲等十几人。从此，革命的火种在拐渠及周边乡村燃起且逐渐壮大。他们组织学生走出学校到社会上进行活动，号召群众起来抗日，抵制日货，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多次利用节假日和集会到房寨镇进行反对日本进犯热河、侵占长城各口的游行示威和演讲，并到附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933年夏，同盟支部为了声援和支持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的抗日同盟军，积极组织学生在社会上宣传，以扩大影响，多次给同盟军写慰问信，并派宁思礼等优秀青年到察北参加抗日同盟军。

　　马列主义的传播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极大地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更加激化，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反蒋抗日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风起云涌。1932年和1933年，馆陶县学生的罢课斗争此伏彼起，出现了高潮。

　　1933年春，县教育局提出增加收取学生的灯费、学费，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不满，这时反帝同盟支部抓住这个时机，向校长郝振华提出不能无故增加学生学费的意见，学校不予答复。反帝同盟支部组织二高、三高进行了一次联合罢课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拐渠小学停办。

　　三、抗战力量的培养

　　1938年5月，馆陶县抗日政府成立，拐渠小学亦随之恢复办学，郝子茀任校长，11月，聊城失守后，拐渠小学再度停办。1939年（民国28年）2月17日，日军第二次占领馆陶县城。党政机关转移到西南一带农村活动，无固定驻地。

　　1940年春，为了培养抗日人才，馆陶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在南拐渠和浅口成立抗日高级小学，并发出了抗高招生的布告和通知。南拐渠抗高亦称馆陶县第一抗日高级小学，由崔玉璞任校长，靳景涛任训育主任，郝化民任教导主任。浅口抗高亦称馆陶县第二抗日高级小学。这一时期，敌人经常进行扫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学校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形式多为游动式，师生辗转庄固、河寨、留庄、井寨、拐渠等村，秘密办学。

　　1943年，由于日伪军在南拐渠安“钉子”，同时又遭大灾荒年，办学环境和条件十分艰苦，馆陶县抗日高小再度停办。

　　1944年春，随着馆陶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及形势的好转，各方面工作急需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为此，县委和县政府决定复办抗日高级小学，第一抗高仍设在南拐渠，县政府发布告招生，周边县也有青年前来报名。郝子茀（1952年任馆陶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席）任校长，郭冠英任党支部书记，并于当年四、五月间招收学生45人。6月，郝化民接替郝子茀任校长。

　　1945年初，该校搬迁到寿山寺村，在张维翰家办学两个多月，又迁到北馆陶文庙，同年5月日本投降前夕，学校搬迁到南馆陶王占元祠堂内，日本投降后，“馆陶县第一抗日高小”更名为“馆陶县第一高级小学”。

　　1946年冬，由于国民党军队侵占大名，并向北窜犯到营镇一带，全校师生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先是在县东南、西南各村测画军用地图，后又轮流在焦圈照料护理随军医院的伤病员。因敌人继续北犯，学校又变为游击式教学，先是昼出夜归（主要是防敌人空袭），后是全校转移到邱县邱城东北一带农村，半天拾柴（卖后补助学校经费）半天上课。1947年春，返回南馆陶。当年夏招收七班后，学校又迁到大刘庄村北大庙内。1948年初，并入浅口小学（完小）。

　　馆陶县第一抗日高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一面让学生们学习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面开展各项抗日工作，为党和军队培养了大量人才，不少抗高毕业生走上了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岗位。

　　四、辉煌的抗战历程

　　拐渠村是共产党在冀南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冀南三地委曾在此地办公，三地委领导宋任穷、杨易辰、焦善民等长期在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据郝鲁伟女儿沙菲菲介绍，1942年，宋任穷、陈再道在冀南作战时曾在郝鲁伟家借住过。解放后曾任中共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杨易辰和他爱人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冀南馆陶一带战斗，他们夫妇于1942年在南拐渠村成婚，1996年，杨易辰夫妇重回馆陶看望老区人民，由时任馆陶县委副书记李广聚、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向华等人陪同，看望南拐渠村当时的房东和乡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第六专署督察专员兼聊城保安司令范筑先在共产党人张维翰、姚第红、王幼平等人帮助下，在山东聊城举起抗日大旗，组成“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范筑先先后将多股民众起义武装和民团武装改编或收编成为抗日队伍，组成35个支队，号称“十万铁军”！张维翰收编了各地地方武装约一万人，组成了十支队。同年底，馆陶县第八区成立人民抗日自卫团，郝国藩担任团长，王传、李尚达任副团长，参谋阎兆亨。

　　1938年底，在日军进攻聊城战斗中，范筑先壮烈殉国，聊城失守，鲁西北抗战局面发生了混乱和分化。中共中央决定派八路军主力部队前往组成纵队，成为鲁西北抗战核心。

　　12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组织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开赴馆陶，第十支队改为筑先纵队，司令员张维翰。

　　同年12月14日，陈赓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来到鲁西北，与鲁西北特委在南拐渠村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充分认识鲁西北严峻斗争的形势下，一致认为，今后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将由政治斗争转向武装斗争，并研究了消灭邱县东目寨镇王来贤部的决定计划。

　　这时，国民党第四区（驻临清）专员袁聘之，派人来争取改编郝国藩部，驻聊城的日军和伪军也写信拉拢他们。鲁西北特委要求馆陶县委想尽一切办法，牢牢掌握八区“人民抗日自卫团”、并迅速扩大馆陶县委领导的“鲁西北抗日游击队”。在会上经研究决定，派王乐亭（解放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化云等人竭力引导他们走抗日救国之路。派党员孙建功到自卫团任政治部主任，阎兆亨担任副主任，重点做郝国藩的思想工作。同时做好一切准备，统一行动部署，随时策应围歼王来贤部的军事斗争。

　　八区自卫团内部斗争很激烈，以李尚达（副团长）为首的地主阶级投降派想投靠日军，以王传（副团长）为首的正统派主张投靠国民党，郝国藩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思想认识提高很快，认为只有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才有前途，坚决同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

　　1939年1月，中共馆陶县委将县游击队、县青年抗日挺进队合并并入馆陶县人民抗日自卫团，将其正式改编为“筑先抗日纵队独立团”，团长郝国藩，副团长李尚达、张文桢，政治部主任孙建功，参谋长罗玉璞，政治部副主任阎兆亨。

　　同年2月，日军占领县城后，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同日军进行武装斗争，在一区游击大队基础上成立了馆陶县抗日游击大队（县大队）。县大队陆续发展到3个中队。

　　同年6月3日（农历四月十六日），郝国藩带领改编整军后的独立团一营第一次参加由筑先抗日纵队组织的反扫荡战斗，和“筑纵”二团五营相配合，在馆陶县北董固村反击日寇发动的大扫荡。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向村内发动进攻。郝国藩指挥参战部队顽强抵抗，死战不退，毙伤日寇90余人。在完成任务后，突围而出，转移到安全地带。但是在这次战斗中，独立团政治部副主任阎兆亨和李排长、郝树森等20余名同志英勇牺牲。

　　日寇为了报复，同年6月21日，组织大名、广平的日伪军300余人包围了驻北留庄的卫西指挥部和独立团一营。郝国藩当即命令二营去截击敌人，驻北孙店村的独立团二营在营长王希林率领下，急行军20多里赶到战场，出其不意攻进村子，夺敌人大炮，敌人仓皇逃窜，这次战斗毙敌数十人。

　　1940年4月，大名、馆陶的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筑先纵队一营营长冯惊涛率一营全部和二营两个连在郑村截击敌人。部队冲进村内，杀伤大量敌人，残敌狼狈逃窜。战斗中，一营营长冯惊涛和二营五连连长王好重不幸牺牲。

　　同年6月，“筑先抗日纵队”和“先遣抗日纵队”合并为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当时下辖3个团（22团、23团、24团）。郝国藩领导的部队独立团和先遣纵队一团、卫河支队一团合编为新八旅23团，郝国藩任团长，李大清任政委，罗崇福任副团长，黄依仁任参谋长（后改名陈中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8师师长），刘昌任政治部主任。一营营长陈其芳，教导员张祥甫。二营营长冉泽，教导员杜平。三营营长王希林，副营长王俊（1947年牺牲于河南汲县），教导员周全。馆陶县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独立营，营长刘墨卿，政委罗霞光。

　　同年8月，23团第三连奉命参加百团大战，执行破击邢台—沙河段铁路任务。同年11月，县独立营奉军分区命令，编入新八旅23团。馆陶县委又重建抗日游击大队（县大队），军分区派阎洪辰任大队长，罗霞光任教导员。

　　自1939年1月馆陶县八区抗日自卫团被改编为筑先纵队独立团，团长郝国藩，1940年6月独立团被改编为129师新八旅23团，这是坚持馆陶抗日斗争的主要军事武装。

位于馆陶县拐渠村的129师新八旅23团团部

　　1941年4月，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在馆陶县召开参军参战动员会，号召各级干部和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2年6月，根据形势需要，冀南军区命令新八旅和冀南三分区合并，新八旅番号撤销，为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23团。张维翰任三分区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

　　1943年1月为了执行129师《关于1942年工作方向的指示》，冀南地委和行署决定任命郝国藩为馆陶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仍兼23团团长。当时鲁大东(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书记)任县委书记。

　　同年1月25日，伪六区官兵起义。八旅敌工科干事穆虹打入伪六区，在地下工作者的配合下，经过一年的工作，争取了伪六区全体官兵。根据冀南三分区的指示，由穆虹担任总指挥，伪六区区长石善岭率100余名伪军起义。为接应这次起义，三分区23团和馆陶县大队于夜间攻入南馆陶据点，将起义官兵家属和冲散人员救出，同时拔除西门外炮楼。起义部队被编为冀南三分区游击营，营长石善岭、教导员穆虹。

　　同年5月16日，馆陶伪一中队，在南馆陶西王（王占元）祠堂修碉堡，23团两个连趁敌未稳，于当夜强袭，夜12时激战30分钟，俘虏伪军两位小队长以下58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同年5月21日，邱县坞头日伪军40余人进犯樊堡，23团3连与警卫连得悉后，迅速出击，将敌击退，击毙日军5人，伪军2人。

　　同年6月24日开始，日军在南拐渠的龙泉寺内建设炮楼，该炮楼占地5亩，中间建有一个圆形直径约为8米的炮楼，四角分别有4个观察哨。炮楼左边建6间房，供日军生活住宿。该炮楼驻扎日军人数不固定，刚开始时30余人，后来减少到4人。他们经常联合伪军对周边村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同年夏，由刘墨卿率领的冀南三分区特务大队，配合23团一个连，利用敌伪关系里应外合，一举攻克南馆陶敌据点，摧毁设在据点内的伪七区区部，歼灭伪军一个中队。接着拔除了设在冠馆公路上的李菜炮楼。秋，23团在馆陶县敌工站的配合下，于夜间袭击颜窝头敌人，俘虏80余人，并缴获80余支枪支及10余大车粮食。

　　1944年春，南拐渠据点敌人，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内外交困，无法坚持，被迫撤退。

　　同年5月，23团改称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23团。

　　1945年，随着根据地形势的好转，全县出现了一个空前的生产、杀敌的新高潮，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反攻和争取最后的胜利。春节之后正规军开始扩编，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各区都相继召开了参军动员大会，广大青年纷纷踊跃报名要求参加人民的子弟兵——23团，出现了“父母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动人场面。2月15日，八区也召开了参军大会，16名青年报名参军。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得到了恢复和扩大，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力部队23团已发展到2000余人，县大队和区分队有600余人，武装民兵有500余人。

　　1945年夏，23团编入平汉纵队。同年6月，抗日战争接近尾声，郝国藩调任冀南三分区武委会副主任。6月17日，200余日军和300余伪军从广平出发，企图到馆陶八区西河寨、拐渠一带抢掠粮食。23团驻拐渠村的2000官兵迅速做好战斗准备，经过一夜激战，毙敌180余人，给扫荡之敌以致命打击。7月，馆陶县全境抗战胜利。9月，23团改称冀南纵队23团。10月，接军分区命令，罗霞光带独立营罗保田、张俊岭两个连200余人，编入23团，同时保留编制进行扩编调整。

　　1946年，23团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4旅。

　　1947年，郝国藩担任第二野战军十纵随军办事处副主任，跟随刘邓大军南下，随十纵进入河南桐柏地区。

　　1949年2月，23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

　　抗日战争中，馆陶县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3000多人战死或被杀害，5000多间房子被烧毁，大批牲口、粮食和财物被抢劫。馆陶县人民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540余次,袭扰敌人1490余次,破坏敌人交通沟路和围墙120余次，毙俘日伪军1600余人，缴获枪支2000余支和大量军用物资。革命烈士冯惊涛、王好重、王凤章、郝树森、阎兆亨、郝育才等在抗战中壮烈牺牲。英雄的馆陶县人民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从1947年到1949年，馆陶县曾抽调几百名干部分三批南下。第一批干部于1947年7月随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第二批干部于1948年春去河南、湖北交界的河南桐柏地区；第三批干部于1949年4月去湖南益阳地区。其中革命老区拐渠等西南乡的大批干部也积极参加了南下的队伍。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告别亲人，背井离乡，有的为全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孙建功、王希林、王俊等；有的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后，成长为新中国高、中级领导干部，如原煤炭工业部长肖寒、原石油工业部长宋振明、原六十九军副军长罗保田、河北省妇联原副主任郝鲁伟、湖北省工业厅原副厅长郝国藩、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郝洁轩、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副局长宋子兴、安徽省蚌埠市原政协主席罗霞光、北京军区财务部原副部长孙养廉、原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郝化民、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梁毅民、湖南省结核病防治医院原副院长郭子杨、安徽省合肥市交通局原局长王省三、湖北省原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郭玉山、湖南省原常德地区行署副专员郝慎吾、湖北省财政厅原厅长韩洪如、湖南省原衡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志平、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王驰、北京日报社原总编孙永田、河北省煤炭厅原副厅长孙文华、原通信兵6904工厂副厂长郝灿祥、天津市原煤矿设备厂厂长郝兆平等等，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馆陶县老促会 宁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