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先后成立11个军，11位首任军长，有6位战死在沙场，有2位叛逃，1位被错杀，只有2位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那位被错杀的军长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祁致中。1933年6月祁致中带领6个结拜兄弟起义建立抗日武装，这支队伍后来发展为抗联第11军。祁致中足谋多智，勇猛善战，率领部队同强大的日伪军浴血奋战，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创立了抗联部队中唯一的七星砬子兵工厂，给抗日联军各部队以武器支援。多年以来由于某种原因，关于祁致中被错误处死的问题一直是党史和军史专家回避的话题。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力图还原祁致中被错误处死的历史真实。

　　一、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

　　祁致中，原名祁宝堂，号明山。1913年，祁致中生于山东曹县常乐集乡祁庄。1931年到黑龙江省桦川县驼腰子金矿（今属桦南县）当工人。1933年2月金矿被日军侵占。祁致中联络工人集资购枪，准备武装抗日。1933年6月下旬，祁致中带领韩忠礼（后改名韩立中）、张仲祥、尤成禄、吕景芳、赵喜儒、孙继武6人，乘吃饭之机举行暴动，开枪打死7名日本兵，夺取轻机枪1挺，步枪6支，手枪2支，子弹700多发。同时动员20余名工人参加队伍，在桦川县大梨树沟十二马架子屯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也称“明山队”。祁致中被推举为首领。他率部在桦川杨马家店伏击日军汽车队，消灭日军12人，炸毁汽车7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为部队补充了大量军用物质。1934年3月祁致中又率部参加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任民众救国军暂编混成第1旅旅长，经杨德金、白云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下旬，祁致中指挥部队在柳树河子截击日伪开往佳木斯的长途汽车，造成很大的声势和影响。2月，祁致中在方正县窝里村巧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祁致中接受冯仲云的建议，改名“致中”，意为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随后，他率队参加攻了攻打方正县城、延寿县兴隆镇、依兰县三道通警署等十几次战斗。同年冬率部至汤原县，参加中共汤原县委党训班学习。1935年12月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夏云杰介绍，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祁致中1934年入党后材料丢失）。1936年1月28日，中共勃利县委看到祁致中部已达到100余人，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派共产党员、勃利县团县委书记富振声去祁致中部工作，帮助改造这支部队。1936年4月，祁致中到伊春参加抗联政治军事学校第一期学习。据《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关于祁致中联军独立师成立的经过》介绍， 1936年5月20日在依兰县二道河子，祁致中部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独立师。师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富振声。当时抗联第3军军长是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独立师成立后经过整顿发展，先后建立了3个旅，共800余人。独立师以依兰、桦川为中心，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英勇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1936年秋，祁致中参与领导抗日军民在桦川、集贤两县之间的七星砬子沟里建立后方根据地，成立修械所、被服厂、军政学校等。不久，又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七星砬子兵工厂，厂内设修械、弹药、制枪3个车间，兵工厂里有一个小型水利发电站，有机床，还有以共产党员胡志刚等为首的20余名奉天兵工厂来的专家和技术工人，生产了包括冲锋枪在内的大量武器，对支援抗联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6月15日富锦县山林警察大队大队长李景荫率部起义，加入独立师，李景荫任独立师参谋长。同月中共北满省委做出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独立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1937年11月，在东北抗日联军北满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的帮助下，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在富锦县二区成立。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11军下辖1个师，师长李景荫。11军有1500多人。原中共满洲省委驻巴彦游击队（后改编为工农红军36军）特派员、中共龙江特支书记于天放（建国后任黑龙江军区副政委兼干部部长）任11军1师随营学校教育长，帮助祁致中培养连排干部。11军在富锦、桦川、依兰和同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

　　1937年夏，七星砬子兵工厂生产用的火药短缺。祁致中得知抗联第7军1师师长李学福与苏联方面有联系，便通过李学福写出介绍信，决定亲赴苏联求援。11月下旬，祁致中带领军部和七团到同江县、抚远县境内活动，12月末，祁致中在抚远县海清渔场附近越境进入苏联。祁致中走时约定3个月后回归，军部暂由副官长薛华负责。但因苏联正在肃反，负责与抗联联系的内务部系统人事变化比较大，祁致中入境后与苏方发生误会，苏联远东军区内务部将他扣留。把他和随后越境进入苏联的抗联3军军长赵尚志、6军军长戴鸿宾关押在一起，进行长期审查，直至1939年5月释放，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

　　据当时唯一与赵尚志、祁致中共居一室的戴鸿宾在1940年2月22日给中共北满省委写的报告《关于赵尚志倾向问题向省委的说明》中说， 在位于伯力的远东军区内务部关押期间，祁致中与赵尚志、戴鸿宾共居一室。他们之间更多的是谈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方针、路线和策略问题，其中包括“3军和独立师的关系，独立师的发展，独立师对省委的关系和总部的领导问题。”在赵尚志看来，独立师虽然已发展为11军，但11军是在3军独立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赵尚志仍然把11军当独立师看待。另外也涉及到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中共吉东省委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对这些问题，祁致中与赵尚志的观点不一致，存在分歧，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关系不算融洽。

　　戴鸿宾文化水平不高，在汇报材料里有一些错别字，本文都给已标注。戴鸿宾材料里还说，赵尚志虽然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党龄的领导干部，但没有看到祁致中政治上的成熟与进步，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抗联军长来看待，经常持以蔑视的态度羞辱他，动不动就指责祁致中是胡子土匪，指斥他以往的行为完全是胡子行为，说他“挂着反日招牌，为自荣耀和发财”。甚至在一次争辩中，说自己是“东北党代表，我以党代表的资格，开除你（指祁致中）的党籍”。虽然经过戴鸿宾从中劝说，最终没有开除祁致中的党籍，但仍然“叫致中同志写悔过书”，并“提出在党的纪律一定要处罚，规定一个时期留党查看”。此时的祁致中“对共产事业是相当信仰的，在政治上相当进步”，他“读了我们的很多的文件”，已经能够将所学的经典理论，结合自身的革命实践来思考问题，有了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些独立思索。在此期间，他也提出过一些偏狭幼稚的观点，诸如“胡子的游击战术也能赶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等，在他的身上“某种时期，还有部分的土匪思想反映”，但总的来说，“过苏联后的致中与东北的致中各方面大不相同，有了很多的进步。可能做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英雄”。

　　戴鸿宾在汇报材料里还写到，关于11军与3军的关系争论问题，赵尚志“认为独立师的发展，没有赵尚志正确领导，决不会得到发展的”，过多地是夸大3军对独立师发展壮大的影响，片面强调其本人在独立师发展中的个人魅力。而祁致中则要相对实事求是一些，“致中同志认为不是那样，故（固）然3军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独立师有了好的影响，对独立师有部分的帮助，独立师发展不是完全依靠3军。”而且指出“3军在尚志直接领导之下，并不是发展怎么样不得了的程度。”赵尚志和祁致中争论的结果最终往往也是祁致中“表面上勉强接受他的意见”，但却“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因而两人之间由于看法不同、性格不合所产生的积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这种不和谐的关系为今后两人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二、祁致中被赵尚志错误处死的经过

　　1939年5月下旬，苏联远东军区内务部将赵尚志、祁致中和戴鸿宾3人释放。1939年5月30日，苏军第二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伊万科涅夫少将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政委比留科夫及集团军情报处长阿列申少校与赵尚志等人会面，并宴请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会见时伊万科涅夫少将传达说，赵尚志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鼓励他回东北继续领导抗日斗争。苏军同意赵尚志的请求，在短期内组织在苏滞留的抗联人员，成立一支110人左右的抗联总司令部教导队，为准备回国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蓄力量。赵尚志又任命了其他干部：戴鸿宾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教导队队长，祁致中为总司令部副官长，陈雷为宣传科长，于保合为电信科长。司令部教导队还建立了党支部，赵尚志任支部书记，李在德（女）任副书记。成员有戴鸿宾、于保合、陈雷、韩相根、刘凤阳。李在德是于保合的妻子。

　　6月下旬，这支队伍由苏联伯力乘火车抵达比罗比詹后，行军3天来到苏联边境村庄拉宾。6月27日夜里，部队在苏军掩护下乘坐炮艇，从拉宾出发，渡过黑龙江，在佛山县（今黑龙江省嘉荫县）观音山南侧马连站附近（今马连村与马连林场之间）靠岸。队伍连夜行军，在乌拉嘎镇土篮子沟伏击并俘获十几名运送钻机的矿警，并从矿警口中得知：向西20余公里的乌拉嘎金矿，只有40多人的守备兵力。其中，20多名矿警守西门，东门住有10多个日本人，多是携枪的采金技术人员，有一台电台由2个日本人使用。赵尚志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召开干部会，决定攻打乌拉嘎金矿。赵尚志率部队隐蔽行军，天黑前到达乌拉嘎金矿。按照赵尚志事前的战斗部署，戴鸿宾带领两个中队攻打西门，祁致中带领一个中队攻打东门，只用10多分钟就结束战斗。清理战场时发现，东门的日本人全部被消灭，西门的矿警除5人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俘。缴获长短枪40多支，无线电台一部，面粉1000多袋和大量沙金。6月29日，抗联部队召集矿工在孙家大柜院里召开祝捷会。会上，赵尚志发表了演说，于保合、陈雷向矿工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矿工参加抗日联军和为抗联背粮。当场有20多名矿工和被俘矿警参加了抗联，100余名矿工为部队背粮上山，教导队扩大到150余人。

　　6月30日，抗联部队召集模范战士会议。戴鸿宾回忆说，“尚志同志站总司令的智（资）格，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叫模范战士随意发表意见，讨论胜利中缺点和优点。致中同志想发表意见，尚志同志对他回答说，这个会场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同时又说你对这军事行动有罪，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我们在此没有看到赵尚志对祁致中所犯罪行的具体说明和解除其武装的理由。

　　7月2日，赵尚志提议召集了党支部会议，商讨对祁致中的处理意见。党支部书记赵尚志没有参加会议，其他支部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党支部副书记李在德、委员于保合、刘凤阳、韩相根、戴鸿宾、陈雷，共6个人。李在德首先通报了祁致中利用开小会，散布对赵尚志的不满情绪等情况，征询大家意见。大家认为祁致中有三种可能：一是他可能带其部下逃跑；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三是经过教育不跑，但第三种可能性较小。总之，他很危险。在如何处理祁致中的问题上，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戴鸿宾首先发言，认为祁致中不听指挥，抗拒执行命令，散布对赵尚志不满的言论，并有可能联络部下，先行下手，毁灭队伍。按照战时违抗军令者处死的军法，理应处死，但也感到依据不足，难下决心。这种看法也为大多数人认可。党支部副书记李在德认为，祁致中身为军长，处理不慎会引起不良影响，建议送往苏联接受教育，但遭到多数同志反对。大家提出来现在正处于敌人的围追之中，又没有后方，无力将他送往苏联进行反省审查，同时考虑到祁致中愿意去苏联的可能性不大，路上出现问题不好解决。建议将祁致中送往苏联的提议最终搁浅。会议最后没有定论，而是由于保合将两种意见汇报给赵尚志，由他定夺。赵尚志同意戴鸿宾等人的意见，认为祁致中反复无常，拒绝执行命令，搞阴谋活动，必须对他采取果断措施。这样，支委会一致通过处决祁致中，开除其党籍。作出决定之后，下午向全体队员宣布，随即执行。祁致中在知道自己要被处死之前，曾要求让他吃一粒子弹，以便痛痛快快地死去。但赵尚志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执行死刑的几个人由中队长刘凤阳带领，把祁致中先绑在一棵树上，而后用刺刀挑死。时年26岁的抗联11军军长祁致中从苏联回到祖国仅仅5天，就死在自己战友的刺刀下，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三、从当事人回忆录破解祁致中被处死的谜团

　　攻打乌拉嘎金矿战斗尽管取得很大的战绩。但在战斗中却发生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令祁致中和赵尚志本不和谐的关系更加恶化，并直接导致祁致中在7月2日，被赵尚志以“拒绝执行命令”的“罪名”错误处死。处死祁致中虽然是党支部集体决议，但这个决议是在赵尚志的主导下形成的，而且没有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处死祁致中是一个错误行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对抗联部队的影响，对赵尚志本人的政治生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事人陈雷、于保合、李在德对祁致中被处死的原因在回忆录中都有叙述。陈雷建国后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职务，1979年2月担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职务。他在回忆录《征途岁月》一书中说，在乌拉嘎金矿战斗中由于祁致中不执行赵尚志的命令，延误了最佳战机，赵尚志害怕祁致中再去当胡匪……就下令把祁致中处决了。于保合建国后先后担任志愿军空军通信处副处长、华北军区通信处长、军委总军械部雷达局副局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李在德建国后在政务院和全国人大机关工作，1982年在全国人大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职务上离休。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在乌拉嘎金矿战斗中，戴鸿宾首先发起进攻，被分配接应的祁致中却迟迟按兵不动，赵尚志令传令兵传达进攻的命令后，祁致中认为让他率队冲锋是让他送死，仍然拒绝执行。赵尚志只得亲自指挥部队进攻，迅速结束战斗。陈雷、于保合、李在德等3个人的回忆录共同证明了两点。一是戴鸿宾首先攻打乌拉嘎金矿，揭开战斗序幕。二是祁致中拒不执行进攻命令，并认为是让他送死。

　　这3个人当时都在司令部里，没有在火线上，这在3个人的回忆录里可以找到记录。于保合在回忆录《风雪松山客》中提到提到，“黄昏时，当我随司令部越走越离乌拉嘎金矿近的时候听到了枪声，知道戴鸿宾他们已经打响了”。李在德在回忆录《松山风雪情》里回忆，战斗打响后，戴鸿宾按时进攻，占领了金矿西院。但祁致中在东路的队伍却迟迟按兵不动。我当时在军部，听到赵尚志大声命令：“东边队伍快攻上去！”但还是没有动。再后来，赵尚志亲自带领队伍冲破防线。陈雷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当时随司令部殿后。通过3人回忆录中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3人当时都没有在祁致中或戴鸿宾身边，对于前线发生的事情应该不会比戴鸿宾或祁致中知道的更清楚。主要当事人戴鸿宾对这次战斗经过的回忆材料，应该比较重要，不能忽视。戴鸿宾是抗联高级将领，担任过6军军长、第3路军第12支队支队长，带领抗联部队打了很多胜仗。1940年9月私自脱离抗联队伍和党组织，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他又找到了党组织要求归队，经抗联第4军首任军长、时任东北人民自卫军合江军区司令员李延禄批准，加入人民自卫军，后担任合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5月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吉林省林务局副局长、公路局局长、交通厅副厅长、林业厅副厅长和吉林市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1940年2月22日，戴鸿宾向北满省委的报告材料里明确提到，打乌拉嘎战役在“午后黄昏时期准备军事行动，致中同志是冒险队的先锋，在前防（方）领导缴械，已经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在这当中致中同志说过去第3军司令部少年连队员尚久兴打致中同志二匣子并没命中，打到衣服上啦。致中同志当时发生一个错误，他向尚志同志交枪，尚志同志当时给他一个污骂，“我部（布）置队伍到上边解决了第二个堡垒。”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祁致中在攻打乌拉嘎金矿战斗中是担任“冒险队的先锋”，并已经率先带队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并没有拒不听从指挥，按兵不动。二是内部有人另有所图，向祁致中开枪，幸未致命。由于找不到尚久兴的材料，对于他究竟是出自何种原因向祁致中开枪，是由于个人恩怨，还是另有其人在幕后指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发生枪击事件，以及其后祁致中向赵尚志交枪，受到赵尚志“污骂”。这一系列行为的出现，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祁致中为何不继续参加战斗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戴鸿宾在材料里说自己是在祁致中“解决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后，戴鸿宾才布置部队解决了第二个堡垒。作为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和亲历者，而且又是在事隔半年之后写的报告。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我们更应看到，在陈雷、李在德、于保合的回忆录中都提到，戴鸿宾是坚决主张杀掉祁致中的。在党支部会议上，戴鸿宾也是首先明确表态，力主杀祁致中的。他在明知道事情真相的情况下，还力主杀掉祁致中，更多的还是有“明哲保身”的考虑。如果不这样做，他也可能步祁致中的后尘。试想，如果他在给北满省委的报告材料里，能够体现出祁致中拒不听从命令，而与于保合等3人保持口径一致，岂不是对自己积极主张处死祁致中十分有利吗？这也正好反证了戴鸿宾报告材料的真实性。也许这更接近历史真相。

　　在处死祁致中事件中，戴鸿宾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它是率先提出处死祁致中。另一方面，他又在给中共北满省委的报告中，提供了较为详细可靠的材料，使后人得以明确辨析祁致中的真正死因。戴鸿宾和赵尚志、祁致中在苏联同居一室一年半，他很了解赵尚志和祁致中，他很同情祁致中，又很惧怕赵尚志。他在1940年2月22日给北满省委的材料中这样写道（摘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6,第305—312页），“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3、6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他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3次提意（议），我（不）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做斗争，这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以上所说的种种问题，完全是实，并无一点自造和自添，这是我将来向党负责任，不但现在而且永久负责”。戴鸿滨唯恐得罪赵尚志。明明在很多问题上，他不同意赵尚志的做法，但是不愿说出来。至于他在支委会上首先表态，是他揣摩到了赵尚志的内心想法，替赵尚志说出了赵尚志想说的话。处死祁致中后他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他也怕自己会成为第二个祁致中。这也是他很快离赵尚志脱离抗联主要原因。

　　错杀祁致中是赵尚志一生中犯下的重要错误。祁致中虽然有错误，但错不至死。何况祁致中作为抗联的高级将领，在对日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对他的处理更应该慎重。实际上，祁致中的被错杀，也使赵尚志陷入彻底孤立的泥沼。对于错杀祁致中事件，当时的中共北满省委在1939年秋，做出了开除赵尚志、戴鸿宾、陈雷、于保合、李在德、韩相根、刘凤阳等7人的党籍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祁致中冤案被彻底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像和斗争事迹一直被东北烈士纪念馆所陈列。1959年9月2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祁致中作为东北抗联军长和烈士，载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61年7月，原抗联第三路军政委、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撰写的《祁老虎》一文收入《星火燎原》第4册，这也是该书中收入的唯一一篇抗联军长传记。文中高度评价祁致中是“工人阶级勇敢的战士，东北人民的抗日虎将”。《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东北抗日烈士传》中也记述了祁致中的斗争事迹。

    （王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