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龙（1906—1935），原名王绍之，湖北省黄梅县柳林王敬湾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四期学习，参加了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营长，1928年春任中共黄梅县委军事部长。1929年开始，王绍之使用化名黄应龙参与大冶兵暴，任红五军第三支队长。1931年9月，他调任红五军团卫生部政委、红军军医学校政委，参加历次反“围剿”，随后，参加长征。1935年5月，黄应龙主动要求留在大、小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任冕宁县抗捐军总司令，不久抗捐军发展到500多人。这时，被军阀挑唆的彝人向抗捐军开火，黄应龙要求部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准还击，他不幸被捕。1935年冬，黄应龙被国民党杀害。

　　黄应龙在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指导员，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1934年12月，红军攻克贵州黎平之后，作短暂休整，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后，中央决定组建红军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也叫干部休养连。聚集在这个连队的是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邓颖超、贺子珍、刘群先、李坚贞、李伯钊等24位红军女干部，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各部部长，红军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共300余人。说是干部休养连，实际上既不能休息也无法调养，而是马不停蹄地跟着队伍走，昼夜兼程，随军长征。与其他连队不同的是不执行作战任务。

　　为保护这批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长征路上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关照“特殊连队”的组建，点名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红军军医学校政委黄应龙，分别担任“特殊连队”首任连长和指导员，董必武担任党总支部书记。周副主席在向何长工、黄应龙交待任务时严肃指出：“这批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们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们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们不在，我追记你们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们在，我就要砍你们的头！”周副主席说这句话时，边说边做了个杀头的手势。后来，何长工和黄应龙离任，红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贞分别继任连长、指导员时，周副主席同样说了这番话，做了同样的手势。

　　可见“特殊连队”每一个人的安危，都是事关掉不掉脑袋的头等大事！何长工、黄应龙深知周副主席这番话的份量，知道“特殊连队”的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黄应龙与连长，也是他在红八军的老上级何长工，密切合作，同心协力，挑起了这个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连队”的重担。

　　“特殊连队”的这个名字最初是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开始叫起来的。称干部休养连为“特殊连队”，是因为这个连队不是一般的战斗部队，而是一个由老人、妇女、伤病员组成的非战斗队伍。“特殊连队”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负担之重史无前例，成为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独一无二的“风景”。“特殊连队”的“兵”大于官，因为这些“兵”有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各部部长、红军中高级指挥员或著名的女红军。年龄最大的徐特立58岁，年龄最小的小战士樱桃只有12岁，还有5个孕妇。两任连长、指导员，都是高职低配，不同于寻常的干部调配，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中央对这支“特殊连队”格外关心，党政军首长亲自过问他们的安全和生活问题。行军途中，就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碰到“特殊连队”，也会停下来打招呼。有一次在行军路上，毛泽东看见董必武足包破布、脚穿草鞋，背着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艰难地行军，心情非常沉重，连忙将自己一双舍不得穿的胶鞋送给董必武。

　　为了保护“三老”，何长工与黄应龙商议，给“三老”每人配了一匹马。可是“三老”坚持要与全体休养员一起步行，把马让出来给重伤员骑，或者驮粮食、驮书籍。

　　为便于对连队的有序管理，经请示“三老”和上级，何长工、黄应龙将“特殊连队”编为5个休养班、4个勤务排和1个医务室。

　　第一班为老同志班，班长徐特立。主要成员有谢觉哉、董必武、成仿吾等，以及中央党校学员。

　　第二班为重伤员班，班长陈伯钧、张宗逊。在长征中身负重伤的红军师、团职以上军政干部，大都在该班治疗休养，主要成员有李寿轩、文年生、姚喆等人。后来钟赤兵腿部负伤，也被安排在这个班。

　　第三班为女同志班，班长邓颖超。被编入“特殊连队”的24名女红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孕妇和病号。孕妇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何克全夫人廖似光、邓发夫人陈慧清、周子昆夫人曾玉等人，病号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罗炳辉夫人杨厚珍、贺诚夫人周越华、李德夫人肖月华等人。第二部分是身强体壮的“政治战士”，她们是王首道夫人王泉媛、毕占云夫人刘彩香、毛泽民夫人钱希均、袁国平夫人邱一涵、戴元怀夫人李桂英、罗明夫人谢小梅，以及邓六金、钟月林、危秀英、吴富莲、蔡纫湘等人。

　　第四班为机要班，班长罗明、钱之光。主要成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各部部长和省级地方干部，负伤和生病的电台机要人员，包括曾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因其身居要害部门，务必防止因伤病掉队、失踪或被俘而泄露军事机密。

　　第五班为流动班，主要是红军部队领导干部中的病号和轻伤人员，经过治疗休养后即返回前线。病员多时就增设这个班，少时就撤销。黄应龙调离“特殊连队”后，曾在战斗中负伤，也在这个班休养过。

　　何长工、黄应龙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开拓性地组建了这支“特殊连队”。他们尊重老同志，精心护理伤病员，每到一个宿营地，不是忙着安排筹粮、做饭，就是忙着安排住宿、警戒，查看重伤员的伤情。夜间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离开驻地时还要检查群众纪律，或还物或赔偿。行军途中既做政治思想宣传鼓动工作，又帮助护理伤病员和孕妇。他们带领这支300多人的老、弱、病、残、伤的“特殊连队”，跟随主力红军突破乌江、进军遵义、四渡赤水，在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没有让一个人倒下，得到红军总部和“特殊连队”成员的交口称赞。周恩来对二人的工作十分满意，称他们为保护“特殊连队”立了大功。

　　1935年2月9日，红军集结云南省威信县城扎西镇，中共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戏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为适应“回兵黔北”的战略决策的需要，中央决定缩编部队，以充实部队的战斗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何长工、黄应龙因此奉命调回战斗部队。

　　半个世纪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有作家将那段惊心动魂的长征故事编成电视连续剧——《特殊连队》，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领导小组将其确定为建党70周年献礼片，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题片名。1991年“七一”期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特殊连队》。这是一部弘扬长征精神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无数观众含着热泪观看。

　　（黄梅县老促会 石雪峰 桂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