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味可口的黄桥烧饼是泰兴市黄桥镇的特产，它有幸结缘于新四军黄桥保卫战，随着脍炙人口的《黄桥烧饼歌》而名扬天下。

　　然而传唱了80年的催人奋进的《黄桥烧饼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出自李增援之手，也很少有人知道李增援已经牺牲，而且还是跟凶恶的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刻的一位烈士。

　　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了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烈士李增援并还原烈士的本来面目，江苏省大丰市党史办副主任陈海云先生功不可没!可以这么说，若没有陈海云先生的努力，李增援烈士的光辉事迹也许就将成为永久的谜团。

　　1988年陈海云到北京向当年新四军第一师卫生部指导员宗瑛了解江苏大丰一带的党史资料，临别时，宗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问陈海云：“1941年2月，日寇偷袭西团时一位著名的新四军文艺战士牺牲在那儿，你们知道这事吗?”

　　“我们不清楚，他是谁呀?”陈海云如实地回答。

　　“他就是《黄桥烧饼歌》词的作者，名叫李增援。”接着宗瑛又告诉陈海云，李增援生病住院几天后就牺牲了，但对其生平详情却不很清楚。

　　陈海云一听，牺牲在大丰境内的李增援竟是抗战时期苏中、苏北妇孺皆会唱的《黄桥烧饼歌》的词作者，而大丰人居然对这么一位重要烈士一无所知，心里很不是滋味。

　　陈海云对革命先烈有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他出身在江苏建湖县一个革命的农民家庭，是唱着名闻遐迩的《黄桥烧饼歌》长大的。1959年从江苏省盐城中学高中毕业时被保送进为当时千万学子所梦寐以求而又不易进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研读高精尖的军事科学知识。从军20余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大裁军而转业到大丰，任市党史办副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是一位人所共知的责任心很强的干部，他认为查清烈士的生平事迹以告慰烈士英灵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丰市党史办决定由陈海云牵头，搜集整理李增援烈士的生平资料。当时，李增援烈士已牺牲几十年了，要查实烈士的生平事迹谈何容易?陈海云知难而进，他领受任务后，首先从已出版的反映黄桥决战的党史、军史资料着手查找线索。在江苏党史资料中他找到了章枚同志署名的回忆文章——《〈黄桥烧饼歌〉是怎样产生的?》。而后，他从江苏党史工委了解到章枚同志的住址并致信章枚同志了解情况。章枚在回信中除了介绍他所知道的情况外，还告知了当年在新四军的战地位置。尔后，陈海云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奔波上万里，几经辗转，大海捞针般跑遍了李增援所有可能到过的地方，通过战友找战友的办法逐步扩大调查面，找遍了所有可能与李增援有过联系的人，终于通过他幸存的战友知道他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又通过他尚在人世的戏专老师和同学查到他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过书。幸运的是，李增援烈士1933年在上海就读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籍登记表”上清晰地写着，李增援祖籍“山东莱芜县水北区”。

　　于是，陈海云马不停蹄地怀揣组织上的介绍信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籍登记表”复印件赶往山东莱芜市。

　　斗转星移，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的水北区早已不复存在，了解水北区的人更是少而又少。在莱芜市党史办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现已为寨里镇的党史办。

　　寨里镇党史办的同志很配合陈海云查找烈士的工作，他们想起了在镇上从事宣传报道工作的王立文。王立文曾在镇党史办干过4年党史资料整理工作。王立文在听了陈海云将情况介绍后心中不由得豁然开朗，他首先想到了太平村，因为在太平村的李氏家族中“援”字辈很多。后来，他回忆道：“过去常听我家属讲，她姑奶奶的婚姻很惨，嫁到太平村一个李姓破落地主家，没过几天正二八经的夫妻日子，丈夫就走了，姑奶奶后来惨死在打麦场上。依据这些线索，我们就带江苏大丰陈老来到了太平村。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家属的姑奶奶就是李增援烈士的妻子边秀云。”当时太平村了解李增援情况的健在者还为数不少，陈老访问了10余人，终于搞清楚了李增援的父辈和儿时的经历。

　　当陈海云先生出现在莱芜市太平街村李增援的旧居时，烈士的魂魄已经在外整整游荡了五十一年。令陈海云先生震惊不已的是，因为历史上所造成的误会，李增援的家人竟蒙受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二

　　李增援，原名李增园，字益三，亦称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在山东莱芜县莱城区寨里镇太平街村(原莱芜县水北区)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李可训，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任过区民团团长、联庄分会会长等职。因开小煤窑破产，卖田抵押，从此家道中落。

　　李增援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排行第六。七岁时(1920年)接受启蒙教育，先后在太平街民办小学和陈家楼完小读书，成绩优秀，兴趣广泛，品德高尚，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完小毕业后考入泰安三中(当时的山东省重点中学)，因家境困难，缴不起很贵的学费，只得转到莱芜县立中学读书。1928年初中毕业，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在进步同学引导下，开始秘密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革命书刊，是年底在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秋之间，他参加了由学校地下党组织发动和组织的震惊全国乃至惊动蒋介石的《子见南子》的话剧演出，发扬了“五四”运动精神，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

　　1931年，李增援师范毕业，考入北平华北大学美术专业，“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翌年秋，由于家庭经济衰败，无力交付学费，被迫辍学，到济南北宛讲习所代课，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

　　1933年2月，二十岁的李增援插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二年级学习。上海美专是著名画家刘海粟创办的，该校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学生纷纷走向社会，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李增援所在西洋画系主任倪贻德，既懂西洋画，又是一位左翼作家，思想很进步，所以西洋画系的学生思想特别活跃。当时，鲁迅提倡苏联的木刻艺术，西洋画系的一些进步同学，主动成立了木刻小组。这个小组的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李增援对木刻也很有研究，并发表过木刻作品。

　　李增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很清贫，学费主要靠家乡李氏祠堂的助学金供给。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在假期里去补习班代课，贫困磨炼了他克服困难的意志，更激发他刻苦向上。他为人亲和，朝气蓬勃，英俊潇洒，且勤奋好学，成绩优良。五个学期中，他的国文、美学、美术史、文学、西画、人体等各科成绩都很好，在“品行”一栏，每学期都是“优”。1935年7月，李增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他们这一届的毕业纪念册，是由系主任倪贻德以及西洋画系毕业学员赵清阁(笔者注：赵清阁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编辑家、画家，1999年去世)编辑的。李增援所写的思想性很进步的毕业论文——《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得以载入该册中。在这篇文章里，李增援针对十个教授发表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提出了自己不同见解，抨击了脱离实际，空谈文学艺术的滥调，宣扬了“左联”提出的“大众文化”的艺术观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竟敢向十余位教授挑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不同凡响。这是李增援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标志。他写在毕业纪念册上“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的人生格言，使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形象欲然纸上。

　　李增援从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由于酷爱戏剧艺术，他又于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开始，他学习的是话剧专业，由于乡音太浓重，经过努力，方言仍难以完全纠正，便主动地放弃了话剧专业，选择了装置设计专业，还选修了导演专业。他同时学习两门专业，几乎要听全部的课程，有的同学认为这样学习太辛苦了，但李增援却认为，这样对积累知识和对所学的专业是很有好处的，便毅然坚持学习下去。以后，他之所以能集编、导、演于一身，正是由于他刻苦学习，勇于实践，掌握知识全面，有较深厚的艺术功底的结果。

　　在剧专学习期间，李增援曾和陈永倞一同参加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著名话剧《国民公敌》的演出和布景设计，取得很好的舞台效果。1936年暑假，李增援和一些进步同学临时组成“南京联合剧社”，到芜湖去演出了《赵阎王》、《走私》等剧目，这些剧目全是由李增援和陈永倞担任布景设计。因为演出的是抗日戏，看的人很多，警察便强令停演。于是，大家一道去警察所质问，并撰文在报上揭露了停演的事实真相，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底，在进步教师扬帆(石蕴华)介绍下，李增援参加了南京学生界的抗日救国会，并是负责人之一。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扬帆带领救国会的李增援等同学，到郊区燕子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6月，李增援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由该校教师王家齐带领，从南京去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七七事变”之后，在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中，李增援忧国忧民，期望施展抗日抱负，在所担负的《保卫卢沟桥》繁重的演出任务中，他抽暇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其中《盲哑恨》上演后深受群众欢迎。《盲哑恨》写的是一位离乡背井、四处流浪的盲人老汉，携着小女儿和哑巴儿子流落街头，卖艺求生，遭到汉奸流氓的凌辱……老汉痛诉亡国之恨，激起群众的同情与义愤。这个剧本不但政治内容好，且有娴熟的写作技巧。《盲哑恨》的每场演出，都激起了观众的强烈爱国之心，不时地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我们不做亡国奴!”的愤怒口号声。《盲哑恨》传遍全国，当时云南自贡的抗敌歌咏团就重点地演出过这个剧目。

　　三

　　1937年年底，李增援在武汉参加了正在筹建中的新四军，成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之一。他把火热的激情、精湛的艺术全部奉献给抗日救国事业，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唯一懂戏剧的科班出身者，他先后担任戏剧组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初，戏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刚离开学校门的二十岁左右的男女爱国青年，对于编、导和演戏均是门外汉。为了把这一班人带好，李增援费尽了心血，从怎样念台词、怎样表演、怎样掌握戏剧的节奏、起伏、高潮等等，都由他一点一点地教给大家。在指导排练时，由于他善于诱导启发，亲自示范，使演员们很快地就掌握了表演技巧，并成功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传》《一年间》《魔窟》等名剧。

　　戏剧组一成立就赶排节目，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李增援不但会写、会编、会演、会唱，而且还会舞台装置、道具设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戏剧全才。

　　1938年初春，为了纪念“三一二”孙中山逝世13周年，李增援自编、自导、自演了以大义灭亲为主要内容的《一家人》，这是李增援到战地服务团后编演的第一个节目，也是服务团自编节目的开始。该剧演出后，观众反映强烈，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由于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对全组同志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此，这个战斗集体在李增援的带领下，紧密配合部队战斗和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开始自编节目，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战斗演出任务。

　　1938年底到1939年初，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繁昌粉碎了日寇陆海空军的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等言论作出有力地驳斥，李增援和吴强、王于耕三人合作赶写了大型三幕话剧《繁昌之战》。

　　《繁昌之战》在1939年农历春节的军民联合会上首场演出，后又慰问部队和老百姓，时间不长，观众就达五六万人次，反映热烈，轰动一时，这是李增援军旅戏剧生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他认真地写军人、写群众，使自己的戏剧创作更密切地结合实际，更直接地服务于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

　　李增援撰写的大型歌剧《红鼻子参军》是他的戏剧代表作，故事情节紧凑、语言幽默、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该剧的剧中人“红鼻子”和“张大嘴”都是想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农民，而他们妻子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红嫂子”积极支持丈夫参军，上战场打东洋，而“张嫂子”则拖后腿，处处阻挠丈夫参加新四军。塑造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鲜明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凡看过戏的人深受启迪，许多青年农民看了这出戏以后激情满怀，主动地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李增援尤为关心提高全剧团同志的业务水平，后来成为赫赫战将叶飞夫人的王于耕，在她还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创作员的时候，一次听了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讲故事，便学着写了一个独幕话剧《人财两空》。李增援看了以后，认为剧本写得虽不够成熟，但显示了王于耕的才气。于是，他向王于耕讲了写剧本的基本方法，并帮助她修改了剧本的提纲，让其加工重写。在李增援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王于耕终于写好了这个剧本。还有一次，王于耕编了一出戏叫《母亲》，剧中人的女儿当了汉奸，女婿告诉了丈母娘，要她去劝说女儿改邪归正。但女儿不听，仍然给敌人送情报，母亲便报告了新四军，抓了这个女汉奸。戏演出后，有人说好，也有人说怪话，王于耕听了有些不高兴。李增援便找王于耕个别谈心，说：“任何创作都要经得起批评，用不着为这个不愉快。”然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于耕根据李增援的意见，重新修改剧本。1939年春，周恩来副主席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提出要看戏剧组自编自演的节目。当他看了《繁昌之战》、《母亲》、《人财两空》、《春秋曲》等剧目后，赞扬了服务团具有较高的编导和演出水平。

　　四

　　1940年春夏之交，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从苏南渡江北上，与已战斗在苏中的管文蔚、叶飞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会师后，东进黄桥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江苏省顽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盘踞苏北名镇姜堰以后，对新四军黄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粉碎顽军的阴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司令员陈毅、粟裕决定攻打姜堰，拔掉这颗“钉子”。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亲自组织并带领“勇敢队”(敢死队)冲锋陷阵，经反复争夺冲杀，终于攻克该据点，取得了歼灭1000多名顽军的重大胜利。战地服务团赴姜堰进行慰问演出时，当李增援听到“勇敢队”的英勇事迹后非常感动，立即找该队队员了解情况，到突破口现场观察、体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勇敢队》的歌词，由章枚谱曲。此歌激昂优美，在军民中广为传唱，指战员们百听不厌，如歌词的最后一段把“勇敢队”比作“大铁锤”，“谁敢投降和反共，铁锤打它粉粉碎”。这确是一首气势磅礴激励斗志的战歌。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都曾多次演唱过这首歌曲。

　　李增援写的剧本和歌词，把革命的内容和民歌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激发了苏中、苏北军民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积极性。尤其是《黄桥烧饼歌》至今仍是一首令人回味无穷的优秀民歌。

　　新四军在黄桥地区建立并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的韩德勤对新四军这一举动大为恼火，调集大军分左右两路进攻黄桥，想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把他们打垮、赶走。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进行了黄桥保卫战。为了配合战斗，黄桥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支前参战，除带领担架队直接上前线抢运伤员外，还组织60家烧饼店日夜不停地打烧饼，专用80辆手推车，车推担挑，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从四面八方将烧饼送往前线、送上阵地，使得新四军指战员吃饱肚子有劲杀敌，这对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天早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李增援、作曲家章枚、党支部书记林琳(女)、创作员王于耕(女)等几个人风尘仆仆地从阵地上下来到一个指定的为军队服务的小饭店吃早饭，他们被自己亲目所睹的群众如火如荼地拥军支前热潮所感动，李增援拿起一块烧饼随口说：“黄桥烧饼黄又黄，黄桥烧饼慰劳忙”，林琳、王于耕赶忙接上去说：“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性帮……”。

　　大家一边吃早饭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凑着歌词。李增援深受启发，餐毕回到住地，便一气呵成，写下了《黄桥烧饼歌》的歌词，当即由章枚谱曲，《黄桥烧饼歌》就这样诞生了!歌词分六段，每段歌词都有一个深刻的政治含意，巧妙地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我军取得战斗胜利的深刻原因。这首歌词从黄桥烧饼入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炉火纯青的程度，不但受到了诗人将军的陈毅司令员的多次表扬，而且陈毅、粟裕首长也非常爱唱这首歌。这首新型革命民歌一诞生，便在军民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很快便从苏中唱到苏北，又唱到苏南，从部队唱到地方。抗战时期，在江苏这首歌唱得很火，几乎人人都会唱。在这首战歌的鼓舞感召下，无数抗日军民热血沸腾，前仆后继，为夺取抗战胜利而与日寇展开浴血奋战。这首革命民歌现已被载入《抗日战争歌曲集》和中国革命音乐的史册。这是李增援对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杰出贡献，也是他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座永远的巍巍丰碑。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黄桥决战》电影里将这首歌用作了插曲，为许多人所熟知。

　　1941年元旦之前，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来到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驻地盐城。此时正是八路军、新四军大会师，华中抗日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为了迎接和过好这个胜利的新年，战地服务团剧团积极筹备晚会。因为盐城民间风俗有过年挂红灯的习惯，李增援从这里得到启发，就和司徒扬一起切磋，写出了《大红灯》的歌词，由沈亚威谱曲，战地服务团剧团进行实地排练。

　　新年晚会在露天大舞台举行，由数万军民参加。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演唱《大红灯》。随着激情而优美的歌曲，工、农、商、学、兵数十人一起上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红灯。灯光闪闪，歌声嘹亮，表演精湛，台上台下，立刻形成了热气腾腾，喜气洋洋的氛围，把抗日军民的爱国激情推向了高潮。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表演，时过四十年，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举行揭牌典礼时重新演出《大红灯》，仍然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充分显示了这首革命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生命力。

　　那还是在皖南。一次，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军部决定召开欢迎大会，而战地服务团所演出的剧目中还没有一个适合欢迎国际友人的。李增援立即组织团员赶排了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并亲自导演，选择了模仿和表演能力较强的女大学生周纫蕙扮演史沫特莱。演员一登场，观众立即争看台上的“史沫特莱”和在贵宾座位上的史沫特莱，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史沫特莱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频频点头微笑。演出获得了成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与李增援高超的编导水平分不开的。

　　李增援总是把舞台当战场，工作起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亲自登台扮演剧中的角色总是演得十分自然流畅，令人喜爱和赞赏。如他在他自编的《一家人》剧目中他扮演二流子汉奸角色，醉醺醺地眯着眼睛，嘴里胡乱哼着下流的黄色小调，将二流子汉奸刻画得有声有色，入木三分。人们看了戏无不对这汉奸深切痛恨，但谁也不相信这“汉奸”竟是平时很诚实很正派的李增援所扮演的。又如他在《最后一计》的剧中担任“马百计”这个角色，其“最后一计”是毒死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开始动摇，马百计虽然爱子，但他泾渭分明，决不允许自己儿子变成叛徒去祸害乡亲。李增援在演到这一段时，他那大义凛然的正气和极为悲痛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双眼射出复杂而深沉的目光，情传全场，感人至深，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李增援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很善于做具体的领导工作，剧团的男女青年在他领导下团结得像兄弟姊妹一样，无论是跋山涉水行军，还是日夜赶排节目，总是你帮我，我帮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来没有出现过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不好现象，这除了有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外，还与李增援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待人真诚，总是乐呵呵的，大家热情地称他为“团结兄”，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但也有人说李增援不讲原则和稀泥。李增援听后说“生活中哪有这么多原则?”不以为然，仍照样那么做下去。

　　五

　　李增援在新四军那三年多的战斗生涯，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新四军官兵严重缺食少衣。为了鼓舞军民斗志，坚持抗战到底，李增援忍受着饥饿寒冷，日以继夜地呕心沥血搞创作。久而久之，积劳成疾，不幸地染上了肺结核病。在那个年代，肺结核病被俗称为肺痨，非常可怕，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病越拖越重，到了大口大口吐血的地步，这才在领导和同志们的一再劝说下，勉强同意住进新四军一师医院治疗。

　　1941年2月，驻在泰州一带的国民党杂牌军李长江(时为国民党苏鲁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率部公开投靠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为虎作伥，兴风作浪，严重地威胁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安全和建设。奉新四军军部命令，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一师主力向西进军，讨伐叛军李长江部。为防止敌人在我大部队开走后偷袭后勤机关，粟师长特地交待负责留守的二旅政委刘培善，要他负责将留下来的单位立即撤离交通沿线，疏散到偏僻的农村掩蔽起来。遵照粟师长的指示，师卫生部医院等单位于2月20日连夜乘船从东台城紧急转移至台北县(今大丰市)西团镇，重伤员被安置在西团北部的龙王庙，李增援与一些轻伤员被安置在东团的董家祠堂。

　　医院等后勤机关刚刚在西团落脚，不料第二天即2月21日上午，驻兴化的日军得到汉奸的情报，派出三艘汽艇来偷袭西团。

　　并非是鬼子大部队扫荡，只是小股鬼子偷袭，李增援和同住东团治病的民运队长唐克配有防身手枪，在鬼子扑向西团时，他俩完全可以带领尚能走动的轻伤员分散开向几处村落躲藏，但他俩没有这么做，而是在迅速组织轻伤员撤走后，便指挥在东团值勤的少数武装人员主动向鬼子开枪，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以掩护驻龙王庙的重伤员转移。鬼子听到东边的枪声后便蜂拥而来，李增援与唐克等五位同志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并把鬼子一步一步地向西团东北的千墩牌方向吸引，终因寡不敌众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而无法走脱，子弹打完后在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下全部在乌家场壮烈牺牲。由于李增援他们的及时掩护，为龙王庙的重伤员和其他伤员的转移赢得了时间。在西团镇当地干部、群众的拚命掩护和抢救之下，伤病员被安全转移到牛湾河中的接应的船只上。

　　因为刚到西团还不到一天，当地的干群谁也不知道这五位烈士的名字，便将他们安葬在西团东郊的乱坟场。1958年平坟，干群又将这五位烈士的遗骨分别装在五个罐子里，迁葬东团烈士公墓。

　　李增援与唐克牺牲的消息传到新四军一师师部，师首长获悉烈士的遗体既已被当地干群掩埋了，所以也就没有再派人去查询，这在战争环境下是很正常的事。待师政治部通知驻角斜的战地服务团时已是3月中旬了，正是战地服务团随军讨伐李长江凯旋东归之际。听到噩耗，全团上下悲痛万分，便在驻地旧场(在海安角斜附近)为李、唐两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美术组为他们默绘了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并出了悼念烈士的专版墙报。追悼会由服务团领导主持，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均来参加追悼会。粟师长在讲话中号召战地服务团和全师指战员要向李、唐两位烈士学习。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像李增援和唐克同志那样忘我的工作，不怕牺牲，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

　　李增援牺牲的消息传到大后方重庆，迁在重庆的李增援母校——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习于1943年11月为李增援等六名在抗战前线为国捐躯和病逝的校友开了追悼会，校长余上沅作了“天丧颜回”的题词，并在署名旁写下了“挥泪敬挽”四个大字，以表悼念之情。

　　李增援生前常跟同志们讲：“我家乡的大葱又粗又嫩，吃起来甜丝丝的，将来革命胜利后，我一定请你们到我家乡去尝尝大葱蘸面酱，那可是美味啊!”可是，他这个朴素而美好的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长眠在黄海之滨大丰西团这块土地了。在他生前，他的战友只知道他是山东人，并不知道他的具体籍贯，加上战争环境严酷，没有留下一点关于他的经历和牺牲过程的文字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的也牺牲了，有的辗转到全国各地，越到后来熟悉他的人就越少，李增援遂成了他牺牲地和他的家乡无人知晓的烈士。

　　后来，他昔日的战友、同志、下级中，如沈西蒙、吴强、沈亚威等人真的随新四军北上山东，饱尝了山东的“大葱蘸面酱”的美味，他们当时都是华东野战军中颇有声望的文化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其中有的人就曾到过莱芜，如果他们要是知道李增援是莱芜人，那该多好!出于对战友深厚的革命感情，他们一定会在戎马倥偬中顺藤摸瓜、刨根究底地去寻觅李增援的故乡和他在其家乡的往事。那么李增援烈士的璀璨光华也许就不会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烈士家乡莱芜的英名录上也就会有他的英名，但他的战友因为不知他是莱芜人，最终与生他养他的他的家乡失之交臂，谈起来也实在令人遗憾。

　　1994年12月31日，李增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增援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他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但却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是一切共产党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

　　李增援同志牺牲半个世纪以后，他的事迹广为人们所知晓，1999年9月，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在中共江苏省大丰市委党史办的主动联系下，山东《莱芜日报》特派记者唐文芳、苏文两位记者来到大丰西团镇追忆李增援烈士。他们在当年参加过抢救新四军伤病员的董尔钧老人的带领下，凭吊了烈士壮烈牺牲的地方，而后又来到东团烈士公墓，在中共西团镇委员会宣传委员陈翠红及东团村干部陈香泉等人陪同下，向李增援等五名烈士的大坟敬献了花圈。这两位记者在顺着烈士战斗的足迹进行了追踪采访后，在《莱芜日报》上进行了以“人民不会忘记”为主题的追忆李增援烈士的长达11期的连续系列报道，尤其是《觅旧迹烈士血沃西团镇，魂安兮增援含笑励后人》等长篇报道内容最为真实感人，催人泪下，经江苏和山东两地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烈士家乡莱芜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莱芜地区掀起了向李增援烈士学习的热潮。这的确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夺取抗战胜利、为民族解放事业而作出过很大贡献的无产阶级战斗的革命的艺术家!

　　英勇的文艺巨星李增援烈士在九泉之下的英灵终于得到告慰了!

　　杰出的革命文艺巨星李增援烈士永垂不朽!

　　六

　　李增援的父亲李可训，是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人，常逼迫子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1927年9月，十四岁的李增援正在读初中，父亲便强迫他与十八岁的邻庄姑娘边秀云定亲结婚。在旧中国北方农村男子十四五岁结婚成家并不罕见。李增援坚决不同意，结婚的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本村好友李德良等劝他回去，他不好意思辩解，只说“好的”，便一道回去了。当亲朋们走后，他又离开了家。在美专毕业前夕，李增援曾给家中去了一封信，毅然提出离婚的要求，被父亲拒绝了。从此他便和家中失去了联系，跟他结婚只有几天的妻子边秀云孤身一人，一直在李家苦苦守望丈夫几十年。

　　1948年9月济南解放，有个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兵回到家乡后，煞有介事地对人讲，济南解放前夕，他曾亲眼看到过李增援。有人借此便大肆宣扬，有的说李增援被解放军在济南打死了，有的说李增援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种种推测不胫而走，迅速在当地传播开来。加上土改时，李增援的家被划为破落地主成份，在解放后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李家人受到了许多极不公正的对待，最遭罪的要数李增援的妻子边秀云。作为反革命家属，边秀云走在街上常常有人喊她“地主婆子”，在“文革”期间屡遭批斗，常被罚去扫大街、掏厕所。每次大队、生产队开会，社员坐着，而她和“四类分子”只能站着，有时还跪着，以至于后来一听说开会她就浑身直打哆嗦。

　　1973年麦收时节的一个早晨，已是六十五岁的边秀云刚刚在家推完磨，头还未来得及梳一下，生产队就下令要她赶快去打麦场打场。她狼吞虎咽地扒了几口饭，就赶紧上场干活去了。当开拖拉机压麦子的师傅停下车休息时，本村一青年爬上车想试试手。哪知，车子一发动起来，就控制不住地往前乱奔。试车青年慌了神，越慌越不知刹车，在惊惶失措中，“铁牛”朝着蹲在地上拣麦子的边秀云猛冲过去，边秀云就这样地离开了人世。她的侄儿媳妇刘相连和她娘家的那个年轻气盛的侄子边荣平跑到大队和县公安部门去讨说法，没想到人家一听就说：“就是那个地主婆子啊!你们的情况你们最清楚，你到哪里问也白搭，问还不如不问，不问，说不定臭名还小点。”家里人只得忍气吞声地将她草草埋掉。可怜的边秀云，到死也不知道丈夫到底是干什么的，其情可悲，令人扼腕长叹!

    （孟昭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