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羊赤村位于濯田镇和四都镇交界的高山上。这里的五雷嶂海拔1200多米，是全县第二高峰。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山势险峻，森林茂密，易守难攻，成为长汀党组织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红色基地、汀西南农民暴动的重要策源地、红军和赤卫队攻打苦竹山反动堡垒的后方基地。

　　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羊赤村民程步松、郑伯娓夫妇的七子一女中，全部先后参加革命。其中次子程朝远曾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程朝远等六兄弟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1951年，谢觉哉率领中央慰问团到长汀老区，得知程家的革命事迹，亲切地称郑伯娓是“革命老妈妈”。近日，笔者专程来到羊赤村采访，在知情人的点滴回忆中，这个云海深处的“红军之家”逐渐浮出水面。

　　山村走出的省苏执行委员

　　今年67岁的羊赤村党支部原书记程天德，自幼由祖母郑伯娓一手带大，从小耳濡目染，对家族的红色故事记忆深刻：“羊赤村包括赤告、下兰地、羊田、程屋岽、桃树岭下、大岭背、河山哩等7个自然村，这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地形隐蔽，是天然的革命活动策源地。我的二伯程朝远1906年出生于羊赤村的程屋岽自然村，乳名马子生。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成年后在家中种田、做香。因为家中兄弟姐妹多，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经济来源有限，生活非常困难，常常受到豪绅土匪的欺凌压迫。

　　“羊赤村距离四都的下赖村约20华里，民国时期曾归四都区管辖。1928年前后，四都的革命领导人廖鸿林、温必权、赖兴银等人，经常到羊赤召开秘密会议，发展农会会员和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的号召下，二伯程朝远早期就参加了当地的秘密农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濯田暴动后，汀南各地纷纷成立乡、区苏维埃政府，二伯父因为有文化，先后担任了乡苏、区苏的干部。后来又被提拔到长汀县苏和汀连县苏工作，先后担任了区、县的团委(少共)书记。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成为福建省苏35个执行委员之一。

　　“二伯参加革命工作积极，曾经被上级选送到江西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深造，后来分配到福建省委负责共青团工作，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祖母不知道什么少共省委，只会说是‘专门管后生仔’的。在省苏工作期间，二伯曾经骑着一匹白马、带着警卫人员回村。当时我父亲程朝林才10来岁，被二伯抱到马上，一路去羊田、林角丘、上地几个自然村走访群众。因为山路太陡，回来时白马失足掉下悬崖摔死了。后来二伯下令把马杀了，把马肉分给几个村的村民吃。因为从来没有吃过马肉，村里的老一辈人印象特别深。

　　“1930年至1934年上半年，长汀地方赤卫队、红12军、汀连县独立团、中央政治保卫大队等先后多次攻打红山区西部的苦竹山反动堡垒。二伯不但要领导地方的斗争，还动员全家人参加拥军支前，为红军游击队打草鞋、挑粮食、抬伤员，因此被反动民团视为‘红头子’。1934年底中央主力红军北上后，反动民团反攻倒算。曾经参加红军或苏区工作的革命者家庭，受到无情的摧残。我们家的所有家产都被苦竹山钟子良的反动民团抢光，二层土木结构楼房也被一把火烧光了。我们家是全村唯一被烧光的。祖父、祖母只好带着家中年幼的儿孙，逃到四都下赖村我大姑家中暂时居住。

　　“二伯跟随留守苏区的福建军区领导机关在四都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半年后，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之下，部队弹尽粮绝，二伯在战斗中被敌人冲散躲在羊赤附近的深山里。后来因为叛徒出卖，不幸被俘。1935年春，敌人把二伯关在四都的土牢里严刑拷打，为了折磨二伯摧垮他的意志，每天只让二伯喝污浊的天井水。二伯宁死不屈，始终没有低头。家中原有一头怀孕的母猪，祖母一直盼着母猪早点下崽，好卖掉换钱把二伯保释出来。可是，因为二伯是高级领导干部，没等到这一天就被敌人活活折磨死了，牺牲时才29岁。

　　“二伯被俘前曾经把一个牛皮的军用文件包，一叠红军纸币，还有他个人和单位的印章等，装在一只密封的铁皮洋油桶里，交给祖母偷偷埋在家里老宅的地底下。解放后挖出来，里面的东西都腐烂掉了。他留下的一架德国约翰生兄弟公司制造的老时钟，现在由我弟弟程天明保管，这是二伯留存人世唯一的遗物。”

程朝远像（电脑合成）

程朝远遗物德国造老时钟

程朝远侄儿程天德（左）、程天明（右）

　　《红色中华》表彰的妇女代表

　　程天德说：“我的大姑程义妹出生于1904年。穷苦出身的孩子从小吃苦耐劳，她身材高大结实，从小帮助祖父祖母砍柴种田，农闲时替人挑担运货赚取一点零用钱。1927年嫁给四都下赖村的赖兴银。姑丈赖兴银是四都下赖村一带的党组织负责人，他年长大姑十多岁，会看风水地理、扎纸马灵屋，早期利用职业掩护到羊赤一带山区从事秘密工作，经常在我们程家落脚。1930年农历2月19日，赖兴银与廖鸿林、温必权等人组织四都农民暴动。同年农历5月4日，四都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赖兴银担任乡苏赤卫队队长，后来担任过四都区委书记、汀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

　　“因为姑丈赖兴银是苏区领导干部，大姑也责无旁贷投身革命。作为乡苏政府的妇女代表，大姑参与组织妇女挑粮队、洗衣队、担架队等后勤保障机构。战时挑米、挑菜保障红军和赤卫队作战，运送伤员到后方红军医院治疗。平时在家搞好农业生产，帮助照看下赖村红军医院的伤病员。苏区妇女长期坚持为前方的红军将士编织布草鞋，大姑模范带头，经常晚上不睡觉也要多打几双草鞋。听说她还被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报纸表彰过。”

　　程义妹的孙子、长汀县农业银行工作人员赖光耀介绍，1933年4月17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第70期4版刊登通讯，以《妇女同志的慰劳热》为题，表彰程义妹等苏区妇女代表。报道中记载：“这次长汀县互济会代表大会中，有妇女代表四都区的陈(程)义妹同志，自动做布草鞋十五双，……这几个很热心的妇女同志都在二十天内做到了这一数目，并且超过了一倍，真是十分光荣的成绩。”消息传回四都后，苏区军民交口称赞。原四都区苏文书赖泰云对程义妹说：“义妹嫂真了不起!连中央政府的报纸都表扬你了。只可惜的是把你的姓弄错了，‘程’变‘陈’了。”程义妹却很坦然地回答说：“不要紧啦，干工作又不是为了表扬。”

　　程义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汀境内的涂坊、濯田、水口甚至到上杭、连城搬运军需物资，肩挑一百来斤的重担，一天走百把里山路是家常便饭。每次运输物资时，丈夫赖兴银总是叮叮嘱她，只管把东西挑到指定的位置，挑什么不要打听，什么人来接货也不要问。长汀苏区几次攻打苦竹山匪巢，程义妹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拥军支前的队伍里。1932年春，中央红军打下漳州后，按照福建军区的指令，程义妹带领一支妇女运输队长途跋涉到漳州，把许多战利品挑回了长汀。

　　1934年8月，按照中央指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将迁驻四都，为了确保福建军区部队的后勤供应，长汀苏区军民投入了紧张繁重的运输任务中。此时，程义妹已怀孕三个多月，但她还是咬着牙坚持一天两趟到濯田挑军粮回四都山区。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占领四都后，程义妹和赖兴银夫妻跟随福建军区红军游击队，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交界的深山坚持游击斗争。为了躲避国民党中央军和还乡团的搜捕，她挺着大肚子和丈夫在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搭草寮，一住就是半年多。1935年5月，在透风漏雨的草寮里生下了惟一的儿子。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每天血雨腥风，饥寒交迫。因为缺药没粮，根本无法进补做月子，有时每天只能吃一顿野菜粥。从此，程义妹落下了病根，后来再也无法生育儿女。

　　1953年，程义妹的丈夫赖兴银因病去世，年仅59岁。长期的超负荷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导致程义妹患有许多疾病，双脚过劳早衰，年过半百就已无法正常走路。1970年，程义妹93岁的母亲病危时，花甲之年的程义妹已经没有能力行走20多里山路，到羊赤见母亲最后一面。只能孤独地坐在自家的门槛上，遥望着娘家的方向伤心哭泣。1977年，这位劳苦一生的客家妇女，带着难言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77岁。

晚年程义妹

　　舍生忘死的程家兄弟

　　限于各种历史原因，程天德对父辈们的生平履历等情况所知有限，因此年近古稀一直孜孜不倦寻找尘埋的家史：“我的大伯叫程朝健，人称外号‘程鸡嫲’，1905年出生，他和二伯程朝远年纪相近，同时参加秘密农会，四都暴动后，编入四都赤卫队，先后参加了攻打苦竹山和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等战斗。1932年初，大伯跟随张赤男任政委的红四军第12师攻打赣州，担任担架队队长，在战斗中抢救了大量红军伤员，自己却不幸在战场上中弹牺牲，年仅27岁。

　　“三伯程朝挺1908年出生，他跟着大伯、二伯参加四都暴动、攻打苦竹山等战斗。因为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正规部队，三伯一直留在地方游击队。1934年6月，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在四都成立了中共汀西县委、汀西县苏维埃政府。姑丈赖兴银担任汀西县苏主席，三伯在汀西游击队担任负责人，参加了松毛岭保卫战，后来在四都深山打游击时牺牲，年仅24岁。

　　“四伯程朝平出生于1913年，五伯程朝禄出生于1915年，六伯程朝清出生于1917年。这三位伯父平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就在家里制作土香，每逢墟日挑到四都、濯田等地的墟场卖。因为家里较大的兄弟都参加革命工作，他们三人也被安排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打探敌情等任务。因此，每次外出都十分小心，生怕被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的家人认出。尽管如此，也未能幸免于难。1934 年底，主力红军撤离苏区，苦竹山的反动民团在国民党中央军的支持下包围了羊赤。我们家成为敌人重点摧毁的对象。为了保护家庭财产，三个伯父和敌人据理力争，被土匪五花大绑抓走，半路上三兄弟全部被杀害。年老的祖父和祖母事先得到消息，带着七兄弟中最小的程朝林，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漏夜逃到四都下赖的姑丈家去避难。反动派本来要斩草除根，幸亏姑丈一家通过各种社会势力出面保护，否则，我父亲也可能没命了。

　　“我的母亲朱马马1921年出生在升平村的扁坑，从小抱养到羊赤大岭背的赖家当童养媳。她的原配丈夫参加红军牺牲，因为大岭背全部姓赖的青壮年都参加红军没有回来，所以母亲一直守在养父母家，年近30岁才和我父亲结婚成家。父亲出生于1922年，比母亲小一岁，苏区时期虽然年幼但很懂事，胆子也大，组织上安排他当通信员，不会引人注意。为了完成任务，他一个人经常翻山越岭，穿越黑压压的原始森林，从羊赤经新华上地、老虎岩、龙湖潭、百步阶、渔子寨到下赖送信。1948 年前后，作为红军家属，他接到上级通知，参加了游荣长、钟德标等人领导的长汀游击队，参加了解放长汀的战斗。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原赤兰大队的副队长等职，2009年被评为老游击队员，享受国家民政补助。”

　　揭开尘封的家史，血泪斑斑伤痕累累。程家七子一女都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创建苏区、保卫苏区的历史进程，他们英勇无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七子中六子都没有后人，令人唏嘘。程家原有院坪、围墙、东门的一座大房子被反动民团烧毁后夷为平地，如今长满了茂密的荒草，一对做香用的石臼上生长着厚厚的苔藓地衣。程步松、郑伯娓夫妇后来一直在四都居住，全国解放后才搬回羊赤老家，在政府的帮助下另外择址建房，直到年老去世。和千千万万个老区的革命家庭相似，这个满门忠烈的“红军之家”，就如家乡房前屋后的野花一样默默无闻，却在时光深情的浸润中，发出了自己幽微的芳香。

　　(长汀县老促会 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