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红军进入旺苍，6月旺苍全境解放，7月4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老城清江书院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川陕省广元县苏维埃政府，统辖先后成立的乡、村苏维埃，据旺苍党史资料记载，从1933年1月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县境内共计建立县级苏维埃2个，市镇苏维埃2个，区苏维埃14个、乡苏维埃79个、村级苏维埃300余个。乡、村苏维埃主席都是由当地老百姓民选的，群众基础扎实，工作积极性高，很快川陕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起来，川陕苏区后期指挥中心的根基变得更为牢固和坚实。

　　 这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忠实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层乡、村苏维埃主席，这些人中，我见到过一位乡苏埃政府主席，听到过他的讲话。他叫肖映周——广元县苏维埃一区二乡（厚坝）苏维埃政府主席。

　　 那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文革前夕，学校请贫协主席讲红军在旺苍的故事。他坐在主席台上，六十来岁，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躯，穿着深蓝色的长布衫，三角形的脸刀砍斧削一般、线条流畅，眼角额头爬满了皱纹，下颌的胡须浓密有一尺长，黑黑的。一双眼睛像深潭一样幽幽地放着光，头上缠着一根黑色的头巾。校长坐在他的旁边，瘦瘦的，个子比他矮一截。校长介绍，他就是肖映周，红军在旺苍时后坝乡的苏维埃主席，现在是贫协主席，协助我们管理学校，请肖大爷给我们讲话。他“吭”、“吭”地咳了两声，笑眯眯地说开了，“你们这些娃娃享福啊，我像你们这么大，上什么学堂，读什么书，天还没亮就跟着师傅学打铁，一天两顿野菜汤，肚子饿的呱呱叫，那个苦啊，没法说。”他的声音略带沙哑却越来越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印象还那样深刻。“1933年初红军从大黑滩过来，打田颂尧，要过厚坝河，田颂尧的军队一个旅，机枪钢炮守卫在河的西岸，红军强渡，死了很多人，血染红了河水，几天都过不了河。没办法，只有智取，红军找人带路，哪个敢去，保甲团知道是要砍脑壳的。我晓得了，自告奋勇去带路，十几个人跟着我。我带领红军趁着月黑风高从厚坝河的上游摸过了河，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十多里，悄悄咪咪上了新庙岭，来到敌人的指挥部前杀死了哨兵，敌人没有发觉，指挥部的人还在庙子里的床上做着梦，十几个红军一阵风似的冲进去，端起机枪就打、扯开手榴弹就甩，炸得敌人人仰马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喊爹叫娘。我们高声吼着缴枪不杀。敌人也不知来了多少红军，一个军官提起裤子就跑，其他的人也跟着跑，连夜向普子岭逃走了。打垮了敌军大部队过了河，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说着说着，他就站起来挽起左边的衣袖，露初左臂，右手指着一个乒乓球大小发紫的伤疤对着我们说，“这就是在新庙岭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的，我的命大，不该死。旺苍坝解放了，成立苏维埃，我要当红军，跟着红军走，我没走还活着，我们后坝场跟着红军走的150多个青壮汉子一个都没有回来，也不知在哪里牺牲了成了烈士。我忘不了他们，你们也记着他们，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没有穷人的天下。那时，贫苦农民硬要选我当乡苏维埃主席，部队一个首长也要我当主席，没办法我就当了主席，没有当成红军。政府就安在财神庙里，就是你们现在这所读书的学校。我们分田地，斗地主，搞建设，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干工作。”

　　 “那时穷啊！世道乱。”他抿一口水杯，摸摸胡须又接着说，“苏维埃政府刚成立，地主土匪搞破坏，啥都缺，部队伤员多，又没有药，吃饭少盐，穿衣缺布，厚坝场产煤，下河缺煤，河里的航道又停了，兵荒马乱卖不出去，区苏维埃主席急得团团转。我们发动贫雇农想办法，组织100多人的民工队伍疏通厚坝河航道，寒冬腊月，一下水冷得刺骨，全身打冷战，我弄来几坛烧酒，实在冷得不行了就让大家喝一口，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硬是靠钢钎和二锤，疏通了葡萄石到恩阳河的航道，穿过了几十个乱石险滩，使数十条燕尾船畅通无阻的过恩阳，经南部到南充，用后坝的煤炭、鼎锅、山货为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换回盐巴、百货、医药等物质”。

　　 后坝的兴盛源于清末，其采煤、炼铁、铸锅、炼钢等工业在川北小有名气，被称为“煤铁之乡”。后坝河一年四季船来客往交通便利，常年航行于河上的木船上百只，后坝场的集市因此而繁荣，一里长的小街沿河而建，两旁居住着百来户人家，客栈、酒店、饭馆、茶铺一应俱全，一到三、六、九的赶场天，街上人流更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四邻八乡的百姓在这里卖了山鸡野味、木耳黄花，又买了油盐酱醋，火柴煤油以及一家的所需之用放在空了的背兜里，遇着亲戚朋友就放下背篼站在街沿边唠两句家常，如果余兴未尽便相拥而行来到酒馆里去，二两烧酒一抿就到日落西山牛羊归圈的时候了，然后收拾好东西，相互道别，打着火把沿着小路唱着山歌一路回家。陕西省的南郑、宁强县，东面的南江、巴中，南面的苍溪、阆中、南部、南充，东面的剑阁、广元等川北诸县的贩夫走卒也大都云集于此，贩铁卖煤之余寻花问柳、抽烟打牌这里也是一个好的去处。“红军到了，后坝场炸开了锅，谣言四起，说张国焘的军队只要听说谁是有钱人问也不问抓住就杀，有钱人吓慌了，跑的跑、躲的躲。”他继续讲，“店铺关了门，煤窑停了业，河里的木船也不见了影子。我见过红军，晓得他们是好人，不杀不抢穷人，专门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我与红军宣传队的队员们一起到场口宣传，说顺口溜打快板，张贴布告，挨家挨户上门讲解红军的《告工农贫苦群众书》，贫苦穷人、煤老二、船拐子很快地信了红军，与我们积极分子一起，恢复了生产，一两天后，店铺开了门，煤窑，锅厂复了工。”

　　 1933年的2月红四方面军的独立师来到后坝场，师部就安置在场上的关帝庙内，直到五月才从后坝场撤离，近千人的吃、穿、用都在后坝场采购。师长任玮章在这里安排人到广元与国民党29军4师师长王铭章谈判，要求红军与国军互不侵犯，并带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致王铭章的信，同时，在后坝场任玮章还接待了他的同学，川军总指挥杨森派来的同红四方面军谈判的代表范明德，收编了川军徐耀明团为独立团，土匪袁刚部属百来余人。肖映周在这个时候不分白天黑夜的组织生产，为红军打造长矛钢刀，安排人员为部队供给粮食、采买物品。部队离开始还带上他的堂弟二娃子当了红军，解放后经组织认定，也在长征途中失踪了，名字记载在旺苍县党史资料烈士名单里。

　　 肖大爷的家就在学校后面田坎上，很近。班主任老师一次带领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吃忆苦思甜饭，进了门就见灶头上一口大铁锅里，煮了小半锅黑乎乎的东西，就是给我们准备的。我们四五个学生围着一张旧的木方桌坐下来。肖大爷的妻子——肖婆婆给我们一人舀了一小碗，我吃了一口，苦茵茵的，也没有油和盐的味道，实在咽不下去，无奈老师在场，也只有硬着头皮一点点的吃，家在农村的一个同学悄悄对我说这是红苕藤子和车前子混在一起煮的，给猪吃的。吃完忆苦饭后，班主任老师说，请肖大爷给我们讲。肖大爷和老师坐在我们旁边的木凳子上，只见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手里的三尺长的旱烟杆子的烟锅子里的旱烟灰抖落干净，斜靠在凳子边放下才说“你们小同学今天来，我们家里花了半天时间，全选好的和嫩的红苕腾子、车前子，然后细细的摘了，淘干净，才慢慢的煮熟，等你们来。这个东西不好吃，是猪吃的，可是解放前穷人经常吃。你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丙子丁丑年，天干地旱，颗粒无收，地主还要强迫交租，哪里还有租交？连野菜都吃不上，哪里还有红苕藤子吃？穷人只有四处逃荒，讨口要饭，那一年后坝乡饿死了上百人。就是平常年景，穷人没有地，租地主的地种，交了租后，粮食也剩不了几颗，一年中还是有个把月要吃野菜。红军来了后，我们成立了苏维埃，打倒土豪，分了田地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他停了下来，半天也没有说话，好像想起了过去的那段艰苦岁月。班主任老师便叫我们唱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的歌。

　　 后坝乡成百上千亩的土地，就是肖大爷带领乡苏维埃一尺一尺丈量出来分给穷人种的，收获的粮食留下足够吃的，又带头交给县苏维埃，供给红军部队。1935年4月中旬红军离开旺苍后，敌人又占领了旺苍，占领了后坝乡，肖大爷在地主的一次反攻倒算中差点丧了命，丢了脑壳，幸亏乡里乡亲提前报了信，又有开明乡绅暗中斡旋，才躲过了这一劫。从此，他隐姓埋名，打铁为生，颠沛流离，直到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