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大悟县山区周围的黄陂、孝感、礼山、应山等地区相继被日寇占领，各大中小学全部停办。日本侵略军在侵占我领土的同时，积极推行奴化教育，汉奸汪伪政府炮制一套《国定教科书》，贩卖所谓“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卖国投敌言论，以毒化青少年，使青少年忘记祖国，忘记中华民族，忘记中国文化，以达到从思想上灭亡中国的目的。对此，豫鄂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在重视军事、政治建设的同时，在战斗频繁的动荡环境中，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困难，坚决贯彻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知识分子，在大悟山区大力兴办教育，以抵制日寇的文化侵略。

豫鄂边区教育工作简况

1940年初，边区成立军政联合办事处，下设教育处，对开展教育工作提出了要求。豫鄂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后，更是大力创办和发展中小学，改良私塾，组织编印教材，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党委宣传部教育科的赵季同志担任编辑主任。1942年3月，边区召开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展边区抗战文化教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提高民族气节，粉碎敌伪奴化教育与亲日反共宣传。普及国民教育，推广识字运动，减少文盲，改良私塾”，使教育工作任务更加明确。紧接着行署教育处长李实主持召开边区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发展中小学及进行教学改革等问题。9月，边区行署公布了《豫鄂边区小学教育实施办法》，对小学教育的校务、教务、训导各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到1945年，边区扩大到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建立了66个县政权。教育实施办法和山区教育模式也随之在这里逐步推广发展。中小学校统计在册的中小学生有47000多人，教师1000多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教育队伍，为抵制奴化教育、解决青少年的读书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悟山根据地的各类学校

鄂豫边区党委、政府除在各县、乡大力兴办和发展教育外，还根据战时需要，采取速成办法，在大悟山党、政、军首脑机关周围创办了各类学校。采取速成办法，干什么就学什么，现教现学，学了就用。统计起来有以下学校：

党校校址在新屋畈，设行政、政治、经济、军事等课程。学习期限3至6个月，培训县团以上的军政干部。

行政干部学校 1942年2月筹办，校址设悟峰徐家塆，招收学员700余名。没有专职教师，教学任务分别交给行署税务、银行、财政部门担任，学校成立不久，遇情况紧急，行署决定由李实带领学员转移到山区，李实把学员分成三个游击小组，跟日军在大山里周旋。情况稍一缓和，便在野外上课。这时期主要由李实上政治课，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及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后由辅导员分头组织学员讨论。这样的游击式教学，持续坚持两个多月。接着又带领干校学员参加督征钱粮。学员边学习、边实践，1943年1月结业，学员分别分配到县、区、乡政权和财政部门工作。

洪山公学 1941年创办于京山，次年迁移到大悟山新屋畈。学员大多数是边区知识青年，也有来自武汉或重庆的。陈少敏兼校长，初由边区党委直接领导，1943年由行署领导，教育处长李实兼校长。学校重点任务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开办各种训练班。1941年收进一批十三四岁的失学孩子，成立小学部，次年又收进一批勤务员、司号员、通讯员等成立中学部。1943年，中学部和小学部分别独立出来，另立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洪山公学下设行政、教育、银行、财政等各种训练班。以后，又成立税务班。教学方面，各班都把政治课列为主课，重视时事政策教育，经常组织学员读报和讨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大悟山遭日军“扫荡”期间，情况紧急，边区党委决定洪山公学本部由副校长蔡韬安带往洪湖、潜江，其中的教育班，实验中、小学，随李实迁往陂安南流动上课，情况好转又返回大悟山。洪山公学一直办到1945年9月才结束。

实验中学、实验小学 1943年，洪山公学的中学部和小学部独立出来，成立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仍由教育处领导，任务是培养军政干部的后备人才，它与普通中小学有所不同，教育处对实验中学、实验小学的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目标等，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学制方面，实验小学初小两年，高小一年毕业;实验中学初中两年，高中也是两年毕业。因为考虑到参加这两所学校学习的学生，大多是部队、机关送来培养的年轻战士或烈士子女、干部子女，他们都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自觉完成学业的积极性，缩短学制，是从他们实际情况出发。

1944年实验中学撤销，15岁以上学生上建国公学，不到15岁的并入地方中学。实验小学，后由牛健任校长，学生经常保持在百人左右。日本投降时，学校正在大悟山杨家冲，高年级毕业生，全部分配工作。蒋介石发动内战，边区斗争更加复杂，行署决定，将实验小学交豫南专区，与豫南小学合并。

建国公学  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已在胜利前夜。这时，边区已扩展到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需要大批军政干部。年底，边区决定由教育处筹办建国公学。招收学员600余人，其中大部分人来自边区，也有来自敌占区武汉等地或大后方的知识青年。许子威兼任校长，副校长蔡承祖。设行政、教育、经济、银行等系。建国公学设本部和分部，本部设在新屋畈，分部设在陂安南的庙嘴塆、二房塆。因缺乏师资，由行署各业务部门分别担任业务课。李实上政治课，教育长龚依群上文学课。1945年8月结业，学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师范学校  为进一步满足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党委决定在洪山公学教育班以外，另开办师范学校，招收学员40名，李实兼任校长。学校大部分时间在陂安南打游击，一有空隙就上课。由李实主讲教育理论及教育行政等课，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热爱教育工作的思想，启发他们认识教育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同时，把毛泽东教育思想系统地向学生讲授，使学生领会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教育的精神实质。这批学员专业思想比较巩固，毕业后全部从事教育工作。

育才学校  1943年创办，这是一所别具一格的学校，学员绝大部分是边区党政机关家属，还有当地10多名女青年，共100多人。这些女同志的文化水平不高，有的不识字，有的初识文字，少数上过小学，学校主要任务是，给她们以粗浅文化知识和某一方面的生产技能，使她们毕业后能独立工作，以发挥个人能力和减轻机关负担。校长左企云，从洪山公学教育班抽调几名毕业生当教员。学校成立不久，大悟山遭日军“扫荡”，战斗频繁，育才学校便迁移到陂安南陈家楼上课。育才学校的教学方法是结合实际，学以致用。文化学习方面，从启蒙教育开始，因人施教，循序渐进。生产方面，组织她们开荒种菜，结合实际学习农业生产知识。还根据她们的爱好和专长，分别组织她们学习纺线、织布、织袜子、织毛巾、卷烟等技术，准备结业后，从事一门专业工作。

1944年底育才学校结束，学员有的被分配当了乡长或乡干部，有的到财经部门，有的回本单位安排工作。鄂豫边区党委、政府就是这样在漫天战火的大悟山区坚持和发展教育事业，在几年时间里培养了抗日战争的急需人才近万名，源源不断充实到边区党、政、军各部门，为战争、为生产建设服务。

战火中学习生活概况

游击式教学  游击式教学是抗战时期教育工作的新形式，也是最好形式。当时大悟山区各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安定的环境，没有正规的办学条件，没有固定的校舍，学校大都是借用祠堂、庙宇或民间空闲房屋，有时师生一起印砖坯、砍茅草、和泥巴，搭盖临时简易教室，遇到敌情紧张，就要随部队转移，忽东忽西，忽而山区、忽而平原，上课、学习、吃饭住宿不能定时、定地，而必须随遇而安。天冷，地面垫稻草作铺;天热，借块门板当床，“渴饮山泉水，饥餐藜藿羹”。生活艰苦而紧张。稍一安定，就随时随地抓紧教学，树荫、草地、坟园、稻场，到处都是课堂;竖块门板做黑板，没有粉笔，找块石灰或黄土代替;以膝盖当桌子，砖块石头做凳子，而师生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昂，埋头学习钻研。有时情况更糟，如日伪军对大悟山“清乡”“扫荡”，边区实验中学、实验小学被迫转移，分散隐蔽在黄家冲等村子里，采取教师巡回教学或各村学生派代表前来“领课”，然后回去转教等办法，努力使教学工作不间断开展。

惜纸如金  由于敌人封锁，学校的教学设备，极其缺乏，教师教学的图表、仪器，学生的直尺、圆规，都是自己制作。写字，有的用竹签作笔。纸张，是敌人重点禁运的物资，十分短缺。学生惜纸如金，一页纸都是写两面字;写了红字写黑字，写了小字写大字。有时为了节省纸，练字、演算习题，用棍棒、石头当笔，以大地作纸，写了抹掉，抹了再写，凡是学校住过的地方，沙滩上到处有涂抹的痕迹。古人沙盘练字，与之相比就不足为奇、微不足道了。

竹笋当饭吃  学员的生活待遇，同新四军战士一样，每天斤半米、3钱油，每年发给冷热衣服，每月津贴2元，穿自编自织的草鞋，有时地方政权的民政部门调来一些拥军鞋，首先发给女同学或远从国统区、沦陷区来的同学。连续两年自然灾害，边区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干校学员为减轻人民负担，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开荒种地、种粮。在行军途中挖野菜、摘榆叶作主粮是经常的事。洪山公学曾一度转移到一个贫瘠山区，青黄不接，群众靠葛根、野菜度日，同学们也分组到山上田野挖野菜交给伙房。1942年，教育处长李实带领行政干校学员，转移到荆州和钟祥地区的大山里，正碰上阴雨连绵，没东西吃，师生们上山挖来大担、小框的竹笋，没油没盐地煮着吃，坚持了一个多星期。

既是学生，又是战士  当时的学校，由于长年处于战斗环境，因敌情变化，流动无常，如洪山公学教育系，随鄂东专员离开大悟山五六个月，便先后到过黄冈、黄安、麻城、陂安南、黄陂、礼山、孝感等县所辖部分地区，不论白天黑夜，风雨泥泞，跋山涉水，师生都习以为常。其间，学习、战斗是紧密相连的，无日不在险恶危难之中。五师领导十分关心师生的安全，经常派出部队保护。为适应战时环境，学校普遍设置军事课，由部队派出干部到学校任军事教练，指挥学生接受队列、行军、投弹、射击等一般军事训练。还发给枪支，要求学生既要学好文化，也要学会战斗，在情况紧急时，既是学生，也是战士。

鱼水情深 大悟山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把党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师生当作自己的亲人。学校每转移到新地方，学生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很快就跟房东亲热得像一家人，帮乡亲挑水、打柴、扫院子，农忙时帮他们抢收抢种。晚上，老婆婆、大嫂、大姐纺线、织布、做针线活，几个学生也在堂屋里就着油灯看书、做习题。每逢敌人“扫荡”来了，学生换上便衣，马上疏散到庄稼地里，群众主动为他们送情报、打掩护。在危急关头，群众常常豁出性命，保护师生的安全。如有一次行军到大悟山北马吼岭，与日军遭遇，实验中学校长吴芷英(上海人，眼睛高度近视)急忙躲进一个老婆婆家里。老婆婆一听说是个老师，慌忙拿出一套破旧衣服，换下她的军衣，还给她头上包块破布，脸上抹些锅烟灰，让她装哑巴，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她安然脱险。这样的例子很多，说明我们教育工作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休戚与共，处处体现了军民鱼水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