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在临泽，提起杨文华，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杨木匠，是杨厂长，是杨主任，是杨经理，是杨劳模。这些称谓，有职业、有职务，也有荣誉，但大体勾画出杨文华退休前的工作轨迹。

杨文华是土生土长的临泽人，出生于江苏高邮临泽朱堆村成官庄，初中没有毕业就学了木匠，进了镇里的榨油厂，油厂的设备改造、技术革新大多是经他手完成的。那时人的思想还是很开明，不讲文凭，不论资历，看本事。杨文华因为心灵手巧被调进镇工业公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领衔创办临泽镇铝箔纸厂，做了15年厂长。那是令临泽人十分骄傲的企业，曾经是市里的利税大户。提起那段经历，杨文华难抑激动，他说，现在省内外有八大家铝箔纸厂的人才是从当年临泽铝箔纸厂流出去的。也因此，杨文华连续四年获评省明星企业家，于1988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后来又回到工业公司，任企业管理站副经理，直到退休。

杨文华是个灵巧人，是个有想法、有闯劲、能做事的人。退休后的杨文华没有闲着。他说，几十年忙惯了，突然停下来，不习惯。到江南帮助别人安装太阳能，一干就是几年。他一再表示，不是为钱，是为了打发退休时光，为自己找充实，也找乐子。

一个偶然的原因，改变了杨文华的生活。

2010年，清明，杨文华回老家祭祖。翻看家谱，看到家谱上杨志宽、杨德新两位堂伯是烈士。他的心里一震，以前怎么就不知道呢?他询问家里人，两位堂叔伯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牺牲的?家里人说不清楚。向村上年长者请教，有的能说个大概，有的也不甚明了。再了解，金桥村(2000年4月区划调整，撤销成官、子南、匡界，设置金桥村)与堂伯一样的烈士，有好多位，但都无墓无碑无文字记载。

杨文华回忆，那个清明过得很沉痛也很沉重。他当时想，家人，包括村里人为革命牺牲了，是光荣的事，作为后人，应该整理他们的事迹，传承下去，让后来者铭记学习。一个想法就在那年清明后产生了。我应该为烈士们做点什么，为村里做点什么，打工固然能挣点钱，能打发时光，但价值不大，孩子们都成家了，挣再多的钱，对我来说，有多大意义呢?杨文华决定回到老家，住下来。杨文华少小离家，原先的老房子也已经处理了。先花几千元买了一处老宅，稍事修理。妻子和子女对他的想法，不理解，劝他不要冲动。你在城镇住了几十年，现在下乡习惯吗?你患有糖尿病，村里的医疗条件跟得上吗?杨文华回答，我是农民的儿子，那里是我的根，怎么会不习惯呢?那里有看着我长大的，也有我看着长大的，他们能习惯，我怎么就不习惯了!

从2010年夏天开始，杨文华一直住在村子里，只做一件事：农村文化。

现在，在临泽，再说起杨文华，熟悉的人，都称他是杨文化。对这个称谓，杨文华感到自豪，也觉得惭愧。他说，我只有小学文化，却做了文化人的事，做得很艰难，也做得很少，称“杨文化”还差得很远，但我是快乐的、心安的。

杨文华，十年磨砺，居然磨出了耀眼的光泽、锐利的锋芒。

光大红色文化

所谓红色文化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整理烈士事迹，弘扬烈士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杨文华决定从搜寻整理两位堂伯的事迹开始，把金桥村烈士的事迹全部整理出来。这也意味着杨文华开始了红色文化之旅。杨文华走门串户，召开座谈会，两位堂伯的事迹渐渐明朗起来。杨志宽、杨德新，是一对亲兄弟，都曾以僧人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都是20多岁就牺牲在革命岗位上。

1947年9月15日，高邮县委在朱堆村附近的刘家沟荒荡里召开会议，遭遇国民党还乡团围剿，时任高邮县游击队行动大队长的杨德新为了掩护战友突围，壮烈牺牲。

1948年2月的某一天，时沙区区委在范伦村开会，区委事务长杨志宽得到情报，沙沟、时堡、临泽三地反动势力将来围剿，杨志宽不顾个人安危，将情报送到会场，参会者安全转移。可是在返回途中，被当地保长抓获，面对酷刑，杨志宽毫不屈服，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了。

杨文华说，故事情节不复杂，但字字如针，句句泣血，我边记边流泪，也为两位堂伯的壮举而骄傲。如果仅仅完成对两位堂伯事迹的收集整理而收手，那就是私家行为，作为后人应该做的，而与堂伯一样为革命牺牲的村人，同样值得我们尊重敬仰，我必须把他们的事迹也整理出来。杨文华说。经与相关部门了解，金桥村共有烈士15人，2013年10月第二次行政村区划调整，金桥村与朱堆村合并为朱堆村，又增加烈士12人，朱堆村共有烈士27人，其中，在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上的有24人。要把27位烈士的事迹全部整理出来，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何况，27位烈士中，只有7位有后人，最小的才14岁，仅有两名烈士牺牲在临泽本地。但定下来的事情，必须做，而且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做好。杨文华给自己定任务压担子。杨文华用两年时间，奔走省内外17个县市，行程5万多公里，走访各地的民政、党史、档案等部门，以及数以千计的群众，以抢救的态度、抢救的速度，整理烈士材料2万多字。2万多字看似不多，但那是从纷繁的资料中扒出来的，是从杂乱的采访记录中抠出来的，是用心血一个字一个字斟酌出来的。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退休老人，做着这样一件极具体力和心智的工作，是多么地艰难。

有趣的是，杨文华搜集整理烈士故事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根据高邮烈士陵园记载，朱堆人郭以祥于1949年7月，牺牲在福建沿海地带。这给杨文华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不到福建，得不到详细资料，到福建，但福建很大，到哪儿寻找资料呢?家里人也劝他别去，岁数大了，人生地不熟。杨文华不甘心，不能半途而废。经过多方打听，郭以祥有一位叫叶长春的战友生活在福建南平市。杨文华兴奋极了，稍事准备，跨上大巴从临泽到上海，转火车，从上海到南平。千里之遥，一路颠簸，杨文华开玩笑，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在南平的公交车上，口袋里的一千多元被偷了。杨文华幽默道，亏好3000元分开来放，如果装在一个口袋里，就冲家了。后来，只能节省着用，住小旅馆，吃方便面。

功夫不负，杨文华终于找到了80多岁的叶长春。满头白发的叶长春看着战友的乡人，非常激动，情不自禁，抱着杨文华失声恸哭：“以祥是我的副营长，是打大东岛时牺牲的。”叶长春详细介绍了郭以祥的事迹。杨文华记录着，啜泣着。2012年清明前，杨文华将整理的烈士资料编辑成《热土血火铸英雄》小册子，印了千份免费赠送给机关团体、党员干部和中小学生，大力宣传烈士的英勇事迹。一般人以为杨文华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这样复杂的工作，已经不简单了，该歇息了。但于杨文华来说，这只是迈出的第一步。杨文华表示，不仅要把烈士的事迹落在纸上，永不消失，还要把烈士的英名矗立在家乡的大地上，万古长青，代代相传。他要树烈士纪念碑，建烈士陵园。消息一经传出，有人说他夯，有人说他傻，贴老本，做这些，图个什么?家里人认为，你花光了退休工资，带病走东奔西，折腾了两年多，出本书，对死者有个交代，就可以了，还要弄什么碑，这是你一个人能够做得了的吗?

杨文华不介意别人说他夯说他傻，家人的提醒，倒使他冷静下来。树碑建陵园，要用地，要花一笔钱，确实不是老迈之身的力量能够做到的。

杨文华想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他联系村里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老军人、老劳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谁知一石激起千重浪，杨文华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认为，是大事，是好事，不是难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一定能做成做好。他们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拉起了志愿者队伍，志愿者一下子突破百人，最终达到314人。筹备小组分工，有的跑土地，有的筹资金，有的找建设队伍。志愿者和村民们纷纷捐款，连在校的大学生也捐出了生活费，不几日，四万余元入账。村民们积极响应慷慨解囊，让人感到，烈士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感到杨文华等人所为顺民心得民意。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他们定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开工，——67年后的(2012年)8月15日，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一座朱堆村革命烈士纪念碑昂然挺立。规模不大但很规范，设计简明但寓意深刻，碑身不是很高但很庄重。英雄纪念碑像帆、像船、像航标，巍然屹立在朱堆大地上。杨文华的愿望实现了，杨文华笑了，烈士后人以及村民们乐了，家里人也服了。杨文华孜孜以求、善作善成的精神，正验证了一句话：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头更高的山。杨文华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所有熟悉情况的人。2013年9月，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的活动中，杨文华脱颖而出，荣登“中国好人榜”。2014年6月，“朱堆烈士陵园”被高邮市委宣传部命名为高邮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9月，被扬州市民政局纳入扬州市革命烈士版图。这不是对一个人的表彰，是对一个群体的赞扬，也不是对物的肯定，是对文化现象的高度认可。光大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开展文化工作的重点之一。

弘扬农耕文化

临泽是农业大镇、鱼米之乡，千百年的农耕，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杨文华是农民的儿子，长期生活在农村，深受农耕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对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割不断的情怀。回归乡村的杨文华，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收集农村曾经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小到罈罈罐罐锅碗瓢勺搓衣板木盆，大到水车笆斗渔具;小到农中的毕业证书，大到各种各类的票证。杨文华看到什么收什么，对方不肯给，就用钱买。几年下来，居然收集了满满七户屋子，那屋子也是向村民借的。杨文华不无得意地说，摆放“废旧”的屋子也是值得保护的，它承载着一个时期农民的居住历史，也是一个农民生活变化的座标。

我在杨文华的收藏里看到了一套三只“马桶”，有双盖大马桶，有双盖手提小马桶，有小孩用的无盖小马子，另外还有男人用的夜壶，激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引发我的乡愁。类似于这些老玩艺，村史馆里多的是。有一句话说得好，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们。杨文华的无意准备，却派上了大用场。几年前，上级要求各村修村史。杨文华对农村文化有经验、有热情，受村里委派撰写村史。一个村的历史看似简单，实质也很复杂，特别是两次区划调整后，村子的范围大了，人口多了，村两委的变化更大，收集材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工作。比如原先的成官村才几百人，现在的朱堆村是四千多人。杨文华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说，走走跑跑，与村民们接触接触交流交流，放松了身体，也愉悦了情感。杨文华走村到组，个别交谈，几个十几个人座谈，有时村民留饭，有时请村民搓一顿，像家里人一样，无拘无束。白天认真听用心记，晚上，坐下来，静心整理。杨文华感叹，不是一钱难倒英雄汉，是一字难死外行人，有时，为了写好一个句子，要想半天。杨文华不是矫情，是大实话，让拿斧头与尺子的手，拿笔，实在是难为他了。

有志者事竟成。

几个月的访谈记录整理，村史终于告成。按说，杨文华也该休息休息了。可是，一个新的想法，又像雨后的小苗从土里窜出来。杨文华想，村史躺在书里，只有少数人知道，意义不大，应该放大，让所有村民以及子子孙孙了解，让他们回头看到祖祖辈辈走过来的路，才能起到村史的作用，上级让撰写村史，不也是这个用意吗?杨文华向村里建议，是否可以建一个村史馆，将村史展示出来，再将收的那些“旧货”摆出来，让村民们有个去处。你们也是知道的，现在村民们除了看电视打麻将，还有哪些娱乐活动呢，出门工作的子女，他们对我们过去的生活和村里的情况也是了解很少，有一个馆让他们看看，有好处。杨文华的建议得到了村两委的响应，决定用原徐平村村部，建一个村史馆。杨文华又是请人装修场地，又是写说明文字，又是收拾准备展出的实物，忙得不亦乐乎。老伴说，你比上班更忙了。但听到村民们说，你家老杨做的是好事，做的是千秋万代的大事。老伴暗暗高兴，有时还主动当上帮手。

在村两委和村民们的支持帮助下，2018年1月，“朱堆村史馆”落成，对外开放。村史馆坐落在子婴河畔，垂柳轻扬，流水潺潺，其作用可从村史馆大门前的横幅上得知：相约朱堆追往事，子婴河畔觅乡愁。村史馆的面积不大，但涵盖的内容很丰富，用村史馆名之太小了，说是农耕文化展示馆才恰如其分，因为它记录的、反映的，哪只是朱堆村的过往以及其村民的生活!村史馆建成当年，就被高邮市统战部、关工委命名为“高邮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高邮市委宣传部命名为“高邮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被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命名为“江苏省首批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村史馆前的牌子很多，但指向集中一点，这个村史馆与时代同拍，与形势同步。放在今天学党史的背景下考量，朱堆村无疑是超前的。自村史馆建成以来，每年都要接待各级各方的考察团体百个以上，其声名远播省内外。杨文华并不满足，说，我收集的实物仅仅展出三分之一，场地太小了。村书记表示，已经在协调场所，不久将有一座更大更丰富村史馆出现在世人面前。有人说，杨文华名声响了，不知接待了多少位大领导。平心而论，这对于一位退休老人有意义吗?杨文华所说的倒是大实话，我是农村人，熟悉农村情况，而且自己的身份也符合做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农村文化不断线不断层，为了老人和孩子们感知走过来的道路，珍惜当下，走向未来，自己付出一点是值得的，对于一些浮名，早已不放在心上了。我也是农民的儿子，采访杨文华让我感动，以至流泪。一个老人奔波劳碌，还贴进所有退休工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为了什么?

2019年12月，杨文华体检时发现胃病，进一步确诊为贲门癌，需要手术，可杨文华没有多少余钱，每月近4000元退休金都用在文化上了。他想在本地手术，后来还是子女们出钱垫付才到苏北医院治病的。有些村民不解，老杨，你何必呢?大家为他着急。是啊，你何必呢?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听到消息的当时，我也不太理解啊，多多少少总得给自己留点钱以备不测。杨文华的话给出了答案。他的钱花在了今天，却是为了未来。

挖掘历史文化

不说早在南北朝时期临泽就有了集镇雏形，也不说临泽在南宋就曾独立设县百年之久，仅是近现代百年的风云变幻中，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临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高邮县委、高邮抗日民主政府在临泽建立，临泽是“苏中小延安”。临泽地处高、宝、兴三县交界，水网密织，芦荡环生，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地势，赋予临泽以特殊的历史地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临泽涌现近400名烈士，这是特别令人震撼的数字。临泽历史悠久，文化深邃，是一个有故事、有影响、有魅力的地方。杨文华自从2010年开始接触红色文化，对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利用编村史、镇史，走访群众，阅读《县志》，不仅熟悉了镇村历史，而且有了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一是追溯盘粮亭。临泽有一个地方叫“婆娘头”。杨文华对其传说进行了挖掘，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盘粮亭”，朱盘(村名)之盘即来自于此。“盘粮亭”的故事发生在唐朝，名将薛仁贵征东时，将一批军粮囤集在此，班师回朝时，进行盘点，结果一两未少、一粒未坏，薛仁贵感于当地村民诚实善良，专门下令建了一座“盘粮亭”以示褒奖。薛仁贵征战辽东是史实，台湾有历史剧《薛仁贵征东》，至于有没有经过临泽，还待进一步考证。这个故事是美好的，是有吸引力的，至少表明临泽的历史悠远，临泽的人民诚实善良。

二是理清“建专”的来龙去脉。据史料记载，1945年4月，在宝应县郑家渡，一所由苏中抗日根据地第一行政区地委、专署创办的建设公学正式开学，取名“建设新中国专门培训学校”(简称“建专”)。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建专”先后迁至高邮临泽、兴化三条塥、高邮城区夫子庙等地，最终回迁临泽成家垛。“建专”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其学员是社会进步青年、党员和积极分子。“建专”办学六年，校名变更11次，但向部队和地方输送了一批急需人才，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文华根据历史线索，采访了多位曾在“建专”学习工作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珍贵而翔实的历史资料，为红色临泽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到，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抗日战争后期就开始谋划新中国建设，为眼下的党史学习教育增加了鲜活的教材。

三是重话“高宝饭店”。杨文华根据《高邮市邮电志》的简短文字，结合走访当事人，充实了“高宝饭店”的内容，阐明了“高宝饭店”的历史使命。“高宝饭店”是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地下联络站，设在临泽镇原匡家庄，其站长是现朱堆村人匡近文，承担着掌握民情、刺探敌情、传送情报、接送人员、采购物资的任务，后几经变化，历时十年，临泽敌后交通站始终顽强地生存着活动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转述这三个故事，是非常轻松的，但是，对于杨文华不会如此轻而易举。

历史如浩瀚大海，发现不易，求证不易，连缀成文、自圆其说更不易，将诸多不易加在一位年逾古稀者身上，当是不易之不易。杨文华将调研走访所得，写成文章，汇入《红色临泽》，得到党史等部门的充分肯定。杨文华对“不易”有自己的心得，他认为，不易中有乐，不易中有趣，不易中有希望，挖掘历史犹如钓鱼、开井，钓到鱼、见到水，其乐趣远不是食鱼人饮水者，所能体会的。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历史中发现新的临泽、新的朱堆，增强乡人的家乡自豪感，提高家乡对外知名度。杨文华尽自己的努力做到了。

尾声

我从杨文华处借得一本影集，厚厚的影集，夹满了这些年杨文华获得的中国好人、江苏省道德模范等各级荣誉证书以及各级媒体关于他热心文化、专注文化、建设文化的先进事迹。我不知翻看多少遍。我感到，这些荣誉对于杨文华是实至名归。杨文华坚持十年，坚守田野，自觉扛起振兴农村文化的大旗，访文化、写文化、讲文化、做文化，令我想起一个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处在转型期、变革期的农村，文化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当下农村，文化设施严重不足，文化人才严重欠缺，说农村正成为文化沙漠，有点危言耸听，但农村文化稀薄，是不争的事实。杨文华的实践给我们以启发。杨文华整理烈士事迹是一个人的战斗，建烈士陵园和村史馆是团体作战。农村不缺少文化人才，也不缺少文化元素，缺少的是对文化人的组织，缺少文化热心人和有心人对历史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杨文华所做的正是广大农村需要做的，杨文华们就在乡野、就在村庄，他们是新一代乡贤，把他们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农村文化力量。杨文华，今年已经76岁了，他患糖尿病26年，胃切除手术不到2年，但身体尚好，精神尤佳，说起农村文化来，精神振奋，眉飞色舞。他每天行走在烈士陵园和村史馆之间，他是管护员、讲解员、维修员;他每天行走在广袤大地上，行走在村民中间，挖掘文化，整理文化，宣传文化。

他说，他的文化之旅是不会停止的。

在杨文华获得的诸多荣誉中，我最看重的是“中国好人”，这是一个最朴素、最接地气，也是最为人所接受的荣誉。我们虽然不能对好人作出科学的定义，但好人自有民间标准。人心是秤。“好人”从来都是民间对一个人的最高褒奖。

杨文华，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