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是非常时期的特殊建制。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面积最大时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豫皖苏5个行政区。它北起正太、石德铁路，南过黄河并陇海铁路，东抵津浦铁路，西起汾河及同浦铁路。横跨6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武安是边区首脑机关所在地，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徐向前、杨秀峰等，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这期间国共两种势力迅速消长，全国形势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回顾历史。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以武安为中心的边区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边区机关从健全到撤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主要矛盾变化了的形势，作出了重组根据地和成立新的中央局的战略大调整。8月20日，宣布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简称中央局和军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简称边府)成立于1941年7月。刚刚建立健全的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无暇顾及驻地搬迁和直属机关的调整，遵照毛主席的嘱咐，坚决地依靠人民，投入到上党、邯郸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战斗中。上党战役胜局在握，刘邓便挥师东进，把邯郸(平汉)战役的指挥所设在了靠近战场的峰峰。邯郸战役，高树勋率一万多新八军官兵起义，马法五的第40军大部被俘，撤离到武安伯延镇被改编和看押。改编后的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11月2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从延安发电祝贺。随着邯郸战役的结束，边区保卫抗战果实的斗争宣告胜利。

边区机关为适应形势需要，将西依太行，东瞰平原，进可攻、退可守的武安，作为迁驻地的最佳选择。11月11日至13日中央局在峰峰召开了全体(扩大)会，明确了边区党政军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会后调整和理顺了边区各直属机关。在原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的基础上，扩充了中央局所属机关;在八路军总部前方司令部及一二九师指挥机关的基础上，扩充了军区和边府所属机关。各机关先后由涉县、辽县(左权县)、峰峰等地转入到太行山下的武安。中央局和边府及直属机关驻伯诞镇及附近村庄，有些厅局(建设厅、工商总局等)驻武安城;军区及直属机关先驻午汲、下柏树，后驻龙泉村。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和平建国初显一缕曙光，解放区人民欢欣鼓舞。2月8日，边府在武安召开各界人士5000人参加的庆祝和平民主大会。边区领导诚实地履行国共双方军调处代表达成的协议，在伯延镇为马法五、刘世荣二人释放饯行。国民党对等地释放新四军叶挺军长等人。3月初，边区机关相继由武安县迁往邯郸市。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在占领张家口之后，全面发动内战，扬言要占领邯郸，消灭边区。边区领导遵照毛主席战略部署、避敌锋芒，以退为进、重点在“消灭敌人有生力不在一城一地得失”。边区机关陆续撒离邯郸返回武安原驻地。不久又西迁，中央局和军区驻治陶镇一带;边区政府各机关驻三王村及附近村庄。这样就使主力部队减轻了保卫邯郸的沉重负担，能够更好地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1947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之命，中央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一是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统一了解放区财经政策，促进了经济繁荣;二是刘邓大军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拉开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序幕;三是解放区的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在国统区产生的极大的政治影响。这年6月，以刘邓大军在武安召开南征会议为起点，边区军民展开了两线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外线，像一把尖刀插向了国民党统战区，以最好的预期完成了战略展开。与此同时，中央局开始分期分批抽调干部支援全国解放。第一批从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区抽调1850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跟随刘邓大军接管新区。在内线，对2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及土顽武装的作战，人民武装力量所向披靡，县以上的城市接连被攻克。到1948年临汾、晋中战役胜利后，境内除太原城外，晋冀鲁豫与晋察冀边区已连成一片。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决定将两区合并，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驻武安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奉命陆续撤离，迁入平山及附近各地，并入华北解放区各机关。晋冀鲁豫边区建制于同年5月宣布撤销。

边区机关驻武安期间，中央局创办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武安河西村印刷发行702期，还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毛泽东选集》一部。党中央撤离延安后，新华社向武安转移。边区克服人才和设备困难，成立临时总社，担当起了向全国广播的重任，保证了中国最强音不间断。还接受了一大批从延安转来的学者、专家、延安保小的学生，使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得到了保障。著名的国际友人斯特朗和柯鲁克夫妇等来武安访问后，编辑出版了《中国人征服中国》和《什里店──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书籍，在西方国家发行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安人民不仅最大限度地为边区机关的活动提供服务，还在土改生产、参军支前等中心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革命主流汹涌向东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有了土改、整党的胜利，才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毛主席把土改、整党称为中国革命主流，说这是“主流向东，保障胜利”。边区在全国率先消灭了延续两干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为党制定全国土地政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险。

1945年11月，中央局认真分析农村形势，针对抗战时期地主阶级与敌伪势力相互勾结、兼并土地、转嫁负担、欺压百姓的实际，首先在全区掀起了反奸、清算、诉苦复仇为主的群众运动。一经发动、群众的革命火焰迅速而普遍地燃烧了起来，敌伪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很快被摧垮。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2月，武安县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枪毙了李茂斋、韩老三等8个汉奸恶霸。1946年初，中央局发布了《关于晋冀鲁豫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概述了发动群众的意义和指导方针，将群众运动引导到减租减息的斗争上来。二三月份，全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清算租息、迫使地主拿出土地赔偿积欠的农民运动。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中央局大胆地进行了消灭封建制度的实践性探索，创造了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成功经验。武安县的群众运动，在中央局的直接指导下，2月，以全县3000多佃户参加的城乡联合斗争大会为标志，运动进人了高潮，矛头直指整个地主阶级。贫苦农民有着不可抗拒的翻身力量。到“五四指示”发布前，全县斗争3825次，参加164140人次，188村的农民得地135896亩，还得到大量的粮食、房屋，牲畜、农具等。武安县的土地改革在边区被称为土改试验田，整个边区的土地改革，对全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呢?

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坚持的一项政策。新形势下，出台指导全局性的土地政策，中央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46年4月，刘少奇在延安召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华中分局、山东分局的有关领导参加汇报会。中央局领导依据边区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作了“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发言。一条批准是：贫雇农在运动中超出减租减息政策范围，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只要政府批准了群众这一要求，年内基本上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九条照顾是：根据农民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左”的错误，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内容有九个方面，如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士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等等。目的是尽最大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缩小打击面。这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土地改革中的具体体现。5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称“五四指示”，是指导解放区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6月10日，中央局召开土地会议，传达“五四指示”和毛主席有关的重要指示，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意见。全区经过7、8、9三个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三分之二的地区、两千多万人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边区群众称这一年的2月运动是“掀石板”，8月运动是“摔石板”。9月下旬，中央局召开干部会议，总结讨论全区的土改工作，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但不少地方还存在着工作粗糙，斗争不彻底，果实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中央局决定在全区开展翻身大检查(也叫填平补齐)。在大检查中发现了对地主捆绑吊打、扫地出门、侵犯中农利益等“左”的错误。中央局发现后，及时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会，将翻身检查转入生产。针对土改中“左”的错误，规定政策在生产中予以纠正。1947年4月23日中央局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向区村干部致敬》的社论，肯定区村干部的主流，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教育提高的办法，逐步使群众的土改运动克服了“左”的偏差，走向了正规。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举行了全国土地会议。中央局派代表团出席大会。会议讨论了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边区代表为制定适合于全国的土地政策献言献策，就土改、生产、负担等问题在讨论中发言。大会研究制定并最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国公开高举的一面旗帜，它和解放区已经实行的土改，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中央局召开的边区土地会议在武安县冶陶镇举行，170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会后全区的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巩固了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边区成为同国民党大决战的巩固的大后方。

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

解放战争中人民的军队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奇迹，形势发展异常迅速，短短几年就换了人间。人民群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力量势不可挡，这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战争期间，边区人民一边土改生产，一边参军支前，不仅成为刘邓、陈谢、陈粟、徐帅各路大军人、财、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坚强后盾，还对东北、西北、中原战场作出了有力支援。

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内战开始，边区野战军兵分两路，刘邓率领大部主力在陇海线开封至徐州段，以豫东为主要作战方向。另一路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野战军，直接执行中央下达的作战任务，在同蒲路南段和晋西南作战。边区机关在全区广泛进行政治宣传和发动，号召青壮年积极参军，保证主力部队满员。翻身农民在“保卫翻身果实，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打到南京去，刨断老蒋根”的口号鼓舞下，踊跃参军支前，一年内有24万人参军。其中武安优秀儿女9531名。三年解放战争，148万边区农民参军。那父送子妻送郎，兄弟共同上前方的场景十分感人。

扩充内线野战军解放山西。晋冀鲁豫野战军展开外线作战后，内线所剩无几。可阎锡山的军队还占据着以太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成为内线的“钉子”，作战任务十分艰巨。1947年秋，在延安养病还未痊愈的徐向前，向中央请战出山，被任命为军区第一副司令。来到军区司令部驻地武安县冶陶镇，向中央局提出了扩充内线野战军解放山西的问题。中央局领导当即表示同意。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地方主力整编成3个野战纵队和3个独立旅共5万人，归徐帅指挥。解放山西的整个过程是由外围向太原中心逐渐推进。经过半年多攻坚作战，晋中以外的据点全部攻克。1948年4月12日的临汾攻坚战中，刘少奇、朱德从阜平发电向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推荐攻打石家庄的“炮炸协同、击开突破”的经验，要求准备炸药五到十万斤，炮弹五到十万发。5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又从濮阳来信嘱咐中央局和军区领导“鼓励攻临汾的战士，以大力支持他们。”“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徐向前，撑他的腰。”边区各级党政军领导，发动20万民工和供给充足的粮草弹药支援临汾战役，5月17日，取得胜利。毛主席称之为“临汾大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一个月后晋中战役结束，歼敌10万。

适应战局调整，供应陈粟野战军。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六个纵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越过陇海铁路，执行外线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陈粟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加人中央局为委员。邓小平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兼代理书记，陈毅为第二副书记。中央局接到党中央战局调整和要求边区供应陈粟野战军的电报后，派滕代远和杨立三立即前往并住在冀鲁豫区，负责给陈粟野战军送粮食、衣服，补充兵员，组织民工支前等。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商议，立即筹款，每天保证陈粟大军25万元经费(每万元折合小米900斤)。11月24日，陈毅来到冶陶镇，他见到边区主要领导就说：“上次给了我们粮食、被服、经费，这次我来不但要赖账，还要再伸手!”边区领导风趣地说：“那就来个前账一风吹，后账也不稽吧!”陈毅出席正在举行的边区土地会议，看到边区领导住得非常简陋，了解到边区的财经困难，开列的清单再三压缩，而且分为“期望数”和“最低数”两个档次。边区领导深为感动，表示保证兑现。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1948年会师准海，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发展生产 改善民生

在战争条件下，边区机关把发展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从政策的角度去谋发展抓生产，改善民生，更有力地支援战争。

在土改运动中，用党的政策保护城镇工商业，摆正工人运动方向。解放初期，边区内的城镇迅速收复，土改中发动起来的农民，不仅分土地分浮财，而且要求分地主工商业。由于基层干部的政策界线不清，沿用农村的“雇佃贫”，在城镇搞起了“工店贫”运动，将掌柜、经理视同农村地主，发动工人店员进行斗争，清算他们财产，导致市场萧条，严重地影响城乡人民(包括农民自己)的生产生活，如斗垮了铁铺、药铺、油坊、酱坊、皮革作坊等，农民生产买不到工具，有病抓不到药，吃饭买不到酱油。对待这一问题，中央局从政策上进行分析，弄清汉奸、恶霸、官僚的含义。对真正的汉奸、恶霸、官僚资本进行没收，对私营工商业严格区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界线。中央局领导到基层视察时严肃地指出：“地主工商业来源于封建剥削，但我国近代工商业是进步事物。已经进步了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把它打倒。解放区要发展经济，就要发展工商业，而不应该取消它，当前我们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如果现在就打倒民族资本家，使革命归于失败，这是对群众的最大不利。”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利用会议、报纸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端正干部群众思想，鼓励工商业者打消顾虑，积极经营。1946年6月8日，边区召开职工总会二届二次会议，中央局领导到会讲话指出：“劳资合作，劳资互助，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是今后边区工人运动的新方针。”果断地停止了“工店贫”运动和联合斗争地主工商业的错误，市场形势得以好转。

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为发展解放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遇。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晋翼鲁豫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中央局成立了由薄一波、杨立三、杨秀峰、戎伍胜组成的筹备处，为保密对外称“青岛部”。3月10日至5月11日，会议在治陶镇举行。华东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等共有55人参加。会议鉴于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不像政治、军事已统一于中央，先进行了半个月的座谈交流，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座谈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华北财政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会议筹备处5次向中央写报告及时择要电告。3月25日进入正式会议阶段。主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困难，保证战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给。各区代表在会上作了本区财经工作情况的报告，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大家集思广益，出谋划策，由中央局领导电告中央同意，作出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并成立了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会后，随着华北财经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得以统一，财政收支得到有效调剂，破除了区与区的封锁，物资可以交流、有无可以互通，有时还能够互补，极大地促进了解放区的生产发展，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强了经济实力，实现了生产支前、改善民生的目的。

深入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工商业政策。华北财经会后，中央局审时度势，把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派出两个工作团，对全区工商业状况、存在问题及原因、应采取的对策进行调查研究，然后作出了调整工商业政策和扶持发展的具体措施。根据政策对公营企业进行检查调整，促进较大的公营企业，如峰峰煤矿、焦作煤矿、六河沟煤矿等，建立党组织，成立工会和管理委员会，尽快恢复生产，使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得到解决。调整工商业政策，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中央局在具体实践中紧紧把握以下几点，一是使工商业朝着有利于国计民生方向发展。如铁业生产和销售距抗战前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引导商业企业老板改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既利于城乡交流，又有利可图。二是克服了公营商业的垄断行为。三是银行贷款公私兼顾，税收政策一视同仁。这些措施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大发展，带动了军工、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繁荣。1948年4月19日，中央局给中央写出了《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告》，毛主席于4月29日批转给中共中央东北、华东、西北、中原局及热河、晋绥分局，请各地领导研究并参照办理。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成为贯彻“十六字方针”的典范。

千百万人民土改生产、参军支前与人民子弟兵所向披靡的军事胜利融为一体，书写了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70多年过去了，3000多万边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