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岁尾，寒气袭人，让人陡生瑟瑟。一本书，却让潜江人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让潜江大地提前弥漫起融融春意。

在市直各部门的支持下，经各镇、街道、管理区的努力和近一年艰苦细致的调查，通过认真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走访“活档案”，请专家反复论证，由潜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撰的《潜江市红色遗址遗迹名录》(下称《名录》)在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中面世。

本书辑录潜江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形成和留下的革命遗址遗迹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涵盖了重要历史事件和机构(遗址)73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居住地8处，籍贯潜江和在潜江留下过红色足迹的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11位，烈士墓(陵园、纪念碑)25处，纪念设施2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阶段历史作了重点介绍。具有史料的真实性、唯一性、系统性、权威性。它填补了潜江红色史料研究的空白，是全面了解潜江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

汉水奔腾，东荆长流。潜江，水柔树秀，人杰地灵，从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建县，一路走来，风雨兼程越千年。历史上的潜江，也曾有夺人眼球的一瞥。无数学子仕人，社会贤达，梳裹尽无限风流。但潜江真正出彩，还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共产党这颗红色种子落于潜江大地之后，潜江才有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才有了红旗飘飘，生机勃勃，才有了如今的云淡风轻，岁月静好。

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对中国革命的奉献，潜江从不曾缺席，高高飘扬的共和国旗帜上，有潜江血染的风采。土地革命时期，潜江第一个党组织成立，共产党员胡幼松、刘赤生等，在拖船埠和徐李等地举行秋收暴动、年关暴动，成为落实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最早最坚定的地区之一。1929年至1932年，红六军、红二军团、红三军多次转战潜江，潜江境内相继建立了中共潜江、江陵、天潜、荆南县委和县级苏维埃政府，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唯一全境皆红的苏区县。抗战时期，潜江是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区，是鄂豫皖边区重要的财源和兵源基地。抗战胜利后，荆潜、天潜沔、江陵三县武工队就地坚持斗争一年半。潜江人民配合地方武装，对国民党实施战略反攻。潜江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南下和西进的桥头堡。

英雄的潜江每一寸土地都经过革命先烈鲜血的浸染。革命战争期间，潜江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和优秀儿女，浴血奋战，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就达4200多人。烈士和先辈们的光辉足迹遍布潜江每一个角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潜江大地上，留下了无数红色遗址遗迹。

《名录》一腔崇敬，带领我们躬身走进历史深处，沿着先辈们屐痕，找寻那些永不泯灭的红色时光，回望初心的不悔来路，求解如今和平安宁的最佳答案。

《名录》以可考的事实告诉我们，潜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华章，多年来，潜江人民不忘初心，红色情结始终萦绕于怀。市(县)政府从1983年至1999年，分三次认定公布了重点革命文物名称48处。2015年，修建了市烈士陵园。2020年，编制了《潜江市革命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创作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保护红军后代，潜江人民同反动派斗智斗勇的荆州花鼓戏《红荷》晋京演出，受到首都人民的热情欢迎，可谓《红荷》绽放动京城。解放以来，广大群众自觉保护红色革命遗址遗迹，自发地建立纪念碑、纪念亭，自费制作纪念牌，为《名录》的面世奠定了实物基础。红色故事和传说，民间口口相传。清明节和重大节日，党团组织和学校，组织党团员或学生到革命遗址遗迹凭吊纪念。这些都是红色传承的重要章节，《名录》出版，使全市的红色遗址遗迹气韵相通又血脉相连，其完整和全面的特点，无疑给潜江红色文化增加了厚重的底色。

战争年代，勤劳朴实的潜江人坚定相信和拥护共产党，全力支持革命，他们用粗粮、野菜、莲藕菱角哺育了革命，养育了人民军队，为新生政权培养了大批人材。《名录》借成书机会，集合起潜江重要历史人物刘静庵、傅慈祥、李汉俊、李书城、胡幼松、刘赤生、夏曦、周逸群、段德昌、钱瑛……“请回”经潜江革命战争洗礼的开国将帅贺龙、贺炳炎、廖汉生、许光达、杨秀山、苏宏道、陈阳春等和在潜江留下红色足迹，建国后成为军队和国家部委领导人的李人林、李建良、李秉范、高冬生等数十人，一时，高朋满坐，群星荟萃，星光灿烂，潜江大地熠熠生辉。人们似乎又听到了贺龙军长宏亮的湘西口音：你们说潜江穷，我说潜江人民有志气。潜江人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支援了红军，给红军送粮食、草料、医药，保护了伤病员。二是支援了江汉平原几个县的冬播种子。江陵、汉川、沔阳、监利，本来是几个富裕县，却被水淹得光光的。是潜江支持了他们(1932年在总结红军战功和战胜水灾时的讲话)。

《名录》图文并茂，内容丰盈，表达准确，新遗址新遗迹新注解刷新了人们认知。捧读《名录》，心潮澎湃，令人耳目一新，“莫凭栏，无限江山”的感慨油然而生。说到贺龙元帅，让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留下足迹的熊口红军街、田关红军堤、渔洋拖船埠，殊不知，1930年7月至1932年6月，他曾经带领红军转战在脉旺嘴、万里镇一带。如今，积玉口镇万里镇村、花亭村、芦花村贺龙居住地遗址佐证了这段史实。《名录》依遗(旧)址说事，简洁语言呈现细节，让历史人物重新站立起来。红军堤，人们只知道是贺龙当年带领红军战士抢建而成的。但却不知道个中轶闻。1931年秋，田关东荆河堤溃口，田舍被毁，百姓受灾，平地被冲出一个面积很大的深潭。如绕开潭水建新堤，要占用大片良田。贺龙在繁忙军务间隙，走访百姓征求意见，并冒雨下潭测深浅，力排众议，为修复江堤确定最佳方案，最终修复起了大堤，节约了良田1400多亩。

《名录》直面热点，答疑解惑，肯定和扩大了潜江历史人物的影响。李汉俊，中共一大代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多年来成为潜江人的骄傲。这位董必武的入党介绍人、被董必武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毛泽东主席为其签署《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的主人，1927年12月被国民党杀害。当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合而自动脱党，脱党后仍然积极为党工作，1926年湖北省委根据他的要求，同意恢复其党籍，报中央审批未果。多年来，饱受争议，在党史上的地位 一直没有定论。《名录》在“重要革命人物”一章中，作为第一位重要革命人物，做了肯定性介绍，在潜江市即将竣工的“潜江革命英雄纪念馆”条目下，对该馆的用途作了重点说明，“主要用于保藏、研究、展示李汉俊烈士的革命事迹及史迹”。从此，李汉俊对于潜江甚至对于全国，有了不仅仅是名人的意义，从此，潜江有了理直气壮的骄傲和理直气壮的宣传理由。

遗址，展示红色历史，遗迹讲述红色故事。《名录》中的遗址遗迹承载的鲜活，我们倍加尊重，倍感亲切。高石碑红军墓是潜江境内唯一的红军墓，安葬的是老红军董日新。董老红军，1902年出生，1931年9月参加董场农民暴动后转为赤卫队，1932年入党。后随贺龙领导的红军转战多地，经长征后到达陕北。在陕甘宁边区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为革命筹集粮款。1955年5月，在甘肃省商业厅厅长任上病故，据本人遗嘱，经批准其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毛泽东主席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证》。近七十年来，红军英名和红军墓声名远播。此次红军事迹和红军墓入《名录》，为全市乡村振兴，为高石碑旅游新镇建设注入了鲜红的颜色。

《名录》的面世，给了先烈们的亲人实实在在的慰藉和感动。远在西安的董日新老红军的孙女董延红女士收到《名录》后，动情地说，“岁月的更迭阻挡不了对爷爷等革命先烈的思念和敬仰，虽关山阻隔，我仍然感受到了潜江人民那份浓浓的红色情怀!”

一本《名录》，揽尽潜江血色历史，丰满平原四季，给羁旅在外的潜江人平添起绵绵乡愁。他们视千山万水为咫尺，将牵挂化为说走就走的回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名录》的顺利出版，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彰显了老区建设促进会自觉的红色站位和高度的政治自觉。

《名录》是潜江一份宝富的文化遗产。潜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为潜江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