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向世人宣告，我国工业增加值已经达到31.3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毫无疑问，与此共存共荣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也成为唯一一个具有完备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连续8年的新年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把一项项国防高端重器作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的重大成果，向人民报喜，向贡献者祝贺。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路，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历程是在异常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从革命根据地起步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军工战士在党的领导下，以“把一切献给党”的情怀，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创建发展了人民兵工事业。烽火中锤炼的人民兵工为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她是现代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强起来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撑!
 

　　烽火催生锤炼人民兵工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理论导向。“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冲破了黑暗中国的夜空，点燃神州大地革命火种，暗无天日的中国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拿起大刀长矛、扛起土枪土炮，掀起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风暴。然而，刚刚起势的革命浪潮却在较短时期内，或以失败告终，或以退却收场。原因何在?那是因为我们的“枪杆子”还是“气”有余“钢”不足。
 

红军的武器

红军制造的武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兵工厂生产的各种步枪、突火枪和燧发枪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茨坪军工厂的打铁炉

　　助燃星火燎原。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进入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不仅找到了力量源泉，同时也创造了落下脚、歇歇身，整装再战的条件。井冈山斗争时期成就的“八个第一”， “第一所兵工厂——茨坪红四军军械处”就列其中。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军使用的武器除起义部队外，主要是从敌人的手中缴获的，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仅靠“敌人给我们造”的武器、特别是弹药的供给远不能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任师长的红十二师多为湖南农军，主要武器是大刀、长矛，故称“梭镖师”。因此，修旧利废、补充消耗成为红军改变武器装备窘迫境况的必选动作。各路红军战斗到哪里，军工就伴随到哪里;各根据地开辟到哪里，修械所就开设到哪里。兵工的当急任务是，修复坏损枪炮、复装翻新子弹。1931年10月，中央军委兵工厂在江西省兴国县官田村建立。那时的官田兵工厂虽然规模空前，但是技术力量缺乏、设备设施落后，全部家当只有4座打铁炉和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主要靠手工作坊以修理枪械和复装子弹为主。面对敌人封锁、原材料匮乏、设备简陋等困难，兵工战士凭着永不熄灭的革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有力支持了反"围剿"斗争。至第五次反“围剿”时，各根据地先后创办兵工所(厂)约80个，兵工人员达1万余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官田兵工厂在两年半的存续期间，共修配步枪4万余支，制造子弹40余万发、手雷6万余个、地雷5000余个，维修火炮200余门。鄂豫皖军委兵工厂在近三年存续期间，共制造步枪5000余支、手榴弹1万余枚，复装子弹21万发，修配枪支1.1万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洪湖兵工厂最高日产子弹300排、修枪70支。革命战争催生了兵工事业，兵工队伍成为支援红军持续作战的重要力量。

陕甘宁边区安塞县茶坊兵工厂自己设计的炼铁炉

　　助力抗日烽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迅即确立了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经过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多次反“围剿”，特别是在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部队损失较大，兵工队伍基本解体。八年全面抗战，我党领导开辟了近百万平方公里、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正规部队近百万人、民兵200余万人。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首先面临的困难是武器装备的供给短缺。为保障武装斗争的需要，各抗日根据地普遍配套兵工组织，兵工建设有的从零开始，有的重起炉灶，相继创办了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兵工厂)、“中国保尔”吴运铎所在的新四军兵工厂等一大批兵工厂(所)。兵工战士们利用从敌占区扒来的铁轨制造枪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利用民间陶瓷缸坛叠成缸塔制造炸药原料;利用旧铜钱制造铜锌合金板来生产全新枪弹，各种“边区造”武器已经成为那个时期的光荣印记。1945年初，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共有兵工厂约130个、职工近2万人，制造步枪1.1万余支掷弹筒、迫击炮7000余门(具)，生产子弹780万发、手榴弹450万枚、地雷20万个，为我军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乃至开启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助推解放进程。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悍然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迅速展开了“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解放区日益扩大，一批工业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各兵工厂陆续从边远农村转向城市，兵工生产条件改观，兵工队伍增大，生产能力提高，兵工事业达到新的水平。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北解放区军事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在党的统一组织领导下，通过整合工业企业，以黄金和粮食等硬通货从苏联手中购回各种机械，动员日本技术人员为我服务，先后突破了一些军工技术难关。与此同时，人民军队和人民兵工在东北进行了规模浩大的物资设备收集工作，当时称为“捡洋落”和“挖窖”(“捡洋落”主要是收集被弃置在野外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挖窖”主要是寻找日伪隐藏物资的秘密仓库)，为快速建立发展东北军工事业创造了新业绩。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军工事业生产枪弹6600余万发、炮弹近900余万发，手榴弹2000余万枚。仅淮海战役，大连建新公司就提供了20多万发炮弹。粟裕大将曾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是靠山东人民的小推车，二靠大连的大炮弹。”194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刘少奇说，“你们生产的军火对打败蒋介石是起决定作用的，是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

　　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的伟大征程中，根据地、解放区的兵工事业从无到有，从修到造，从小规模仿制到较大规模生产，有效保障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功绩!
 

　　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根本没有研制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环境条件，武器少、火力短、杀伤力小是我军部队的短板。22年的革命战争，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靠大量的冷兵器和部分初级热兵器发起革命的，始终是同装备有飞机大炮的敌人战斗的，与对手的武器装备比较，无论是性能上，还是种类、数量上始终处于劣势。我军立足现有条件，立足手中武器，实事求是，扬长避短，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近战夜战等克敌制胜的战法，采取了独具特色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式。在保障部队持续作战能力上，特别是在形成近敌火力优势上，兵工事业提供了有效有力的保障。“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后方多流一滴汗，前线少流一滴血”，深深刻在兵工人的心间。他们着眼我军作战特点，立足根据地实际，急部队所急，需实战所需，积极研制生产了大批量深得我军官兵赞许的武器装备。

新四军军部修械所工人对回收上来的枪械进行修理

　　“多造一颗子弹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武器、特别是现代化武器主要是缴获敌人的。

　　红军修械所的任务主要是修复坏损枪支。随着作战频率、作战规模的变化，弹药的需求越来越多，缺口越来越大。有的部队不得不限定每个战士一次作战只能配备3发子弹。人民兵工应战争所需、急前线所盼，组织动员军政各级大量回收废弃的子弹空壳，开展轰轰烈烈的复装子弹竞赛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军得知我军复装子弹的情报后，实施了反制措施，一方面大大压减部队弹药携带量，一方面大量回收空弹壳。一时期我兵工厂制造与复装子弹的压力更大、困难更多。兵工战士不畏艰难、不懈奋斗，采用电解技术，以大量铜钱为原料，冶炼出了三七黄铜，填补长期不能制造子弹壳的空白，开创了全新枪弹的制造历史。从此，我军枪弹保障逐步实现了每枪3-5发到5-10发，甚至一个基数的发展变化。同时，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手榴弹、地雷及炸药包，为作战部队及广大民兵提供了基本的弹药保障，实现了“以量胜质”的作战意图。

兵工厂工人将新生产的手榴弹装箱运往前线

　　胜敌一筹的“神弹” 。抗日战争中，日军枪榴弹曾对我造成较大杀伤。八路军总部提出要以牙还牙，造出与敌抗衡的近敌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兵工战士们不负部队官兵期望，通过拆解缴获的同类武器弹药，以逆向设计的方法，制造出了掷弹筒、五零炮及其配套的弹药。胜敌一筹的新装备初涉战场，敌人的第一判断是，共军一定得到了苏联的新外援。解放战争中，为夺取城市攻坚的胜利，军工系统应前线急需，经过二三十次的实验、改进，研制生产了大口径火炮和大剂量的弹药，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土飞机”“土坦克”的新型武器，在城市攻坚作战中大显神威，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作出了特殊贡献。

兵工厂工人装瓷瓶手榴弹

　　一定造出适应咱八路军作战的枪。我党我军的兵工泰斗刘鼎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早在苏联时刘伯承就跟他说，我们红军以游击战、山地战为主，步枪宜轻而短，能在200米命中就行了，但刺刀要长，免得肉搏时吃亏。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作为八路军总部兵工部长的刘鼎，立下军令状，一定造出适应咱八路军作战的枪。他组织协调兵工力量，借鉴其它类型的步枪优长，经过反复设计论证，利用铁路钢轨、石油钻杆、机车车轴等做原料，土法锻造部件，用自制深孔钻床和拉线机加工枪管，用时两个多月，定名“八一式”马步枪诞生了。当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专门设宴招待了刘鼎。八一建军节那天，徐向前把枪背在身上开心地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当年，“八一式”马步枪批量生产每天可达200支，一天的产量可装备两个连，一年能装备两个师。
 

　　“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

　　兵工战士是常年与枪炮弹药打交道的队伍。战争年代，我党领导的兵工事业既缺乏设备，又缺乏技术，广大兵工战士胸怀党的伟业，牢记党的嘱托，以“对党忠诚，积极工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靠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意志，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克服了重重困难，攻克了道道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党的兵工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的特殊贡献。

　　“中国的保尔”——吴运铎

吴运铎

　　1943年，正在新四军第2师军工部工作的吴运铎，突然接到师参谋长的电话，要他赶快到仪扬地区现场处置一批美军空军投掷的未爆炸弹。吴运铎带领同事刚到现场，参谋长又打来电话，说：“运铎同志，刚才我忘了嘱咐你，你现在只剩下一只手了，千万要当心，如有困难就回来，千万不要冒险。”此时的吴运铎已是师军工部的领导，早在两年前，他因拆卸一批旧炮弹引信时发生爆炸，左眼被炸失明，左手被炸掉4个手指头。可见师参谋长的担心是多么的沉重。有人说，搞弹药是与死亡为邻，弄引信更是虎口拔牙。吴运铎面对8枚一人多高的炸弹，力排众议，在组织疏散当地群众后，独自靠近炸弹，仔细观察弹体引信状况，面对初次遇到这种大型航弹引信、心中毫无底数的危险时刻，谁干谁有风险。他的心里想到，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他用螺丝刀轻轻沿引信裂缝撬开空隙查看，确定这是定时炸弹，弄不好，随时都有起爆的危险。他轻轻旋转引信，用力一拔没有拔下，顿时心脏砰砰乱跳!定神片刻，他一咬牙、一闭眼、一使劲，把一个比迫击炮弹还长的引信给拔了出来。他花了4个多小时逐一把8枚炸弹的引信全部卸掉。他兴奋地跳出弹坑，招呼同事们拆卸成功!随后组织大家一一拖走了炸弹。后来，从这批炸弹里挖出了800斤黄色炸药，意外获得了制造我军炮弹的高质量的火药。

　　吴运铎，1938年参加新四军，为党的军工事业奋斗终身，先后三次负伤，全身伤口达一百多处。他始终把党的教导牢记心间，始终把党的事业高高地举在头上，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博大胸怀，把一切献给党，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成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人民兵工的奠基人——刘鼎

刘鼎

　　刘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德国勤工俭学。1940年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数十年奋战在党的军工战线上。早在闽浙赣苏区时，他既是政委，又是技术员，带领洋源兵工厂的工人造出根据地第一门小钢炮。在太行山根据地组织八路军总部黄崖洞兵工厂的干部和工人研制了八路军第一支步枪——“八一”式马步枪，批量生产数千支装备了部队，为提高我军近战能力作出突出贡献。1940年，接受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特殊任务，组织领导八路军总部几家兵工厂，联合研制出比日军同类武器性能高得多的掷弹筒和弹，实现了八路军武器生产由造枪为主到造炮与炮弹为主的改变。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刘鼎提出了每个军分区成立手榴弹厂，地方县以上单位生产地雷的建议，他亲自组织地雷训练班，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并担任教员，还编写《地雷制造使用法》等小册子印发学员。为处处埋地雷、村村开展地雷战立下头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刘鼎呕心沥血，为华北兵工建设，乃至全国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回忆这段革命历程时深情地说：“我深切地怀念那些为军事工业积劳成疾、因公负伤和光荣牺牲的战士。我国国防工业能有今天，与烈士们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未尽的事业永远继承下去。”作为人民兵工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刘鼎，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为兵器工业的发展和建设构思出第一批远景“蓝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身陷囹圄之时，仍写出了10多万字的技术总结与建议手稿，无一字一句涉及个人荣辱。

唐县兵工厂工人手工组合手榴弹

　　“赵占魁运动”的榜样——赵占魁

 

　　1942年5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人到边区兵工工厂检查工作，发现了赵占魁这个先进人物，决定予以嘉奖。消息一发出，毛泽东主席立即给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出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朱德称赞他是“用革命者态度对待工作的新式劳动者”。同年9月11日， 《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边区广泛开展了建立新的劳动态度、提高生产率为内容的“赵占魁运动”。运动普及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边区职工劳动态度显著改变，主人翁责任感大大增强。赵占魁先后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工人旗帜”等称号，成为我党在大生产运动中选树的“以主人翁责任感对待工作的劳动英雄”。1949年9月，他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赵占魁，原是一名饱受“三座大山” 剥削压榨的铁路工人。1938 年春，日军占领了同浦路，赵占魁跟着同伴一起流亡到西安。就在这时， 他听说延安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是工人 们的天堂，便义无反顾地投奔了延安。一到延安，赵占魁就进了抗大，在工 人队学习。他发现，这里果然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地方。他做梦也没想到，活了40 多 岁，当了半辈子牛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 会认不会写，而今竟一个钱不花，管吃管 住，进学校学本领!他在学习讨论会上说：“过去我的血快要被人挤干了，而今42 岁才找到自己梦想的家!”“什么人待咱们这样亲热过?共产党的首长，真像咱的亲娘一 样!”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他一心一意干革命，兢兢业业搞生产。1938 年赵占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赵占魁在化铁工作中的情景

　　当年，边区政府为了发 展生产，创办了农具工厂，调赵占魁去当翻砂工人，他高兴地说：“我这可有了为党出力的时候啦!”化铁是一项即艰苦又重要的工作。在一千多度高温的炼铁炉旁，他经常亲自操作看炉，特别是夏天，头顶炎热的太阳，还得穿着棉衣(代替石棉衣)，一干就是 12 小时以上。平时，他总是上工比别人早半小时，下工 他让别人先走，爱护工厂就像爱自己 的家一样。工厂调整为兵工单位后，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赵占魁时时处处细心钻研，改进或解决了大量工作和技术难题。他用麻钱提炼锌，为练成黄铜提供了原料，解决了铜弹壳的生产难题;他还成功地使提炼灰生铁由80%提高到100%，为确保完成弹药生产任务提供了原料保障。他说，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是自我牺牲精神的应有体现，为了抗战与人民的需要增加生产，发挥最高的劳动热忱心甘情愿。在赵占魁的身上，体现着一种新的劳动态度，就是自觉爱护工厂、团结工人、努力生产、提高技术，体现着一切为着革命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工人阶级的宝贵品质。

　　革命队伍中的掌上明珠

　　战争年代，武器装备始终是我党我军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因素。进行革命斗争、夺取革命胜利，兵工事业不可或缺，兵工队伍十分宝贵。在敌人残酷的“围剿”“扫荡”和严厉的封锁条件下，军工事业很难建立起完备体系。兵工生产缺少资源、缺少设备、缺少人才、缺少技术始终是各根据地兵工系统的普遍困难。创建发展兵工事业，组织建立兵工队伍，始终是我党我军高度关注、十分紧迫的工作。

　　“各根据地要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早打铁，晚打铁，打把梭镖送农协，梭镖磨得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这首民谣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兵工打造兵器，武装工农，支援革命战争的写照。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红军不断扩展，作战日趋频繁，兵工生产日益紧迫。各根据地提出了“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业的发展”“加强和充实兵工厂”“尽量地开办兵工厂、火药厂”，相继将一些分散的兵器生产点和修械所集中调整为较大规模的兵工厂，有效提高了生产能力，为红军反“围剿”胜利提供保障。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兵器工业”决定，要求“各根据地要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

黄崖洞兵工厂

豫鄂边区三军分区兵工厂在湖北省汉川县中洲湖钟家大湾旧址

　　“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各根据地、各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策指示，根据地开辟到哪里，部队部署到哪里，兵工厂就开设到哪里。在抗日根据地兵工生产最困难的时期，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专门研究地方支援军工材料问题，在一次各县县长会议上，要求地方组织人民熬硝，把铜元、锡壶、废铁等都动员出来，送到工厂，多造武器，保证战争胜利。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规定了各县送交军工物资的数量、时间和地点。依靠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保障了兵工的持续生产。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党中央及时作出战略决策，坚持把生产适合我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作为头等工作给予重视，坚持把抢占解放区的军工阵地作为重要着力点，坚决与敌抢时间、争地盘、保资源，确保了兵工事业的正确持续发展，大大减轻了我军“军火缺乏之虞”。

1934年，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在湖南省永顺县多士坪建立的兵工厂旧址

　　“修枪比打仗更重要。”伴随革命斗争的进程，我党领导的兵工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起起伏伏，艰难成长，始终是革命力量的宝贵财富、“掌上明珠”。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兵工人员的来源，主要是革命队伍中有专长的骨干和来自各方的进步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乡间的能工巧匠，也包括敌对阵营中的解放人员。为培育这支特殊的力量，各地各级多途径多方式招纳人才，舍得下本钱优待，舍得下气力培养，高看厚爱，百倍呵护，激发鼓舞了兵工队伍的强大革命热情。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关于保证军事工业生产问题》的命令中规定：“军事工业工厂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待遇，应和红军一样看待，享受红军的各种优待，其家属也按红军家属优待;军工工人不在‘扩红’动员之列，非军委命令不许调动。”当年，党政干部及部队官兵都是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1至数元的津贴;兵工工人则实行工资制，享受高于普通人员津贴几倍甚至十多倍的工资待遇。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连级干部每月津贴是3元，总部首长每月5.5元，而兵工人员每月工资10至15元，有的高达60元。平时，兵工的工作生活条件优先保障，兵工的安全保卫重点部署。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的龙溪口遭敌重兵追击和堵截时，兵工人员与红军战士一道打败了敌人。总指挥贺龙得知后，当即批评了供给部的干部，明确强调，“不该让兵工人员参加战斗!打仗是红军指战员的事，他们的任务是修枪，这比打仗更重要。”

晋察冀军区修械所工人修理枪械

技术人员试射掷弹筒

自己动手，土法炼铁

兵工厂工人浇铸手榴弹体

　　毛泽东主席为兵工厂解难题。1933年，中央苏区兵工厂有6名从上海来做工的工人，因不满工资收入及工作条件，闹情绪、讲待遇。厂方提出了开除处分的意见。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同兵工厂领导说，就按他们提出的每月60元的工资发放半年(当年在上海招工时承诺是60元工资，当时兵工厂工人工资一般每月15-20元)，厂方要在半年中争取、团结、教育他们，使他们逐渐成为先进工人。同时，毛主席还亲笔写了两封信，一封给6名工人的，一封给厂方的。毛主席还叮嘱厂领导说，他们是刚从苏区外边来的，旧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去掉，经过教育，他们是能够争取过来的。总之，这6个人是不能让他们走的。三个月后，他们中有2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人主动提出降低工资数额，与大家同等待遇。在一次苏区募捐大会上，他们还主动拿出半年的工资收入慰劳了红军。

工人从砂型中取出铸造的弹体

修械所工人制造枪支配件

　　彭清礼一家舍命保工厂。在抗日战争反“扫荡”斗争中，根据地采取了寓军工于民众之中的策略，将兵工厂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隐蔽的山村，利用民房或庙宇等场所进行生产，兵工人员住民宅，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军工战士的好房东。根据地人民诚心诚意把热炕让给兵工人员睡，把新粮食先给兵工人员吃;运输任务需要了，他们不畏路途艰险，肩挑驴驮把一筐筐兵工材料驮进工厂，把一批批军火送给部队;劳动力缺手了，他们不计报酬、随叫随到，踊跃进厂摇大轮、甩大锤、做杂工;为保护兵工厂，他们舍生忘死站岗放哨，千方百计帮助转移工厂器材设备。1941年冬，日寇纠集数千日军进犯八路军总部兵工厂重地——黄崖洞地区，企图一举摧毁我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即黄崖洞兵工厂)。担负该兵工厂保卫任务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英勇杀敌，顽强抗击，以敌我伤亡6:1的战绩坚守阵地8天，掩护兵工厂主动转移。伤亡惨重的日寇逮住了工厂附近的村民彭清礼一家，严刑拷打，企图得知兵工厂机器转移的地方。彭清礼一家拒绝说出兵工厂的去向。穷凶极恶的敌人乱枪杀害了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和孙子，丧心病狂地把彭清礼和他的老伴推下悬崖。彭清礼一家舍命保护兵工厂的事迹，是千千万万根据地人民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根据地人民不畏强暴、甘于牺牲的伟大精神，极大激励着兵工人为人民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坚强斗志，生动诠释了人民兵工的深刻内涵。

　　近百年来，我党领导的军工事业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以兵工为主发展成为今天覆盖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行业的强大国防科技体系。革命战争年代，一代代兵工人历经战火洗礼凝练形成的“把一切献给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人民兵工精神，是我们党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一脉相承，必将在我国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中永放光芒!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