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电讯墙
 

　　西柏坡革命纪念馆一条56米长的电报长廊十分抢眼。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电波中的领袖风范——毛泽东同志香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让众多游客感慨万千。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率领不足千人的中共中央指挥部，转战陕北，坐镇西柏坡，以“中央委员+电台”的精干组合，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持续了142天，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408封，西柏坡的机要电台人员平均每天收发电报四五万字。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曾打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当年，也有人问过蒋介石：“你有飞机，可以随时亲临前线，为什么却打不过只能靠电报遥控指挥的毛泽东呢？”

　　答案早已明告天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拟制的这封封电报，深深地镶嵌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真切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心声，及时地送去了人民必胜的信念决心。这其中，红色电讯承载了光荣而重大的使命，发挥了无形的特殊的作用。

　　回望党的光荣历史，我党我军领导培育的无线电事业，伴随党的革命征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过艰难非凡之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丰富发展我党我军精神族谱书写了电讯人的壮丽篇章。
 

　　半部电台起家的人民无线兵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初创时期，通信联络还是靠交通员、通信员的运动通信传递，这对于全国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和频繁机动作战的需要呈现明显的瓶颈。党中央着眼革命斗争实际，适时作出了培养自己的电讯人才、建立自己的通联电台的选择。早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后，中央军委通过共产国际的代培、中央机关的委培，培育了自己的种子力量。以李强、张沈川、曾三、伍云甫等为骨干的党的早期无线电奠基者，不畏环境险恶，不怕条件简陋，潜心求学、刻苦钻研，于1929年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台站。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军第18师的半部电台（收信机）
 

　　1930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歼灭国民党张辉瓒部，红军缴获了第一部无线电台，当时，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不知为何物，在仇恨反动派的情绪下，把电台的发报机给砸了，一部电台变成了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的“半部”电台。经我军政治思想工作，9名被俘的电台技术人员自愿参加了红军。毛泽东、朱德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很快接见了被解放的人员，教育引导他们以革命者的追求，积极投入红军无线电建设，并以他们为骨干很快组建了我军第一支无线电分队——红军总部无线电大队。不久，在追歼国民党谭道源部的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电台和部分无线电器材，中央红军有了一部发报机、两部收讯机和两套电源。“一部半电台”虽然还不能建立起无线电通信，但可以抄收电讯、侦听敌情。1931年5月，中央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了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一部100瓦电台。随后，通过这部大功率电台，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建立了无线电联系。1931年11月，红中社成立并开始对外播发新闻。这期间，中央机关从上海向各主要根据地陆续派出无线电技术骨干，各主要苏区红军通过无线电训练班、通信学校培训了一批无线电专业人才，其中中央苏区先后组织无线电培训班11期、培训2100多人。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其中40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携带8部电台加入红军，中央红军无线电实力空前加强。此外，中央红军还建起了修理、装配电台的材料厂。经过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先后缴获电台28部，红二、六军团缴获电台9部，红四方面军缴获电台13部，至此，无线电通信基本保障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各主要根据地、各方面军，方面军与军团（军），以及后方与前线的无线联通。

　　

　　1947年3月，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由晋冀鲁豫军区的邯郸广播电台接替。图为广播电台的发信机
 

　　七七事变后，依据党的抗日战争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先后开辟十多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了军区、军分区，发展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为保障抗战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方面从根据地以外购买通信器材，一方面各根据地先后创建了通信器材厂，具有了制造多种功率电台和广播发射机的能力，通信器材自我保障率达到70%以上。同时，在延安开办了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为抗日前线输送了急需人才。到1940年，华北各区已有电台160余部，华中、江南各部队有电台60余部，团以上部队配备了电台。抗战结束前，全军电台达到700余部。在延安地区形成了台网整合的指挥通信体系：党台，主要联络各根据地和敌占区大后方的党组织系统，属于党中央联络网；战报台，负责联系各战略区、各部队，属于军委的战报联络网；战略台，负责联系八路军、新四军及所属部队，包括大军区和军区、各中央局与分局，属于军委指挥网；情报台，负责联系各根据地及战区打入后方的秘密电台，属于情报联络网。1940年12月30日，我党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在延安创建。无线电通信网络的建设，对于保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游击队的战略指挥，保障党的各条战线的对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军无线电工作人员在缴获电台前合影

　　东北民主联军某部电台在靠山屯战斗中保持联络顺畅
 

　　

　　八路军报务员在进行野外训练
 

　　1946年7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内战全面爆发。为保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转战陕北，并对全国各战场的指挥，在中央后委驻地山西临县孙家沟，军委三局本部和总台，以足够数量的大功率电台建立军委通信总台；在中央工委驻地河北平山建立辅助的固定通信基地；留在陕北的中央前委配备了小型移动电台。各野战军和根据地部队用的也是小型移动电台。即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的移动小型台，创建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体制。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各战区（不含东北）通信干部数量已达6000余人、通信台807座、收报台472座。各解放区加大了无线电人才、器材的整合力度，无线电通信力量空前壮大，电侦、通信、播报能力不断增强。无线电事业在保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粉碎国民党反革命企图，特别是在指挥各战略区、各野战军实施战略决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特殊战绩。正如当年毛泽东主席所说：“我们不仅有了通信电台，现在还有了广播电台，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说话了。”
 

　　毛泽东的电讯情怀

　　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失利，9月17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痛切总结了攻打不克的原因，其中讲到：“技术条件不具备……,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这份报告中分析的原因，表达了毛泽东渴望加快发展红军无线电通信的意见。随即，在红军作战命令中明确要求：“各部队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铁道……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必究。”“在今后战斗中凡缴获有不认识的战利品，一律上缴总部。”“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人无线电台，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个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正是由于红军首长的反复强调，各部队重视了对这种“宝贝”的关注和获取。1930年，红一方面军第一次缴获了敌张辉瓒师的电台，1932年，红四方面军第一次缴获了敌赵冠英师的电台，1933年，红二军团第一次缴获了敌电台，1935年，东北抗联在伊春地区第一次缴获了敌电台，各根据地红军“零电台”的局面逐步转变。

　　

　　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吉安东固坳的旧址。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为学员上过党课
 

　　“无线电技术要为工农大众服务”

　　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活捉敌师长张辉瓒，俘获了他的电台官兵，缴获了一部电台。毛泽东、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利用作战间隙，兴奋地察看了这一盼望已久的战利品，随即向俘虏人员进行了语重心长的教育引导。我军无线电鼻祖王诤在回忆文章中说：“1931年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0年1月出版的《通信战士》创刊号及1941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该刊物的题词

　　1949年4月23日，我军报务员正在拍发南京解放的胜利消息
 

　　

　　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战斗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电台人员正在工作
 

　　特殊的政治教员

　　1931年1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宁都小布陈家土楼举行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带总部领导和机关同志参加了典礼。不久，毛泽东同志抽出时间特意来到训练班，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他首先讲了革命的必然性。他说，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要发展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阻止的。工人农民要起来革命，反动派是无法阻止的。国民党并不可怕，蒋介石兵多没什么了不起。历史上的赤壁之战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我们是一定要、也一定能打败敌人的，因为老百姓反对他们，拥护我们……。接着，毛泽东同志又形象地说：“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它可以帮助我们调动部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当年，这位特殊的政治教员面对的是，只有6名教员、17名学员的红军总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图为《军事历史》杂志1998年第三期刊登的文章《毛泽东笔扫千军的新闻稿》。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在写完新闻稿后，便密切关注傅作义的反应，他在1948年10月29日给胡乔木的一封信（上图）中谈道：“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27日21时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广播谓本军附新二军两师拟袭石门。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等语。另件请于本日发口播。不播文字。”
 

　　要做革命的“鲁班石”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通信干部的培养教育，经常到他们中间走走看看。有一次，毛主席谈起通信工作的重要性时，风趣地说：“你们就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块儿‘鲁班石’一样。”接着，主席就给大家讲了“鲁班石”的故事。主席停了停，又说：“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苏区，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梁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从那以后，人民通信兵就常以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来鞭策自己。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大力支持下，红色电讯事业走上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征程。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设在涉县沙河村的邯郸人民广播电台于3月30日以陕北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向全国，全世界播音。图为电台部分人员
 

　　小电报吓退十万兵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进行正酣，锦州已被我军攻克。蒋介石从沈阳飞到北京，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搞了个代号为“穿心战术”的军事行动，就是组织一支快速行动部队，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当时，中央机关刚迁到西柏坡不久，华北解放军主力都远在察绥地区作战，我西柏坡地域仅有千八百兵力，而蒋傅派出了3个军的10万人秘密由北平向南开进，西柏坡危在旦夕。此刻，北平我方情报人员冒着极大风险，破例开机，及时将这一十万火急的情报上传华北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方面指示中央机关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军民积极备战。毛泽东主席果断采取揭露阴谋、虚张声势的做法，大摆“空城计”。他于10月25、26、29、30日亲自撰写了4篇新华社电讯稿，详细披露了敌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以及各路指挥官的姓氏大名，并称华北军民已做好准备，必将歼灭来犯之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几篇电讯播发后，蒋介石暴跳如雷，执行偷袭任务的国民党官兵顿时疑虑重重。等到我军迅速赶回的先头部队与敌交上火时，傅作义预感此战必无所获，各路敌军望风而逃，偷袭西柏坡的阴谋彻底破产。
 

　　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1941年10月10日，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从延安杨家岭取回了一份珍贵的礼物——毛泽东主席为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王诤局长激动地向战友们说：“毛主席把我们比作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对全军通信战士最高的赞赏和信任！我们一定要当好党的耳目！”毛主席的题词在《通信战士》杂志上刊出后，在各抗日前线，在广大通信官兵中迅速传开，当好“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通信战士响亮的战斗口号。“千里眼顺风耳”这句勉励赞扬通信战士的话，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央苏区就讲过。从瑞金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香山，跟随毛泽东身边的红色电讯人，历经艰险，排除万难，出色完成了党交给各项通信保障任务，“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授之无愧，授之适时。

　　没有纸的报纸

　　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始终处于被敌分割、封锁，“围剿”“扫荡”的状态，特别是来自外界的信息渠道短缺、传递迟延。党和军队有了无线电通信工具，首先打开了收听各方信息的通道。1931年初，刚刚参加红军的王诤、刘寅等无线电人员，以急切为党作贡献的心愿，用一部半电台首先展开了抄收侦听外部信息的工作。毛泽东等中央苏区中央局领导，得到王诤送来的当天新闻稿，喜出望外，视为至宝，对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技术越加关心重视，阅看新闻稿成为领导同志每天必做的事情。有一天，毛泽东对王诤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时至今日，新华社发行天下的《参考消息》就是昨天“新闻稿”的延续。

　　电侦立头功

　　1931年4月，国民党以20万大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正当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为捕捉战机、搜寻敌人动向焦急万分的时候，红军总部电台侦收到了国民党军行动计划的情报。朱毛首长看到情报后，立即连夜调动部队设置伏击圈，红军连续作战15天，横扫700里，五战五胜，以我3万红军对敌20万、歼敌3万的战果，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在这次作战中红军电台初露锋芒，立了头功。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总部无线电大队同样以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出色地完成了保障任务。为此，中央军委在1933年中央苏区庆祝八一节的时候，授予王诤二级红星奖章。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战场，无论是作战前线还是战略后方，无线电侦察就像一个个穿越时空的神探，为党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大量及时关键的情报信息。时至今日，党和军队的技侦系统始终开足马力、夜以继日地运行着，她的“母机”在苏区。

　　

　　红军在四渡赤水时使用的无线电台
 

　　四渡赤水显威力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著名的历时近四个月的四渡赤水战役。这期间通信联络始终畅通无阻，仅总部与各军团间就收发电报300余份，可靠地保障了作战指挥。在二渡赤水河时，中央红军为了甩掉尾追之敌，避实击虚，军委决定由红37团担任佯动任务，并派一部电台保障军委与其建立越级联络。军委总部的一、六两个电台分队，采取交替工作的方法，一部电台行军，一部电台坚持工作，等前一部电台到达宿营地开始工作时，后一部电台再行军赶队，确保24小时不间断通信。在军委的直接指挥下，红34团巧妙地完成了佯动任务。我主力部队则在5天内连克桐梓、遵义，消灭敌军2个师，击溃敌军8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战役中，担负电侦、通信，扰敌、佯动的红色电讯，完美协调，精细保障，淋漓尽致发挥了关键作用。

　　密电救党作贡献

　　1935年，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图谋暴露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一台台长的王子纲，冒着杀头的危险，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意见，毅然发报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告知党中央。他在发报前曾斩钉截铁地说：“这个电报我来发，出了事情我来承担，要杀就杀我的头。”关键时刻，他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勇于担当的使命责任，为促成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取得长征胜利，作出了列入史册的贡献。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大队为通讯社建立新闻电台，对外发布关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红军作战胜利的消息。图为设在江西瑞金的新闻台旧址
 

　　

　　1940年11月，三局参与筹建的新华广播电台发信台试播成功。图为延安王皮湾播音室旧址
 

　　

　　1949年3月底，军委无线电台从西柏坡转移到北平。图为无线电总台发信台驻西山八大处旧址
 

　　红军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线电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队伍中没听过无线电技术、没见过无线电器材的大有人在。长期被分割封锁的革命根据地，没有顺畅的渠道获得、更没有能力制造这种器材。1931年，在中央红军开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朱德总司令教导说：“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在红军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当年，无线电训练条件极其简陋，没教材、缺教具，树荫做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没得用，就用左手大拇指做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指头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儿继续使用。当年担任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教员的王子纲回忆说：“那时前方打下一架敌人飞机，飞机的铝皮就成了我们制造通讯器材最宝贵的材料，搞到一点儿胶木板就用来做绝缘材料，机器的面板刻度盘都是用木板制成的。虽然各种材料很缺乏，但大家群策群力，生产中精益求精，做出来的机器一样能够保证通讯需要。”破译密码始终是敌我无线电斗争的高难课题，负责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的参谋蔡威，以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执着的钻研精神，成功破译了敌台通信密码，一时使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被同志们称为敌台密码的“克星”。红色电讯人，就是凭着这样一颗赤胆忠心，这样一种革命精神，攻克了一个个材料关、技术关，土窑洞里造出了不亚于敌的多型电台，土坯房中飞出了无往不胜的红色电波。
 

　　红色电讯的脊梁

　　1933年，在中央苏区“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上，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起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的获得者中，有一位通信兵的代表——红军总部首任无线电队的队长王诤！

　　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将领中，有一位从来没有领兵打过仗，始终为党和军队的电讯事业呕心沥血的无线电专家、开国中将——王诤！

　　1978年，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一次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的各位副主席（主席华国锋正在出访）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各方面代表一千多人，为一位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战士告别，他就是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的领导人——王诤！

　　

　　1949年5月30日，为了迎接和服务建国大业，中共中央军委电信局成立，王铮任局长，李强、王子纲、刘寅、钟夫翔任副局长，与军委三局在长安街原第七区电信管理局（今长安街1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在地）合署办公。图为1948年10月，王铮（中）与王子纲（右二）、钟夫翔（左二）、林伟（右一）、刘寅（左一）在河北平山县合影
 

　　在叶剑英副主席主持的追悼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致悼词，他说，王诤是江苏省武进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任命的我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队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军时期，他任总司令部电台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克服物质条件和技术装备上的困难，积极创建我军通信事业，精心培养无线电通信队伍，开展无线电对敌斗争，为毛主席指挥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长征途中突破封锁线，立下了功勋。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破坏北上抗日的危急时刻，通信联络中断，他亲自上机发报，和二方面军沟通联系，传达毛主席的命令，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使二、四方面军顺利北上，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军委三局局长兼政委，作战部副部长。他坚持自力更生，发动群众自制通讯器材，战胜国民党的封锁，努力组建和扩大我军通信部队，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他对建立和沟通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系，扩大我党地下电台的通信联络，创建我解放区第一个广播电台，建立我军气象事业，都有过重要的建树。王诤是我们党内的优秀的技术专家，又是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他任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他积极恢复和发展我国邮电事业和电信工业，为开创我国新兴的电子工业，培养壮大电子科学技术队伍，发展新的电子技术，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取得了显著成就。曾参加编写《怀念王诤》一书的姚铎说，王诤自1930年参加红军到1978年逝世，除去“文革”中遭受迫害7年，他在职工作41年，为党和军队做出的具有全局性、创造性、预见性的难事、大事、好事，我们列举了41项。这41项可圈可点的成果多见于各类史书史料中。熟悉他的战友、同事，无一不对王诤的人生价值由衷地敬仰敬重。

　　

　　1945年5月，三局请清华大学气象专业毕业的张乃召任气象教员，对气象观测站通信人员进行培训。图为延安气象观测站全体人员同张乃召（后左4）合影
 

　　1930年，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第一次面见王诤时说，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等到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

　　

　　1939年，裘惠英为掩护李白秘密电台的工作而拍的假夫妻照。裘惠英解放后长期担任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工会副主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批党和军队无线电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应验了领袖的预言：

　　报务员王诤，人民军队首开电台者，成为共和国电子工业部部长；

　　报务员刘寅，中央苏区红军无线电训练班首任教员，成为共和国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

　　机务员李强，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电台组装者，成为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报务员曾三，中国共产党培养的首批无线电学员，成为共和国档案局局长;

　　报务员伍云甫，中国共产党培养的首批无线电学员，成为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报务员王子纲，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专业首批教员，成为共和国邮电部长；

　　译电员刘澄清，红军无线电学校学员，成为共和国邮电部副部长；

　　报务员胡立教，中央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成为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

　　报务员曹丹辉，中央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成为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

　　机务员王士光，抗日“电讯大王”，成为共和国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报务员钟夫翔，中央红军无线电学校学员，成为共和国邮电部部长；

　　报务员罗若遐，中央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教员，成为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

　　……

　　1949年5月7日深夜，就在上海被解放前20天，遍体鳞伤的中共地下电台报务员李白，怀着共产主义革命信念，昂然走上了国民党特务设置的秘密刑场，用鲜血和生命兑现了一个红色电讯人面对红色党旗的郑重誓词。

　　翻开红色电讯史卷，《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原型历历在目：

　　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牺牲在白区的无线电奠基人；

　　蔡威，倒在长征路上的密码专家；

　　韩重仁，牺牲在抗日战场的冀中无线电领头人；

　　施奇，新四军机要战线上的“丹娘”；

　　赵好学，英勇善战冀东电台机务员；

　　郝景祥，实现人在机器在的抗日烈士；

　　海凤阁，华北抗日通信战线上的舵手；

　　……

　　战争年代，先烈们“揣着红心，提着脑袋”奋战在革命的风口浪尖、激流漩涡之中，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赤胆忠心、义无反顾，完美地回答了党和人民的嘱托。

　　回望百年历史，世界无线电技术风暴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无线电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铸就的精神族谱没有变，一代代电讯人的红色基因没有断。中国共产党永远敬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为中华民族复兴勇于担当的英雄！红色电波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