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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话系列】科技立则民族立

——红色科技史话

2021/11/22 浏览量: 作者:《中国老区建设》记者 褚海艳  来源:《中国老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的,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自立自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勇于创新,走出了一条当惊世界殊的红色科技发展之路,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奠定了不朽基石。

  遥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暗夜里依稀闪烁的科技之光,我们可以更加深刻领悟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科技星火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红色科技自其诞生,便肩负着服务革命事业,推动历史进步的光荣使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军事和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科技应用成为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科技的应用不仅支持了革命战争,也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巩固红色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服务战争、服务生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科学技术工作,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实用性特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技术要更加紧密地为战争服务,提高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保障广大军民的生活,以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

  苏维埃政府通过吸收和延揽民间或国民党军队中的技术人员、挑选优秀党员赴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和兴办科技教育培养人才等途径,在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一支能满足最低需要的科技队伍。

  各根据地把军事上的技术需要作为第一位的工作,战争急需什么,就研制什么。

  

  黄洋界保卫战中使用的迫击炮
 

  军事工业技术。苏区时期,红军在各根据地陆续建立了兵工厂。广大技术人员经过刻苦学习,开展技术攻关,大胆创新,从最初只能生产冷兵器和土兵器,发展到能生产手榴弹、子弹、炸弹、地雷、手枪、冲锋枪、迫击炮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建立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修械所,成为我军的第一个“兵工厂”。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为增加武器,修械所改为军械处,工人增加了,设备也有所添加,不仅修理武器,还能制造“单响枪”和“松树炮”,及时供给使用。黄洋界保卫战中使用的那门迫击炮就是在修械处修理后参加战斗的。

  井冈山时期,红军边战斗边生产,在进行战斗的同时也为老百姓做些实事,军械处的技术工人经常帮助当地农民修理镰刀、锄头等农具,得到农民的称赞。红军的军事工业既确保了前方作战,又支援了农业生产,还密切了军民关系。

  在敌我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增强我军火力成为急需。1934年兵工专家刘鼎在闽浙赣省兵工厂(又名洋源兵工厂)主持研制小钢炮,他带领几名老工匠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车床,就地取材,先造出了简陋的造炮工具,经过多次流血的实验,终于造出了35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也叫小钢炮,在红军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中央苏区、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等各个根据地都相继创建了兵工厂或修械所。这个时期的军工技术虽然水平不高,但为我军军工事业发展训练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红军使用过的发报机
 

  无线电通讯技术。为了实现对全国各大城市党的地下组织和各革命根据地统一指挥和联系,中共中央从1928年开始,就挑选优秀的党、团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9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我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秘密建立。当时只有两个人,李强和张沈川,一个制作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他们被称为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

  红军利用从敌军缴获的“一部半电台”起家,到1931年电台增加到14部,随着无线电学校的开办,通讯队伍不断壮大。

  从1929年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投入使用,到1931年中央苏区创建自己的通讯器材生产企业,再到1934年中央军委成立专门掌管通信工作的部门,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毛泽东称赞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中央苏区红军军医学校
 

  医疗卫生技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是党和红军在根据地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工作。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军进驻茅坪后,即创办了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所后方医院——茅坪后方医院。 到1929年,新建的“红光医院”已经可以收容1000名伤病员。井冈山的红军医院始终面临着缺医少药、条件简陋等诸多难题。医务工作者运用科技知识,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治病救人。他们用食盐或硝盐配水代替生理盐水;用黄连水、金银花药水冲洗伤口;用猪油膏代替凡士林做软膏;用烧酒代替酒精做酊剂;用硼砂水代替消毒液;用鸦片代替止痛和麻醉药;用自制的三黄散来消炎止血等等;他们用采集的草药做煎剂,做药丸,缓解了根据地药品奇缺的困境。

  1931年,中央苏区创办了卫生材料厂,研发生产了一些基本的医药制剂和医疗器械,为苏区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急需的保障。

  193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于都开办了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中央苏区红军军医学校。毛泽东为学校确立了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在那个艰苦年代里,根据地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勇于创新,克服重重困难,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科学技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区政府为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除实行坚定的土地革命政策外,还努力传播、推广农业科学技术。1933年3月,在瑞金建立的中央农业学校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开办的农业科技教育机构。

  毛泽东同志指出:“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苏区各县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农业试验场和研究所。

  1932年冬,中央土地部和中央教育部联合筹办了中央农产品展览所,展出200多种农业优良品种和改良农具,吸引了许多农民参观。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各乡组织肥料种子研究所,为推广先进技术,培养农技人才,提高粮食产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4年中央苏区棉花生产形势好,重要原因就是苏维埃政府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农村现场传授技术,还组织专家编写了《植棉须知》等小册子,指导生产。

  兴修水利,科学施肥、改良土壤是苏区政府积极推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各地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了水利局、水利委员会等专门的水利机构。中央土地部1933年2月1日发布的第二号训令《春耕计划》,要求广大农民进行科学施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农民提早冬耕冬翻,精耕细作,使土壤得到改良,收到良好的增产效果。

  在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设有土地培养科和水利局。土地培养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土质结构和肥料的制造与使用方法。水利局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农民兴修水利。1931年10月,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发布的《怎样分配土地问题提纲》中指出:“教育农民爱惜土地,培养土地,从宣传教育中教他们好好的种出来。”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领导农民兴修水利”“设立水利局,负责计划和办理修塘,打堰,筑坝,筑堤,开沟,开河等水利灌溉工程”。

  苏区各地农业技术的推广,有效改善了根据地农业生产面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坚持以科技服务于战争、科技服务于生产生活,不断突破技术壁垒,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探索,用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这一时期红色科技事业的初步探索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对社会的改造,而且也重视对自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力量,代表着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科技之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她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敌后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实验区。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区域执政的合法地位,党中央在延安开始了长达13年治国理政的尝试。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工作者,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勇于革新、敢于创造,不断攻克技术难关,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科技人才战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陕甘宁边区要实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就必须营造彻底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营造一个尊重科技人才的良好环境。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边区政府制定了提倡自然科学、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科技人才和提高科技人员生活待遇等一系列政策,吸引了大批科技人才在根据地进行科学研究。

  1939年12月,党中央发布《大量吸引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引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1年,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规定:“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为此,《解放日报》发表了《鼓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两篇社论,指出科学技术是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有着最广大的施展空间,虔诚欢迎一切科学人才来边区。

  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怀着抗战救国的热情和对真理的追求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

  为了留住人才,党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并确立了对生产技术改进与推广、科学发现或发明进行奖励的政策。如《关于文化技术干部待遇问题的通知》《优待国医条例》《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家的政策指示》《关于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的决定》《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等等。

  在大力引进人才的同时,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科技人员的培养。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开办实用科学研究所,以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的科学研究,造就科学人才,以供应发展国防经济之需要。”1939年5月,“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才为目的”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它是我党创建的第一所培养科技干部的高等学校。学校在教学上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现场教学,实地考察的教学方法,还办起了机械实习工厂、化工实习工厂,建立了酒精、玻璃等试验性工厂,培养了大批学以致用的科技人才。1940年,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主要任务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风艰苦的现代革命医务技术人才。边区政府还办了不少中等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主要有边区农业学校、工业训练学校、航空摩托学校、气象学校等。在延长油矿、茶房兵工厂、难民纺织厂等工厂也都办了短期训练班。

  党和边区政府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培养了一大批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掌握科技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在教育、工业、农业、医疗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团体。为推进根据地的科技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科技社团。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机电学会、化工学会、地矿学会、土木工程学会、航空学会、数理学会、国医研究会等20多个自然科学学会。各学会举办报告会、讲座、展览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为促进边区科学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于1942年2月,把“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地深入群众”“从自然科学方面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研究会的宣言发出号召:“我们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战线,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毛泽东在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热情洋溢地指出:“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科学园地》纪念伽利略逝世300周年文章和《问答栏》
 

  科普宣传是各类学会的主要工作之一。1941年至1943年间,《解放日报》开辟《科学园地》副刊,期间,共出刊26期,发表文章200多篇,其中科学技术专论160多篇,科普文章30多篇。《科学园地》开辟了《问答栏》,答复群众提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个栏目成了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良师益友。

  1941年9月26日至28日,在伦敦召开中、苏、英、美4国科学会议,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致电祝贺会议“能够通过加强四大国科学家的团结,援助苏联,援助中国、援助英国打倒法西斯野兽。建立自由、和平、幸福和科学昌明的新社会的决议,并能以实际的组织工作来保证决议的执行”。边区自然科学工作者“决心举起我们的一切武器,为这伟大的历史事业而奋斗到底”。

  1942年,正逢科学家伽利略逝世300周年和牛顿诞辰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了纪念大会,举办了纪念讲座。这些在战争环境下举办的看似“奢侈”的活动,体现着一个伟大政党与生俱来的科学发展观。

  陕甘宁边区工业科技。随着边区科技人才的增加,大量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这片相对稳固的根据地上开始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尝试。

  1944 年 5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1938年,陕甘宁边区建立了第一批民用工厂,有难民纺织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和农具厂。1939年,边区又建立了新华化学厂等一批公营企业,并着手恢复延长油田的生产。到1940年,棉毛纺织、造纸、榨油、玻璃、陶瓷、铁工、被服、磨坊等工厂与作坊在各地兴建起来。1943年,边区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公营工厂不断增加,达到82个,职工6300多人。到1944年,边区的重工业与化学工业取得了显著成绩,轻工业也有了新的成就和进步。

  

  延安钢铁厂
 

  ——钢铁工业。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在延安大砭沟炼铁厂,经过多次实验和攻关,沈鸿、徐驰等科技人员找到多项技术改进方法,如用细沙石代替石灰石作熔剂,通过改变配料比等方法炼出制造机器所需的灰生铁;在关中铁矿厂,温良贤把炼铁炉进行改造,把过去前后呈脊针形的突出,改为锅状,以便矿石均匀下降。将储铁池改为圆形,便于铁水外流。炉身则由高3米增至4米,既有利于保持温度,又节省燃料;杨风林采用坩子泥做砖,其耐火程度较石砖强,因原料来源丰富、工艺简单,比制造石英砖提高工效一倍多,等等。这些都在炼铁关键技术方面获得了很大的突破。

  ——石油工业。科技工作者对边区的矿产资源进行了认真考察,写出了科学考察报告。在延长油田,经过陈振夏等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于1938年打出一口旺井,日产1600千克,被誉为“起家井。”1941年,军工局派地质专家到延长油田工作后,陆续打出了许多喷油井。技术人员在打井过程中创造的空套堵水技术,一直沿用至今。石油产量的大幅增加,解决了电台、后方兵站运输、机关学校照明和生产用油所需。从1938年到1941年间,延长油田石油产量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无处存放的现象。

  边区的钢铁和石油工业的建立,支援了抗战,改善了边区交通和工业的能源供应。

  

  延安机械厂
 

  ——军事及机械工业技术。1938年,中央军委在延安成立了通讯器材厂,次年改为电器材料修造厂。技术人员通过改变原有机器的线路、更换元器件、自制强力电源,顺利完成了加强延安党中央广播电台功率的任务。修造厂的技术工人经过反复钻研、试验,自制出一批收、发报机用的可变电容器,这是装备军用小型电台的核心零件,它的试制成功极大提高了我军的通讯技术水平。

  

  沈鸿从上海带到延安的立式铳床(左)和立钻(右)
 

  

  军工局一厂工人工作场景
 

  沈鸿、钱志道等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改进和创新发明,使边区的军事工业获得快速发展。延安茶坊兵工厂,先后制造出生产步枪、子弹、火药的全套生产设备。延安紫坊沟化工厂,研制了弱棉双基发射药,即迫击炮弹发射药,并实现了批量生产,产品供应到各解放区。由魏左野研制成功的硝化甘油新工艺——汤姆森硝化器,每次能硝化20千克甘油,全国解放以后,我国仍然使用魏左野发明的这种方法硝化甘油。

  茶坊兵工厂是边区机器的“母机厂”,最初,科技人员是从一本《最新化学工业大全》中找到参考公式,自行设计了酒精蒸馏塔,制出的酒精纯度高达95%。后又制出能耐300℃-400℃高温和耐压的反应锅和分馏塔,设计制造出一台轧制铅板机,造出了制造火药用的离心干燥机、轧片机、切片机,设计制造出炼焦设备、炼焦油分馏设备及推焦机等。此后,为炼铁小高炉制造了蒸汽鼓风机、热风炉、炉帽、风管与水管等输送系统。即使在今天,制造这么多的复杂设备,也需要有相当多的科技人员才能做到,但茶坊兵工厂却凭仅有的几个学过工程技术的人员,带领着一批没有学过任何工程技术知识的人,为边区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生产的机器不仅装备了兵工厂、化工厂、炼铁厂、石油厂,也装备了纺织厂、火柴厂、制药厂和印刷厂等。

  

  延安火柴厂
 

  ——化学工业。边区1939年创办了新华化学厂,工程师董文立等人在一间窑洞里实验了三年,开发出洗涤肥皂、香皂、牙粉、粉笔、墨水等产品。制造肥皂的主要原料是烧碱,陕北神木地区出土碱,延安有石灰,于是用土碱溶液加入石灰就可以熬制出烧碱。最初,制皂的副产物甘油是当时边区军火生产急需的,为了把甘油分离出来,科技人员研究出“盐析”法生产肥皂,这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实验多次才成功。“盐析”后的肥皂色浅黄、光润、沫大、去污力强,可称得上优质产品,被定名为“新华肥皂”,当时月生产达7万条,除满足边区的需要外,截至1944年累计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60万条。

  1942年,延安火柴厂开始研究从兽骨中提取黄磷,用皮革厂的胶、石油厂的蜡片、玻璃厂的玻璃粉生产黄磷火柴。但黄磷火柴存在有毒、易燃、易受潮等缺陷,便又研究制出了更安全的赤磷,同时解决了火柴的助燃剂问题,于1943年底生产出安全火柴。

  在新华化学厂,科技人员用五倍子发酵后提取五倍子酸,用硫酸和铁屑制成亚硫酸铁,这两种原料加工制成了化学墨水,其质量大大优于国统区生产的民生墨水。

  同时,陕甘宁边区的纺织、造纸、印刷、制盐、制革等方面都有很好地科技创新。

  纺织。难民纺织厂是边区最大、最先进的工厂之一。该厂1939年生产布2470匹,1940年以后,随着朱次复等技师的创新研究,设计了加捻合股两用机,以加捻后合股的毛纱做经纱代替原来的洋纱,织成了毛呢和毛毯;用纺毛机装置了9个头的足踏摇纱机,改进了打毛的质量;设计了卷经机,提高了3倍以上产量。纺织是当时边区轻工乃至民用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实现“穿衣自给”的号召下,边区掀起了学纺纱、学织布的热潮,一大批棉织厂、毛织厂、纺织厂等在黄土地上涌现,生产出了布匹、毛线、毛衣等产品,基本解决了边区的衣着困难。

  印染。1941年成立的延安工人漂染厂,经过8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用桦树皮可染灰色,用核桃树根、皮和野生梨树根、皮可染驼色,用杏树根、皮可染红色,实现了边区染料自给。

  1944年,陇东分区试种蓼蓝成功。蓼蓝的叶子是制作有机物染料靛蓝的原料,边区染料的供应问题解决了。

  造纸。1938年振华造纸厂成立,在该厂工作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员华寿俊、杨凤锦等研究试制成功用马兰草造纸,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解决了边区用纸的困难。朱德曾为此赋诗:“农场牛羊肥,马兰草纸俏。”

  

  造纸用的马兰草和延安时期生产的马兰纸
 

  1942年,振华造纸厂经过多次技术改良,利用水车架上皮带(后改用木制齿轮代替)推动与控制石碾的办法来解决动力问题,制造出一部约20马力的水力碾浆机,这项技术成为当时延安的一项创举。

  印刷。边区的印刷需求非常多,有许多重要文献、科学著作、报刊都要及时、大量的印刷出版。技术工人为提高印刷水平制造了铸字铜模,创造了切纸机,发明了新式简便油印机,用国产毛边纸代替日本产薄型纸压纸型,填补了我国印刷制型材料的空白。

  

  中央印刷厂排字车间
 

  制盐。1940年,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派陈康白、华寿俊等到三边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开发出科学制盐方法,用新法制盐,3天就能成盐,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抗战时期海盐来源断绝的情况下,边区的“精盐”满足了西北地区广大军民的生活需要。

  制革。兴华制革厂的科技人员发现青冈树皮、山茶树皮、沙枣树皮配合五倍子可以作为提取栲胶的原料,又经过反复试验,攻克了技术难关,自制出鞣料栲胶,并研制出生产栲胶的整套设备,制出了柔软耐用的皮革,使边区制革技术有了重大突破。

  

  延安玻璃厂
 

  玻璃。1940年前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前方亟需装运各种针药的玻璃器具,于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接受了这项研制任务。林华等技术人员,向补锅匠学习,向磁窑工人求教,经过反复试验,结合理论知识,制成了耐高温、不易破裂的坩埚,解决了没有炼制玻璃的坩锅的难题。他们又用白土代替氧化铝,用土碱代替工业碱,克服了原料困难。他们攻克了高温均匀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等技术难关,终于将玻璃研制成功。创建了年产针管14万支、痘苗管4万多支及部分化学玻璃器皿的边区第一个玻璃厂。

  陶瓷。边区政府成立的技术研究会改良土法烧窑工艺,大大提高了陶瓷的产品产量和质量。1942年,在延安十里堡建立的陶瓷实验工厂通过用石膏模型生产各种瓷器、改造窑炉、提高窑温等多种办法,生产出了精细的白瓷器,这在边区陶瓷业的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

  

  延安陶瓷厂
 

  建筑工程。1942年初,为召开中共“七大”,中央决定建造一座包括可容纳1000人的主厅和小会议室、阅览室等大型建筑,即中央大礼堂。要求不用柱子,以免阻挡视线。当时延安没有水泥、钢筋,中央大礼堂设计者杨作材等采用拱结构原理修筑大窑洞,拱与拱之间用木料联接,铺上木板顶盖。主厅跨度大,他们采用半圆拱,使拱所受的力直接传到地下。为安全起见,礼堂两侧建会议室、阅览室,以抵御产生的侧推力。这样大的拱建筑,在边区是一创举。

  

  中央大礼堂
 

  农、牧、林业科技。边区经济建设以发展农业为重点,同时发展畜牧业、林业和各种农村副业。边区的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生产者在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下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研究和推广农林技术和畜牧业技术,使边区农业生产上了一个台阶,有力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农业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指导
 

  科技工作者根据边区的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提出了深耕细作的种植方法,提高粮食产量。通过修草地皮,修培沙地,修河漕地,增施肥料进行土壤改良;通过修梯田,挖沟保土,修坝堰田,修水漫地进行水土保持。大生产运动期间,科技工作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棉花、洋芋、蔬菜、水果等栽培技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939年,边区第一所大型国营农场延安光华农场成立。农场有技术人员十几人,分农艺、园艺、森林、畜牧兽医四个组,以种粮、种菜、栽果树和农业、牧业试验工作为主。除进行试验外,农场的科技人员经常下乡调查研究,指导生产。他们引进推广试种的金皇后玉米、狼尾谷、瓜果等新品种丰富了边区人民的食品。

  农业科技专家乐天宇和徐续英通过对陕甘宁边区植物资源的考察,著成了《陕甘宁盆地植物志》一书,对边区干部群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增强科学观念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陕甘宁盆地植物志》
 

  边区总结推广中兽医经验,积极防治畜疫,用科学方法改良畜种,发展畜牧业。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的知识青年通过理论联系实践,写出了《怎样养羊》《怎样养猪》等小册子,并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上发表《防治牲口疫病的几个办法》《养猪浅说》《牛瘟和它的防治法》《南泥湾能否养羊》等科普文章,向群众传授科学的畜牧知识。畜牧养殖业的发展既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也使边区军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边区的林业在大规模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试验,培育了造林需要的刺槐树苗、建造了气候林。植树造林运动改良了陕北气候,阻止了的沙漠侵入,保障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气象科技。1945年9月,中央军委三局指定由张乃召负责,选调正在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学习的毛雪华、周鲁女、曾宪波、邹竞蒙、陈涌珉等人,接收了美军观察组气象台,建立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气象台——八路军总部延安气象台。

  

  边区气象工作者放飞探测气球
 

  医药卫生科技。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根据边区社会实际及革命战争的客观形势,制定了“以预防为主,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防治结合,中西医结合,为战争和人民健康服务”的正确方针,全方位推进了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

  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较完整的医疗卫生系统,从1938年到1944年,先后创建了49个医疗卫生机构,其中主要的有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边区医院等。

  为克服敌人封锁造成的药品器械短缺的困难,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许多制药厂,主要有光华制药厂、边区制药厂、八路军制药厂等。各药厂以当地出产的中草药为主要原料,研制出各种散、丸、丹、片、膏、酊、精、素、剂等上百种中成药。中成药的大量生产为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开辟了新路。

  

  延安制药厂工人在晾晒药材
 

  从陕甘宁边区各医院收治伤病员的数量和治疗效果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事业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伟大实践,它编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张科技发展的蓝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技术事业在延安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工业、农业及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推动力量。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科技之光已经光芒四射,为建立新中国积蓄了磅礴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科技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形势发展迅猛,随着战争的迅速推进和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的运用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各解放区,科技工作已经能够支撑起战争的需要和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科技知识在各解放区得到大力普及和推广、科技人才在各解放区受到空前重视,科技事业迎来了新时代。

  科技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的作用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

  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建设新中国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党和政府发出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科学技术的号召。1945年11月,《晋察冀日报》社论指出:“我们都深切痛惜中国科学技术落后,要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亟需提高科学技术。”1946年3月,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协会致电全国科学界同人,提出有关全国科学建设的意见“大量发展农、工、医等实用自然科学”。

  这一时期,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和政府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优待工作。党在抗战时期制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坚持,并有发展。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颁布《关于争取团结蒋管区广大知识分子的指示》;晋察冀边区修订了《优待技术干部办法》;晋冀鲁豫边区公布《1946年度专门人员生活待遇标准》;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供给制卫生人员待遇办法》等等。这些对科技人员的优待、奖励政策大大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勇于发明、勇于创新的热情,有力促进了解放区科技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提倡科学技术的同时,还主张将科学技术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现科学技术的大众化、民主化。《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努力研究,积极创造》一文强调:“我们的研究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学院式的研究,反对硬搬洋办法。”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农业技术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各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研究机关必须把自己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和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群众中已有的丰富的农业技术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再到群众中去推广。在可能的条件下,抽调一批干部集中施以农业技术的训练,然后派往各地担任行政工作。”“农业建设和农业技术改进工作的长期性。必须采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在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成立会上说: “科学家应该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把科学发展到最高度。”

  

  创办于1949年4月的黑龙江国营九三机械农场
 

  农业科技。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农事实验场、农业研究所等机构相继建立,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全面展开。

  1946年起,各解放区相继提出了农业发展的计划,山东省政府提出:农业生产建设的中心环节,在于组织劳动互助和改进生产技术;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发展农业的关键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要努力改进农作法与农业技术,加强试验农场;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培养与繁殖优良品种,研究改进农业技术。以省为单位,聘请农业专门人才,加以科学指导,进行各种农业技术的实际研究和试验,并培养农业干部。

  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使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在山东解放区,农业实验所科技人员从六百多种谷子、几十种小麦中优选出许多良种和育种材料;对棉花、大豆、甘薯的一年两熟制以及防治危害小麦十分严重的腥黑穗病、线虫病都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其中以粪种隔离法防治腥黑穗病的研究成果对小麦增产作用突出;在华北解放区,农业科技试验推广机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1945年以后,太行山许多村庄都建立了技术研究会,黎城、潞城、平顺、武乡等8个县就有技术研究会600多个。在作物品种改良上,“一六九”小麦、“金皇后”玉米、“八一”谷子等优良品种的推广极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东北解放区推广满仓金大豆的播种面积达38315垧,推广其他大豆改良品种约68939斤,播种面积达3446垧。东北解放区试办的国营机械化农场,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国有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到1949年7月,国营机械农场已发展到17处,耕地面积33000余垧,收获量达33000多吨。东北这种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为基础的国营农场的创办及发展,对于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落后生产力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个体农业而言,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为后来全国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发展创造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工业科技。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发展一切条件可能的工业生产的方针。1946年,党中央发出“积极发展农村手工业及必要的、条件可能的机器工业”的口号,要求各解放区根据具体实际,恢复和创建各类工厂,组织生产民用和军用的必需品。

  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解放区陆续成立了专门的工业技术研究机构,制定详细的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工业科技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

  晋察冀解放区工业局所属的兴华实业公司拥有橡胶加工厂、火柴厂、纸烟厂、酒精厂、铁矿、煤矿、铅矿、焦化厂、造纸厂、电石厂等十几家工厂。公司内设立的试验所任务是从事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为边区所辖工厂企业进行技术改进服务。

  1948年初,在晋察冀解放区,我党我军自己动手勘察设计兴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沕沕水发电站诞生了。这项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付出,晋察冀解放区工业局向沕沕水发电站赠送了刻有“边区创举”四个大字的纪念匾。

  

  

  晋察冀解放区,我党我军自己动手勘察设计兴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沕沕水发电站
 

  在东北解放区,矿产、能源丰富,交通方便,还有接收的一部分日伪工厂,工业相对有基础,军工生产能力强。可以说,东北的现代工业建设就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人民军队进驻东北后,于1945年10月成立东北军工部,迅速接管了大东区兵工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及孤家子火药厂等军工企业,随后就利用旧技术人员,组织工人搜集器材,恢复了生产。

  东北的军工生产经历了兴建兵工厂初步扩大生产规模、军工生产由分散走向统一及为全国解放战争服务三个时期。东北解放区军工事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加快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还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连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
 

  1947年,在大连组建的建新公司,堪称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1947年至1950年的4年间,建新公司生产了545700发山炮弹,813000枚引信,609000个底火,1430门迫击炮,240000只雷管,3000吨弹体钢,450多吨无烟火药。粟裕将军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时说:“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

  建新公司不仅为前线生产了大批武器弹药,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还培养出一大批科技及企业管理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至1949年底,大连先后向全国输送干部近4000人(含其他工厂企业),接收工厂或进行新区新厂建设。

  刘少奇在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上指出:兵工生产对于打败蒋介石是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争取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中央领导得好、指挥得好,军队英勇打仗,再加上科技人员大量生产子弹、炮弹、炸药,就必然胜利。

  医药卫生。解放战争时期,医药卫生战线科研人员全力投入各类血清疫苗的研制,姜恒明等人首先成功研制出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解决了前线防治破伤风等传染病的难题。据粗略统计,人民军队的医疗卫生系统在大规模运动战、攻坚战中完成了100万人以上的伤员治疗任务。仅华东战场在1946年7月至1949年12月的3年多时间里,就收治伤员34万多名,其中经过短期治疗归队参战的共22万多名。

  解放战争时期,制药事业有较大发展,当时在延安及各军区都建立了制药厂,从制造成药发展到制造原料和特效药,如葡萄糖、磺胺、麻醉药、疫苗、血清等都已经能够生产。外科器械、玻璃仪器在种类和质量上也都有了提高。到全国解放时,部队所需要的药品及医用器材有70%以上都是由自己药厂生产的。

  科技教育。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展开。解放区先后建立了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大学、东北科学院、沈阳农学院、华中建设大学等学校,各校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高,在招生、教学、学制等方面也逐渐制度化,为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运用科技手段,已经可以足不出户指挥千军万马。科技事业在这一时期迎来大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科技体系。科技的进步改善了解放区的民生,促进了工业、农业、军工等领域的发展,推进了全国解放的进程。科技成为建立新中国的驱动力量,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牢固基石。

  中国红色科技发展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身穿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服,我们都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航天员刘伯明天籁之音响彻寰宇。

  今天,中国科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嫦娥”“天问”“天宫”“蛟龙”“奋斗者”“北斗”“中国天眼”“墨子”……可谓“上天入地下海”,一个个振奋人心的科技成果正让我们的梦想变为现实。

  中国科技崛起,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接续奋斗的必然结果。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科技事业从“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走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正朝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阔步前行。

编辑:刘浩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