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骡马大会
 

　　1949年8月，面对美国封锁新中国的企图，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掷地有声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反封锁斗争一直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斗争的胜利，也是经济建设、经济上反封锁、反扼杀的胜利。革命根据地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遭受敌人军事上的“围剿”、围困，经济上的封锁、扼杀。经济封锁不但给根据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难,还直接危害了根据地建设的方方面面。在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扼杀,保障根据地军需和民用，促进根据地工农业生产方面，红色商业贸易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贸易方针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是红色商业贸易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是红色商业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工农业生产为红色贸易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根据地群众开动脑筋、千方百计，配合党采取了行之有效的行动，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封锁，还将红色贸易发展到了敌占区。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宛如插在敌人肋间的尖刀。敌人采取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残酷的经济扼杀，企图把根据地消灭掉，其中经济封锁被看得尤为重要。蒋介石曾叫嚷：“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一个重要战略”,“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

　　敌人的严密封锁，使赤白两地区交通运输几乎中断，给根据地造成了很大困难，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两区几乎完全中断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日常必须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不能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

　　只有加强反封锁的斗争，根据地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通过开展合作社商业、赤白贸易,发展私营商业等多种形式的商贸活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经济的严密封锁、活跃了根据地经济，保障军需和民用供给、巩固了工农政权。

　　私营商业

　　各根据地在创建初期，基本都采取了鼓励商业贸易的政策。根据地私人商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很活跃的,尤其是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还没有建立和发展之际,在苏区发挥经济流通功能的,主要还是私营商业。

　　1929年3月,红四军入闽过程中,颁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的文告,宣布“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1930年3月闽西召开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商人条例》,宣布商人遵照政府决议及一切法令,照章缴纳所得税者,政府予以保护,不准任何人侵害,商人可自由贸易,不得侵犯小商人和城市贫民的经济利益等。

　　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实施后,根据地的私营工商业经营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遂川县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红军了,还有不少人称赞红军。闽西苏区的长汀县每天客商云集，最多的时候达上千人。商业繁华的长汀县城,被人们誉为“红色上海”。

　　为打消商人的顾虑，红军不仅到处张贴布告和标语宣传党的商业贸易政策，还采取扶持小商贩开展经营活动的办法，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红军解放大庸县城后，许多工商业者不敢经营，市场冷落。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宣传部部长周寻莲了解到县城小贩李俊轩一家生活艰难，拿出4块银元资助他做生意。李俊轩深受感动，逢人就说共产党好。大庸城上百家商店和200多户手工作坊闻讯纷纷开门营业，沿街摆摊设点，活跃了市场。

　　苏维埃政府鼓励白区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将根据地的土货卖给他们,又通过他们把棉花、布匹和其他物资运进根据地。经过接触,一些白区商人,逐渐变得同情革命,积极寻找商业渠道囤积国民党限购物资，设法开辟通商途径，千方百计向苏区输送。一些白区商人还通过国民党中下层官员购买枪支、子弹，并转卖到苏区。上饶永和隆布店老板吕民安，不顾国民党政府禁令，冒险和闽北苏区进行贸易，采取预付款的办法，多次代购药品、布匹。1932年3月，闽北分区经济委员会还发出《给白区商人们的信》，进一步吸引国统区商人到苏区做生意，促进了苏区与国统区商品流通。当时岭阳关、铅山、广丰、浦城古楼等地都是苏区与国统区商人的接头生意点。

　　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不法商贩扰乱市场秩序的现象，加之“左”倾思想对根据地的影响，根据地调整贸易政策，私营商业一度受到影响。但以小商小贩为主要经营者、摆摊设点的圩场经济一直比较繁荣。

　　圩场经济因符合根据地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苏维埃政府极大的扶持，通过改造旧集市和开辟新圩场,畅通了根据地城乡之间及乡村之间的贸易往来。

　　1929年冬，第一次信江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了开辟市场，进行赶集的政策。这一政策促进了苏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小商人基本复业。同时由于苏区税率低，群众生活用品税率一般只有5%，有的只有3%，粮食买卖不收税，许多白区的商人也积极想办法到苏区来经商，苏区商业市场越来越活跃。

　　川陕苏区的南江、长赤两县,随着圩场的发展，出现了购销两旺、财源茂盛、市场繁荣的局面。长赤县有小场镇(市)23个,逢场赶集群众达3000余人。

　　1933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荔园堡设立集市。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生机。

　　苏区政府允许私人出售自己的产品，但对重要物资也有所控制。1933年12月16日，下梅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给公馆乡苏的训令转达县苏的训令指出：“关于苏区的谷米近查各地有些群众无限制的运出白区去卖，不经过政府允许，这样是不好的，必然会影响到明年谷米发生困难。我们为要充裕苏区粮食准备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不会发生米谷困难。因此特责令各级政府对于米谷出口定要有限制，并要向群众解释以后连米谷出口要经过县区苏政府介绍才许出境。县区苏政府要酌量情形要计划全县有多少谷米是否足多有剩余出卖，绝不能乱发给介绍信，如运米出境，无县区苏介绍信者一律禁止出口。”

　　赤白贸易

　　土地革命时期的赤白贸易是根据地打破敌人封锁的重要措施，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生命线。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红军派出大量人员到白区采购物资，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兵站和较稳定的赤白运输线，通过陆路和水路，用多种运输工具和手段，把根据地的农产品运往白区，并从白区运进根据地所必需的物资。

　　赤白贸易最早开始于井冈山斗争时期。1928年初，井冈山边界党组织通过白区地下党关系，建立了一条联通赤白区的贸易线。1928年12月，边界工农兵政府又在赤白交界处成立竹木委员会，负责组织苏区的竹木、茶叶等出口到白区，换回苏区急需的日用品。

　　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后，进一步加强了赤白运输线的建设，组织商人、合作社和边沿地区的群众，利用各种渠道，广泛进行赤白地区的物资交流。苏区中央政府建立的武装通讯社及在各县的分社，除担负地下交通工作外，也负责到白区采购、运输物资。1933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人民委员会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各县也设立国民经济部，相应设立对外贸易分局，并在重要的交通口岸、墟镇设立办事处。中央苏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对外贸易网络。

　　

　　江口贸易分局旧址
 

　　1933年4月，隶属于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的江口贸易分局成立，贸易分局刚挂牌成立时，对外贸易举步维艰。针对白区商人不敢到苏区做生意的情况，贸易分局与江口苏维埃政府和关税处联合起来，在边界地区张贴标语，宣传苏区的政策。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和诚实守信的交易，苏区得到了白区商人的信任。对外贸易形势开始好转。随着业务的扩展，江口贸易分局的机构也壮大起来，到1933年，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增加到100多人，设立了4个采办处、2个仓库，配备了4条船，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运币队，在通往瑞金的路上设立了12个交通联络哨。

　　江口贸易分局向白区输出苏区生产的农副产品和钨砂，采购苏区急需的食盐、西药、布匹等军民必需品，出色地完成了进出口任务。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开出的采购单，由联络哨传到贸易分局，贸易分局再按计划进行采购。1934年7月，中革军委战略转移准备药品，要求江口贸易分局在两个月内筹办价值6万元的西药。江口贸易分局提前20天超额完成任务，采购了价值8万余元药品和一批布匹、食盐。

　　对外贸易、船舶检查与征税相结合的形式，是赣东北苏区利用商船进行赤白贸易的特点。赣东北苏区对外贸易处一般都设在赤白交界的地方，一方面用苏区土特产换回急需的盐、布匹、煤油、红硝以及枪支等，另一方面宣传、征集苏区银行和贮粮合作社的股金，甚至开展捉拿土豪劣绅，分别罪恶轻重以物换人等革命活动。1932年，赣东北苏区设立了16个对外贸易处，1933年增加到18个，进口额为124266元，出口额为198755元，出超为74489元。通过对外贸易处，群众的谷米、杂粮、肥猪卖出了高价。有些群众说，这是神仙想出来的办法呀！设在信江沿岸的赣东北苏区的船舶检查处，每月能有几千块银元关税收入，有时多达上万元，是苏区较早建立的具有关税性质的机构。

　　湘鄂西苏区在监利、藕池等市镇设立了货物登记处，登记苏区出口的农副产品和从白区入口的工业品种类和数量。湘鄂西苏区先后设十余个粮店，以略高于白区的价格用银元收购农民余粮，白区的一部分粮食也被吸收到苏区来。

　　湘鄂川黔苏区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比较开放的政策，鼓励私人商业输出与输入各种必要商品，保护商人经商；同时也鼓励敌占区的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动员群众到敌占区买卖货物，扩大苏区与敌占区之间的贸易。湘鄂川黔省委向各级苏维埃政府贯彻执行中央有关苏区对外贸易的政策，号召人民“应该想出许多办法去输出我们的土产，去输入油盐泽洋布。我们应该大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寻找许多交通小道到白区去，有组织的进行买卖”。

　　1931年，湘鄂川黔根据地建立物资转运所把苏区群众的土特产运往白区销售，换回白区的工业和生活必需品，通过消费合作社供给农民。对苏区不能生产的枪械、弹药、武器零件和通讯器材、苏维埃政府主动提高价格，吸引私商运货进来。许多做经济工作的干部化装成商人往来于赤白区之间，打通商路，转运物资。1931年6月，新堤商会转发监利县清乡局的公函称：“据报，监、沔各地商人有贪利与共匪通商者，每日记船数千艘，往来新堤、洪湖及城陵矶、白螺矶等处，装运日常用品。”敌人不仅没能封锁苏区，他们盘踞的一些城镇反而成了苏区的秘密转运站。

　　以消费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社商业

　　为了进一步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维埃政府建立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等商业贸易组织，建立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以消费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社商业在活跃根据地经济，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消费合作社是以乡村、工厂、学校、机关或城市街道为单位，由广大劳苦大众自愿因消费活动而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主要是为工农群众提供廉价的农副产品，销售、供应群众日常用品。参加消费合作社的社员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到实用的商品。

　　1929年11月成立的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社是闽西乃至中央苏区最早创办的合作社，主要经营业务是以物换物，采办盐、布等，自开设以来，从未断过社员及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上杭才溪群众向合作社买货要比市价便宜一半，社员与红军家属享受优先购买权。合作社聘请了两个医生，免费给社员、红军家属诊治，对群众不收取诊病费。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对合作社的建立条件、组织形式等作出规定。1933年8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先后召开了中央苏区南、北部经济建设大会，中央苏区的合作社运动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33年12月17日，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正式成立。总社成立后，各级合作社积极吸收广大群众投身苏维埃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至1934年2月，中央苏区共发展各级消费合作社1140个，社员人数达295993人，社员股金322525元；发展了江西、福建两个省级消费合作总社，17个县级消费合作总社。在合作社组织与领导方面，成立了中央到区、乡各级领导系统。

　　消费合作社还担负着战时动员的任务。筹集战争经费和军用品是消费合作社承担的战时动员职能之一。1934年8月，瑞金各区消费合作社支援红军被单3000多床，棉花12500余斤。同年9月，消费合作社支援红军战争经费15万元，支援食盐12000余斤。优抚工作是消费合作社承担的另一项战时动员职能。才溪区消费合作社“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货价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减。别乡甚至别地的红属来买亦然，旧县、南阳、官庄等区的红属，均有来买货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以消费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社商业组织。成立于1929年9月的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一乡消费合作社是鄂豫皖苏区第一个消费合作社，主要经营群众日常用品及副食品、小百货，收购农副产品、中药材，为红军收购粮食、食用油、鸡鸭蛋等。后来，合作社还办起了屠宰铺、猪羊行、副食品作坊、染坊，设立了文化专柜出售《列宁小学课本》《贫民小学课本》《农民识字课本》及教学用品。1931年7月，鄂豫皖区（省）苏维埃政府早中央苏区两年在新集成立了省合作社总社，随即县、区、乡合作社纷纷建立。合作社遍布整个鄂豫皖苏区。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不仅要面对来自国民党的封锁、禁运和经济上的掠夺，还要在敌后与日伪开展“贸易战”。各根据地根据党所制订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和“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贸易政策，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措施，与敌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及日伪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促进物资交流，保障了军民供给，活跃了边区经济。

　　公营商业

　　由于长期低水平的生产,陕甘宁边区工农业产品极其匮乏,商业一直十分萧条。抗战前,二十几个县仅有总共一二百商户,大部分商户资本只有几百元至几千元,而且主要集中在延安、定边、绥德等少数几个地方。自1939年,边区政府实行“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政策后，边区商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公营商业的进步尤其明显。

　　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商业包括政府经营和机关部队学校经营两个部分。各公营商店有计划地收购边区土产，运进必需的货物，调剂边区内的物资,为党政军各部门采购供需品。

　　

　　延安光华商店代金券
 

　　公营商业由边区政府直接经营，数量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在稳定金融、调节市场、促进流通、刺激工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由边区银行开办的光华商店，是边区从事贸易的机关，创办之初以盈利为主。1941年,按照边区政府要求，光华商店业务方针调整为调剂市场、促进商业流通、刺激工商业发展等，根据边区生产消费实际情况,将有余的盐、皮毛、药材运出去，换进自给不足的棉花、棉布、棉纱、纸张、文具,以保证机关需要。

　　公营商店还通过商业手段稳定外汇、平抑物价，帮助公私商业及消费合作社发展。1942年，边区政府以光华商店为中心成立了“公营商店联合会”,在边区贸易局领导下开展了“平价”运动。盐业公司1943年上半年组织出口食盐1558万多斤,价值边币3亿元,大大抵消了外汇逆差。此外，公营商店还部分负担着政府的财政供给。光华商店在1942年完成了3万元的供给任务,减轻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压力,确保了机关、部队、学校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各机关商业形式多样、经营灵活,在担负机关、学校、部队物资和财政供给的任务中贡献极大。政府经营的南昌公司1943年10月至12月短短两个多月就获得净利1168亿元;中央直属财经处及各机关学校在1941年上半年的经营中供给了各机关学校日常经费的48%;保育院下的小公商业“大兴号”,1943年投资2415万多元,到8月底就盈利近17718万元;即使部队生产中的资金也有至少1/4来源于商业盈利。

　　合作社商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消费合作社的发展为根据地商业贸易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抗战一开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大力提倡创办合作社商业。

　　由于政府大力提倡，各根据地的合作社商业很快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晋察冀边区22个县创办1307个合作社。到1940年，北岳区合作社商业组织达1628家。

　　边区合作社商业类型多种多样，开展的业务活动丰富多彩，按经营内容可分为消费型、生产型、公用型等。在办社方式上，各根据地也创造了不少典型。延安南区合作社因推行“民办公助”的办社方式，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称赞其是“真正被群众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并号召向南区合作社学习。此后，合作社商业“民办官助”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各类合作社共634个，其中消费合作社281个。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合作社商业除经销日用品外，还担负着收购和推销土特产、为工厂购进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任务，在繁荣经济、保障抗战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的消费合作社，社员优先购买及出售农产品。每年春耕到来时，消费合作社为群众购买犁铧、耕牛、种子等，帮助部分农民克服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为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合作社商业既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还增加群众收入。1940年，冀中供销合作社调剂了粮食10万多石，售价低于市价五分之一，250万灾民受益。1940年5月至7月合作社营业额达1300余万元，盈余达390余万元，社员每一股分红即超过原股。

　　对外贸易

　　边区在抗战时期实行了“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商业贸易政策。“对外管理”即有计划地将边区的剩余产品如药材、食盐、皮毛等卖出去，换回边区军民所需的日用品和必需品；严禁毒品、奢侈品与迷信品运进边区；限制边区的棉花、布匹等必需品运出边区；打破用法币买货的思想，实行“以货易货”，以求得进出口贸易的平衡。

　　当时，根据地经营对外贸易的企业有陕甘宁边区的光华商店，晋察冀边区的德茂公司，冀中边区的永茂公司等。通过这些对外贸易企业，根据地对外贸易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38年陕甘宁边区食盐出口7万驮（每驮150斤），到1941年增加到30万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底到1945年4月之间，向东输出硫磺7万多斤、大牲畜1000余头，输出羊毛3万斤、葡萄数十万斤以及大量药材、木材、牲畜、鸡蛋、猪鬃、猪毛、羊皮、红枣、麻纸、粉条、粉面、瓷器、核桃等。晋西北对外贸易取得的成绩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本来实施经济封锁企图使抗日军民“陷入贫苦的困境”，然“现在的封锁、限制交易的方式，不仅徒劳无功，而且由于敌区采取开放性的价格政策，反使我方处于被动地位”，为抗日军民“提供了良好机会”。

　　私营商业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初期，就制定了一系列团结和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和支持私人经商、奖励外地商人到边区经商以及对私营商业实行低税率的倾斜性政策。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提出了鼓励私人经商，奖励外地商人到边区经营工商业等主张。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决议中把“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作为政府主要任务之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取消各种苛捐杂税，不断下调边区的营业税，吸引私营商业投资。1943年上半年营业税为100%，下半年降为57%，1944年上半年降至34％。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一些无本经营的小商贩发放贷款，扶持其经营。1940年，仅平西昌宛等4县，就为263户小贩发放贷款2060元。皖江抗日根据地保证商人20％左右的合法利润，对危险性大的“禁运物资”，必要时保证其200％的利润等。

　　

　　延安市场复原图
 

　　在采取了扶植和发展私营商业的政策后，陕甘宁边区市场逐渐开始活跃。在政策的保护与鼓励下，私营商业户数连年增长，1940年延安市有私营商户280户，1944年增至473户。1941年，北岳区有25家私营商店营业。1942年至1943年，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天长铜城镇仅私商运盐的盐船就有150—160艘。

　　为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到根据地投资，1941年，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他们争取黄炎培、江友渔、张一麟等江浙民族资本家到苏北根据地兴办实业。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一大批根据地初建时逃走的地主及商人回到根据地；外地的资本家商人也纷纷来到根据地。淮北抗日根据地一年内迁入了77家敌占区资本较大的商户。

　　在边区的私营商业中，最为活跃的是集市贸易。随着边区农业、工业、商业等经济方面的逐步恢复和发展，1940年以后，边区各市镇的集市贸易繁荣起来。“每逢集日，百货云集”。

　　各地集市贸易最为热闹的骡马大会的空前繁荣，反映了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1943年11月，延安举办了8天的骡马大会，交易额达1612.6万元。1944年7月，晋绥根据地兴县举办骡马大会，到会群众和客商达7万人，包头、张家口、陕甘宁边区等地均有客商远道而来参加交易，交易额达1300万元。

　　集市贸易不仅有效地解决民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也促进了根据地文化的传播。在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夏县大洋镇，自新华书店开设以来，赶集的人走到书店门，就要问问新报来了没有。许多群众养成了阅报的习惯，每至集上，总要站在报栏前看看。

　　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犬牙交错。日伪政权曾企图以集市贸易为突破口，破坏根据地经济。敌人对各接壤区的集市，实施武力袭击与压迫，破坏各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同时大量倾销奢侈品。

　　根据地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进出口货物由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另一方面无论公营商店、合作社以及私人商店，与敌区经纪人接洽贸易必须经过当地工商局办理，不允许直接洽谈，出入口、交换货物手续必须统一。

　　根据地在防范敌人破坏的同时，把市场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将贸易的触角伸向了敌占区。边区政府有计划地破坏敌人的据点和集市，打击敌伪经济。在游击区、沦陷区建立游击区集市和秘密合作社来推销根据地产品、购进奇缺物资。同时，通过活动集市、夜市，有计划有组织地掌握敌伪集市。对不能掌握和不必要掌握的敌伪市场实行封锁限制；在游击区建立对敌反封锁缉私线，绝不供给敌人任何军用原料，彻底断绝棉、铁、麻、硫磺等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地区才能生产的物资。
 

　　解放战争时期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迅速扩大。土地改革的大范围推行，让解放区农业生产获得极大发展，解放区能输出更多的剩余农副产品来满足国统区人民的需要。同时，药品、燃料和各种军用物资仍是解放区输入的重点。因此，加强与国统区的贸易仍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重点。在贸易方式上，我党既利用一般的贩运方式进行贸易，也派出一些人员常驻国统区，以合法形式采购所需的物资，再经地下运输线运回解放区。

　　

　　以骡马店为依托的边区运输线主干线从延安经绥德到山西北部八路军一二〇师为一条线；从延安到宁夏的盐池为一条线；从延安经富县到关中为一条线
 

　　党中央号召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发展解放区商业的同时，也强调一定要加强领导解放区内部的市场和管制对外贸易。

　　1945年9月后，晋西北根据地获得了短暂的和平建设时间，晋绥根据地解除或放松了一些出入口禁令，商业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46年边区贸易部门出口粮食从1944年的370大石增加到15000大石。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当局将大量货物向边区倾销，边区土产销售受到冲击，加上边区贸易部门资金短缺，无力从外地购回军需民用的物资。因此，晋绥边区及时调整了暂时放松的贸易政策，明确禁止国统区货物入口，以保护边区土产的销售和生产的发展。为了扭转边区商贸被动局面，晋绥边区加大宣传力度，解释边区贸易政策，吸引更多外商到边区投资，边区商业逐渐得以恢复。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新解放区对外贸易纳入了人民政府的统一管制下。1948年底，山东省全部解放后，制订公布了《山东解放区进出口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和《山东解放区征收进出口税暂行条例》。1949年，华东区对外贸易管理局成立后公布《对外贸易暂行管理办法》，颁布了私营进出口企业及外商企业的登记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外贸法令规章，随着解放进程的推进，开始在各新解放区施行。

　　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收回了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控制的一切权力，肃清其在外贸领域的一切势力。1945年8月24日，烟台解放，东海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从旧中国海关改造过来的第一个人民海关，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收回被外国人把持近百余年的海关管理权！

　　这一时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解放区率先开展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1946年1月，东北财政委员会领导下的专门对外贸易机构——东北贸易总公司成立，对外称东北东兴公司。公司的基本职能是负责签订对苏贸易合同，拨付资金、物资，收集情况等，这是我党历史上组建的第一个专门对苏联贸易及签约的公司。

　　1946年12月21日,我方与苏联签订《商业合同》,约定每年各自向对方输出价值东北流通券362亿元的物资。1946年至1948年,东北解放区采购农民余粮170万吨,收购价值6376亿元的农副产品,以其中绝大部分换回了军需民用物资,在增加解放区的财政收入、解决东北地区战时急需、积累支援工农业生产资金的同时，也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支援了关内的建设，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1947年下半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开始管理中朝贸易口岸。1947年10月21日，东北解放区代表与“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企划局”代表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合同。从1946年至1949年底，我方与民主朝鲜的贸易总额达16914亿元东北人民币。此外，东北解放区还积极拓展了与香港、南朝鲜、丹麦、日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据1949年统计，东北解放区的海外贸易额达6982亿元东北人民币。

　　东北解放区通过以剩余的粮食和肉类，换回了紧缺的食盐、布匹、燃料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保证了军需，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还普遍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农民们拍手叫好，称赞共产党真有办法。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红色商业贸易活动贯彻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团结了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党制定实施的各项政策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发展公营商业，鼓励和保护私人经商，提倡并帮助人民群众开办各种各样的合作社，不仅解决了根据地的供给问题和政府的财政困难，也为根据地经济发展积累了资本，更为重要的是使根据地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得到切实的改善。在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商店中，群众可以买到低于市价的必需品，在骡马大会上可以卖出多余的农产品及手工品，边区人民群众还可以自由加入消费合作社，赚取红利。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937年，太原失守后，群众基本的日用品如油、盐几近断绝。三五九旅开赴崞县后，经老百姓的请求,部队开办了合作社,抽调牲口为群众运盐。1938 年，部队转移到灵邱后,遇到了同样情况。合作社人员通过向商人赊欠等办法将布匹、文具、纸张、香皂等物资运到灵邱东河南镇设店销售，满足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红色商业贸易活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根据地对商业贸易的鼓励政策和实践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到根据地建设中，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根据地商业贸易活动充分尊重群众。延安南区合作社得以在众多地区的众多合作社中脱颖而出，成为边区合作社事业的模范榜样，就是在于其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做好事，让老百姓得好处，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于其真正实行了民办，在集股问题上绝不实现摊派，让群众体验到了自己管理合作社的感觉。

　　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活动调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群众是赤白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敌人曾无奈地说：“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事实也正是这样。为了运盐，根据地群众有的把挑柴、扛猪的竹竿节打通，将食盐装进去，再用草纸、竹丝、木尖塞住；有的把食盐包成粽子，有的妇女将食盐装进布袋，捆在肚子上伪装怀孕。种种掩人耳目的办法，把白区的物资运回苏区。虽然每人每次携运的数量有限，但积少积多，缓解了根据地必需品的不足。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经商人士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政府工作人员、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和学校师生都可以从事商业经营；边区内外凡是对商业有兴趣的各阶层人士都可以从事商业经营。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为人民群众着想，给人民群众办实事，并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红色商业贸易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