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区建设》记者 胡佳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豪迈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一版上，居然刊出了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报头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5元人民币的照片，并在一旁的文稿中，借刚刚访问了北平的南京市民间和平代表团秘书长吴裕后之口，赞美解放后的北平面貌。国民党宣传部震惊莫名，但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主笔的陶希圣却只能弱弱地表示：这些知识分子的话不可靠，以后不能发表这类消息。

　　是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渡江指日可待，中共地下党员李廉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拒绝赴台，留在南京，利用自己《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的身份趁机引入多名进步学生，将组织派来的共产党员安排在编辑部。风雨下钟山的前夜，堂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编辑部已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下了。

　　1949年4月24日，李廉向报社员工传达中共南京地委指示，以“解放新闻社”名义接管原中央日报社。从此，《中央日报》不再姓“中央”，而姓“解放”。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红色新闻报刊事业，以其坚定的党性、坚贞的人民性、坚强的战斗性，走过了艰难辉煌的28年历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两大“利器”之一。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新闻报刊事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1919年-1927年)，这个时期共办有332种报刊，包括南(上海)陈(陈独秀)北(北京)李(李大钊)《新青年》杂志和《每周评论》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向广大读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团结许多人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办后，自中央到地方，共产党报刊、共青团报刊初步形成网络，工人、农民、妇女报刊随之发展，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唤起工农觉悟，推动了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937年)，共办有877种报刊，这个时期的红色报刊大都是在各根据地及红军队伍中创办和发行的，初步形成了党和群团、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类报刊体系，从中央一直到乡都创办过报刊，比较著名的有《红色中华》《斗争》《右江日报》《工农报》《红旗日报》《鄂豫皖苏维埃报》。中国共产党肩负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后，更加重视报刊宣传工作，深刻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力量，宣传、动员、组织、武装起广大农民，投身革命运动，维护农民利益、巩固革命成果，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这一时期红色报刊从区域上分敌后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三个区域创办，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形成。这一时期的红色报刊一部分是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报刊更名演变而来，一部分是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前进报》《译报》等十余种。虽然数量相对减少，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中国人民必胜信心、引领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等方面发挥了思想文化战线主阵地作用，与敌伪顽各种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基本形成天下归心的生动局面，不仅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是使中华民族站上了崭新的精神高地。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949年)，这一时期的红色报刊主要为力量不断整合的解放区报刊，新华社的声音、《人民日报》已成为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最想听的声音、必欲一阅的报纸。红色新闻报刊事业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成为了东风压倒西风、催生新中国的洪钟大吕。

“《红色中华》是我们一切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

　　翻开《红色中华》的历史，一长串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名单映入眼帘：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先后担任主编。这些赫赫有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底蕴深厚的文化精英，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倒在了长征路上，他们前赴后继、支撑起党的新闻报刊事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不仅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而且还把新闻宣传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与武装斗争同样重要的武器，提出“共产党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建立与党的独立武装相适应的“独立宣传”。193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〇三号通知《改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以宣传工作说服群众，争取广大群众到自己的政治影响下，使自己的口号成为群众斗争的目标。”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的同日，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4天后，《红色中华》报创刊。创刊号上提出“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

　　《红色中华》创刊后，苏区许多领导同志撰写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张闻天、项英等经常撰写社论、专论。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同志几乎每天都到红中社指导工作。

　　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因国民党“共产共妻”“赤匪”等反动宣传，根据地群众对苏维埃疑虑担忧有之、迟疑动摇有之、畏惧反抗亦有之，对参加红军的态度也很消极。《红色中华》担负起“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使命，苏区百姓逐步觉醒，革命热情被点燃，革命行动愈坚定，无论男女老幼，都拥护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许多不识字的工农群众都能明白共产党与国民党、苏维埃政府与乱民政府、红军与白军的本质不同，出现了“群众到处找共产党”“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积极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全新局面。

《红色中华》刊登的漫画：贪污分子郑茂德

　　1932年1月至1934年9月，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军事“围剿”，中央苏区先后三次开展大规模“扩红”行动。《红色中华》有针对性地刊发了“扩红”运动的目的意义、政策措施及反映“扩红”运动的“红黑榜”，有力地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苏区群众先后有26.79万人积极响应“扩红”运动，参加红军队伍。
 

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第三版报道的“八子参军”至今广为传颂
《红色中华》刊登的《八子参军》漫画

　　在与国民党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残酷斗争中，《红色中华》伴随革命的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红色中华》出版百期时，博古专门撰文，指出“虽然，‘红中’还只有百期历史，但它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动员，战争动员上的功勋，我们大家都知道与记得的。经济战线上的退还八十万公债节省三十万的胜利号召，扩大红军的经验与光荣例子的传播……这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成绩。《红色中华》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是我们一切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红色中华》停刊。期间，坚持在中央苏区战斗的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主持出版了24期赣南版《红色中华》。1935年11月《红色中华》在陕北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为团结抗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后改为《解放日报》)。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红色中华》的刊名几经更换，但其使命如一、作用更大。

延安清凉山的《解放日报》工作人员

“《晋察冀日报》还在出，边区垮不了。”

　　《晋察冀日报》，晋察冀分局机关报，1937年12月11日在阜平县创刊，三日刊，石印，初创时名为《抗敌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主办。1948年6月15日，与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今《人民日报》前身)。

　　《晋察冀日报》伴随着“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一起发展壮大，见证了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党报之一。

　　1938年3月5日，出版到第24期的《抗敌报》正在石印机上源源不断印刷时，突遭日军飞机轰炸，印刷车间和设备损毁。边区根据地机构暴露，边区领导机关向西转移。报社工作人员随部队翻过长城岭，转移到五台山中的大甘河村，随即重新开设印刷车间、重装机器、展开印刷出版。大家一致表示，“我们这个报，名字就是‘抗敌’的”“不管敌人多么残暴，不管战斗多么频繁、艰苦，我们这个党报要坚持不断出版。”在接续出版的第25期上，刊出了《本报重要启事》“残暴的日寇，虽能毁掉本社的机器，却不能毁掉本社工作同志们坚决奋斗的精神。现在，我们决以所有的力量，恢复、扩大我们的抗战武器——《抗敌报》，来回答敌人的残暴进攻。”

　　在此后的抗日烽火中，在敌人的重重封锁和残酷“扫荡”中，根据地军民频繁转移，在邓拓带领下的《晋察冀日报》办报人“一手拿枪保卫自己，一手拿笔坚持出报”，报社的全部家当用八匹骡子拉着走，实行“坚壁”战术，敌人来了把机器埋起来，敌人撤了把机器挖出来继续战斗，创造了“七进七出铧子尖”“八匹骡子办报”的“游击办报”战法。《晋察冀日报》在战火硝烟中发出的一篇篇战斗檄文，像“一柄柄长剑”，时刻对准敌人的胸膛，是“一通通战鼓”，始终鼓舞着根据地军民抗战的信心。

1942年1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倡议，《抗日三日刊》改用《子弟兵》的名称，体现我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

　　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于力老先生赋诗感叹：“新报犹然排开来，可怜鬼子妄想催。饶他东荡西冲猛，扫着村村裂胆雷。”邓拓读后即和诗一首：“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攻心一纸歼顽寇，更听千村动地雷。”

　　1943年，在那场长达3个多月空前残酷的敌伪“大扫荡”中，“晋察冀边区垮了”“聂荣臻跑了”，日伪散布的谣言满天飞。边区老百姓却丝毫不曾疑虑，那是因为抗战队伍可以分散、阵地可以转移，但只要《晋察冀日报》还在，旗帜就在、精神就在、信心就在。他们坚信，“《晋察冀日报》还在出，边区垮不了。”

　　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晋察冀日报》办报时间10年6个月零3天，共出版2845期，38位烈士献身。

　　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个报“是我们共产党在边区文化战线上的党军，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抗日斗争的武器与思想卫士。已成为边区人民的喉舌和思想武器，她自己就是一种在晋察冀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的抗日力量”。“我们相信，她将成为全边区人民最忠实的喉舌和我们思想战线上的正规的党军”。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这首由桂涛声作词、冼星海作曲、迅速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的雄壮歌曲，生动抒发了中华儿女奋起抗日、救国存亡的豪情壮志。在太行山麓，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西山村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特别的英烈纪念碑——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57位新闻烈士的英名。碑文记录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山报纸和通讯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群众宣传打击日本侵略和国内反动派、建设太行革命根据地均起了极大作用。“我们要永远纪念他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浴血疆场的何云

　　1942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太行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刘伯承得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牺牲的噩耗，沉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一文(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何云

　　何云，1905年生于上虞县朱巷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考进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任教，并投身上虞县农民运动。1930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系，后转入铁道传习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毅然停学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华日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备工作，担任国际版编辑。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任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三年多的抗战烽火中，何云率领报社从最初的30余人发展到拥有电台、通讯社、新华书店等机构的500余人的队伍，率领战友们坚持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播出去。《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根据地军民称为“华北人民的聪耳、慧眼和喉舌”“华北抗战的向导”。

　　1942年5月28日，正在大羊角村山坡上隐蔽的何云，不幸背部中弹负重伤，昏倒在地。战斗中，已处绝境的何云知道难以冲出重围，便叮嘱身边战友：“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不能当俘虏!”当被抢救醒来时，这位坚强的新闻战士仍叮嘱医务人员先去抢救其他同志。当医务人员再次返回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年仅37岁。

　　新中国成立后，何云烈士的忠骨被移至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在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烈士墓的左侧。
 

　　喋血太行的黄君珏

　　1942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八路军总部为牺牲的烈士(包括左权、何云等)举行公葬，随即，《新华日报》刊发《新中国的女战士黄君珏喋血太行》的通讯和《为祖国流血，悼黄君珏女士殉国》的短评。

黄君珏

　　黄君珏，1912年出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黄君珏和丈夫王默磐被中共长江局派到山东国民党石友三部队做政治工作。1939年，黄君珏夫妻到太行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新华日报》社任职。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黄君珏兼任审计室主任。黄君珏夫妻在太行新闻界被誉为“战地模范夫妇”。

　　1942年夏，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五月大扫荡”。5月24日，三万日军直扑八路军总部驻地。突围中，为了缩小目标，黄君珏将幼子托付给战友，自己和女译电员王健、医生韩瑞藏身于山洞中。6月2日，敌人发现了黄君珏她们藏身的山洞，由于山洞处于陡峭山壁，无法从正面接近，只能在洞外喊话。一直到太阳快落山，敌人爬上洞顶，用绳子吊下大捆柴草，放火烧洞，洞口烈火炎炎，洞里浓烟滚滚。就在即将被捕时，黄君珏握枪冲出洞口，纵身跳下悬崖。

　　此时，她的丈夫王默磐和许多《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就隐藏在离她们只有百米的山洞里，在烈焰浓烟中，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英雄壮举。黄君珏牺牲后，王默磐在给岳父的信中说：“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概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这次战斗中，《新华日报》社牺牲的还有社长兼总编辑何云、政委朱三省……46位新闻工作者为国捐躯，成为近代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黄君珏为革命烈士。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9年元旦，深知蒋家王朝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听到新华社播发的由毛泽东主席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黯然失色地对他的儿子蒋经国说，“(我们)连骂娘的勇气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知耻而后勇。”“国民党现在党政军积重难返、半死不活。”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

　　此时此刻，败退到江南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各级将领及其所谓地方势力的头面人物无一不在偷听新华社播出的这则“宣言书”，思摸着各自的去路。

　　此时此刻，亿万解放区人民、百万解放军雄师群情振奋、欢欣鼓舞，占领南京府势不可挡、指日可待。

　　1948年秋至1949年1月，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告捷，敌我力量主客易位，国共两党“划江而治”，一时成为国际国内舆论热点。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团拜会，虽是新年，到会高官却难掩内心沉重，强作欢颜。蒋介石一改往常全身戎装的做派，穿了一身灰哔叽长袍，像一个儒雅的老学究，宣读了他的总统致祝词——《新年文告》。在这冠冕堂皇洋洋洒洒的文字中，人们已能清晰地看到蒋家王朝败亡的态势。

　　此间，刚刚从西柏坡转战北京香山的毛泽东主席，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必胜信念，欣然提笔，写就震撼神州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在这篇献词的开头不容置疑地宣告道。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犹如一声春雷，宣告了中华大地春天的到来。蒋介石政权则无可奈何地哀叹着末日来临。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靠宣传起家”，这并非言过其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无数宣传大家、文章高手，毛泽东就是红色新闻报刊事业的光辉旗帜和典范。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党报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办好党报是全党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全党的事要全党来办”(为《解放日报》拟订征稿办法)。提出“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赞扬“《新华日报》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对新闻工作指导的同时，注重亲自拟写、审定重要稿件，并率先垂范，经常动笔写社论、消息、评述、编者按、创刊词，手把手倾囊以授培养新闻宣传队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革命的领路人，也是红色新闻报刊事业的伟大领导者、开创者、实践者。

　　舆论者，人心向背，国之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