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拔奇，又名邓岗，别名滕柏、伯奇、白希，1903年6月4日生于广西省怀集县(今属广东省)甘洒乡永富村。1917年考入县立中学，这一年他14岁，青春年少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次年10月1日，参与组织大中华民国学生爱国总会怀集分会，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22年秋考入厦门大学攻读法律，这一年他19岁，参加雷经天等学生运动领袖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4年7月，邓拔奇离开厦门赴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由团员转为党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广西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春，邓拔奇到广东省广宁县开展青年工作。同年6月23日，邓拔奇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面对英军的枪弹扫射，他临危不惧抢救遇难同胞。同年8月，邓拔奇受共青团广东区委委派，任广宁团组织主要负责人，广宁团支部改组为共青团广宁地方执委后，他任书记。同年冬，回广西怀集领导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成立永富村农协会。

　　1926年1月，邓拔奇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学，未就读。次年4月到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

　　1927年5月，邓拔奇潜赴梧州，根据上级指示，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廖梦樵等在梧州成立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任地委书记，邓拔任委员兼团广西地委书记。中共广西地委先属广东区委领导，8月后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机关在梧州。

　　同年9月，地委机关被敌人破坏。10月，廖梦樵书记和组织部长被敌杀害。10月底，邓拔奇转移到桂平、武宣、平南三县农村活动，汇合地委委员宁培瑛等，在桂平县白额、烂泥两村重建广西地委，邓拔奇任书记，继续领导广西革命斗争。

　　广西地委机关驻地白额、烂泥两村位于著名的大藤峡山区，与武宣县境相邻，明清大藤峡瑶壮农民起义及之后太平天国起义队伍曾经在此割据。

　　关于地委当时的生活，邓拔奇书记1928年5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广西特委工作报告》中提及：

　　“自去年九月以后，广西党没有经费，各地负责同志没有饭吃。”

　　1927年4月，直接指导武宣县革命工作的地委委员林培斌在容县被捕，后牺牲;7月，中共武宣支部书记翁尧年第一次被捕，经东乡区农军当场武装施救得以释放。

　　10月，邓拔奇转移到武宣农村活动，发现翁尧年已经暴露，于是地委讨论决定由潘业俊接替翁尧年任中共武宣地方组织负责人。

　　“县长唐熙年于十六年无故抓去翁尧年，……此后我党又由潘业俊领导，有梧州地委林培斌(为广西地委邓拔奇之误——韦注)常来做指导、选举工作。秘密会址设潘业俊楼顶。”(见党员朱文拔1951年《控告唐熙年》文)

中共武宣县委旧址—潘业俊故居

　　4月林培斌在容县被捕后牺牲，7月翁尧年无故被抓去，显然10月常来武宣做指导、选举工作的地委领导是邓拔奇，并非地委林培斌，朱文拔上文“有梧州地委林培斌”应该属于笔误。

　　7月营救翁尧年书记时，还暴露了中共武宣支部办公地点——东乡街刘氏宗祠。邓拔奇到武宣后，将办公及会议地点转移到石崖村潘业俊家炮楼顶层。办公新址距旧址3公里，远离街区和国民党区团局驻地。

　　中共中央南方局1927年10月强调广西地委要建立县、市委，改变一县建一个支部的状况，要尽力吸收农民骨干入党。邓拔奇意识到任务重、时间紧，当即着手在武宣进一步开展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建立武宣土地革命根据地。

　　1927年秋冬，武宣县已经建立有6个区43个乡农协会组织、两个区的农军武装。在1926年林培斌指导成立的中共武宣支部基础之上，邓拔奇再发展一批血气方刚的农协骨干入党，并组建了中共东乡区委及区委下属若干个村支部，组建了中共武宣县委及县委直属支部。因为原中共武宣支部书记翁尧年已经暴露(一年后第二次被捕牺牲)，所以广西地委指派东乡区农协会宣传委员潘业俊出任县委书记。即如朱文拔文：“县长唐熙年于十六年无故抓去翁尧年，……此后我党又由潘业俊领导。”

　　邓拔奇书记1928年5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广西特委工作报告》中向中共中央书面汇报这一时期的党建工作：

　　“有桂平、平南、武宣、贵县、容县县委五个，梧州市委一个。委员都是由特(地)委指派……武宣有东乡区委。其中各县均有直属支部，各支部、区委负责同志均以用民主或召集大会改选，各区都有负责同志到各支部去轮流经常召集支部会议。

　　……又因农村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厉，代表大会尚未召集，故县委也未改选。”

　　然而武宣县委的改选却是特例，可以说是东乡暴动的缘故。

　　地委机关迁桂平农村后，执行南方局发动广西农村武装暴动的指示，决定在武宣及邻县平南、桂平北部加紧组织暴动，反抗清乡，并且派遣几十人枪到武宣东乡活动。

　　1928年1月5日，邓拔奇在潘家炮楼顶层召集党员会议，传达了广西地委关于武装暴动的决定，定于1月9日至12日在广西武(宣)平(南)桂(平)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辖区举行暴动;定于1月9日桂平农军在新圩、武宣农军在东乡同时暴动;邓拔奇书记坐镇东乡总指挥。

　武平桂农协会军委印章

　　东乡暴动的目标，是夺取长塘乡军阀、地主陈顺卿家50多支步枪，以武装地委的农民赤卫队。潘业俊在5日的会议上将责任落实到人，分配党员朱文拔负责购买火药、红色标志布、标语纸，分配长塘乡农会执委、乡农军队长陈廷赞负责侦察敌情并作内应，等等。

　　暴动前夜即8日当晚，邓拔奇再次召集党员会议，检查东乡暴动准备事宜。

　　清点应到会人员时，发现陈廷赞同志缺席。他为什么未到?是临阵动摇?还是别的原因?他侦察到什么敌情?内应准备如何?领任务回去整整3天了，至今未得他任何口信回复。按照当时当地的语境，同志即党员，党员缺席重要党会，是不得了的事情。

　　面临突发情况，明天的暴动无法举行了。邓拔奇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涣散党的躯体，阻碍革命事业推进，“更形散漫了”(见邓拔奇：《广西特委工作报告》1928.5.1)。为此，邓拔奇宣布中止暴动，改组选举中国共产党武宣县委员会，以加强党对暴动的领导权威。

　　8日当晚会议，因陈同志不到，“致使全体准备完善的力量，因之消散，是晚地委林培斌(为邓拔奇之误——韦注)改组选举县委。”(见党员朱文拔1951年《控告唐熙年》文)作为当年与会党员，朱文拔用文字再现了邓拔奇改组选举武宣县委纪实。

　　当晚，会议选举潘业俊为中共武宣县委书记。

　　1月24日，广西地委改为广西特委，邓拔奇任特委书记。

　　2月间，潘业俊进一步落实邓拔奇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部署，召开东乡区农民代表会议，决定继而实施抢夺区团局把持的圩场众秤给农协会掌管。此事触怒了反动派，敌武宣县长唐熙年异常恐惧，于26日连夜急电，请黄绍竑派梧州警备司令部直属第二团赴援镇压。2月29日，县长唐熙年和县团务局局长王善征带60多名团丁到东乡，抓去农协会管秤人黄亚苟、刘和隆，激起农民公愤。在邓拔奇指示下，武宣县委发动了农军武装1000多人包围东乡圩两昼夜，再掀暴动高潮，胜利在望，结果却功亏一篑。

　　邓拔奇1928年5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广西特委工作报告》中写道：

　　“当日民团的武装仅60余杆，当地又无防军，如果坚决干下去当然可以获得相当的胜利，只因当地负责同志犹疑，和缓了农民斗争的勇气，结果涣散了，反遭敌人军队搜捕4个同志、6个农友。”

　　该报告还提及桂平、平南、贵县、东兰、凤山等地暴动和兵士运动。

　　1928年4月，邓拔奇与朱锡昂建立贵县党团联合县委。

　　6月1日至4日，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在贵县县城召开，广西各地党代表参加，邓拔奇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导，并代表广东省委指定朱锡昂、邓拔奇等7人为特委常委，朱锡昂为书记。史称此会为中共广西一大。

　　7月，邓拔奇到怀集、贺县、钟山、玉林、梧州指导工作。

　　8月，广西特委调武宣县委书记潘业俊到容县任容县临时县委之书记，潘业俊改名潘异凡。同月，邓拔奇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广西工作，自此不再直接指导武宣土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旬，邓拔奇从上海回到特委机关驻地梧州。22日，在广西特委扩大会上传达党中央关于广西斗争的指示，改组特委为临时省委，主持临委工作。

　　11月29日，临委被破坏，邓拔奇脱险，到怀集、贺县、桂林、贵县等地巡视工作，后与朱锡昂在玉林重建临委机关。

　　1929年1月，广西临委改为省委，邓拔奇任省委委员。2月，邓拔奇受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年秋，党中央电令他回国参加广东省委工作。

　　1930年9月上旬，邓拔奇与吴西从香港到南宁吴圩七坡村，成立吴圩区劳农会。同月，中央南方局任命邓拔奇为代表，到右江苏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30日，与黄晖、吴西赶到红七军驻地平马镇(现田东县城)。

　　10月2日一整天，邓拔奇在红七军前委扩大会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和命令。会议由前委书记、军政委邓小平主持。两位邓领导都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是拔奇远在莫斯科读马列时，小平早就学成回国，作为中央代表在广西施展宏图。此时老代表小平请新代表拔奇，先传达中央指示。

　　邓拔奇操满口怀集白话腔，咬起北方话，传达中央文件。小平见状对拔奇说：“在座的同志都懂白话、官话，用我们南方话传达得了。”

　　听了邓拔奇传达的党中央关于调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三大城市，配合全国主力红军实现南中国革命首先胜利的命令，邓小平、张云逸等有所怀疑，但是前委扩大会议还是接受了中央命令。会后，邓拔奇和邓小平等率部向河池县集结。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县凤仪小学召开，邓拔奇又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传达党中央命令，这样就使代表大会充满了立三路线精神。10日，邓拔奇与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七军从河池北上，艰苦转战于桂黔湘边，七军损失达三分之一以上。

　　鉴于军情严峻，前委书记邓小平在1931年1月2日攻占广西全县县城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桂林的冒险计划，转向粤湘赣边发展，以期与朱毛红军会师。邓拔奇同意了前委会议的正确决议，会后，他和陈豪人由桂林经香港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后来，邓拔奇对自己贯彻“立三路线”而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表示“要负很大的责任”，表现了他勇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高贵品质。

　　1931年2月2日，邓拔奇任广西省委秘书长。3月29日，广东省委改为两广省委，邓拔奇任省委委员。5月6日，两广省委派邓拔奇去广西右江巡视、指导广西特委工作。

　　1932年春，邓拔奇奉命回香港汇报广西工作。不久两广省委调他去广东东江工作，任东江特委组织干事和秘书。这年10月10日，特委在广东普宁县田土乾村开会，早上七时半会议刚开始即遭敌包围，他与另外两位特委领导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整整8年党员政治生涯中，邓拔奇除了一个春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外，其余岁月都按照中央安排，在广东、广西两省党组织工作。回国参加广东省委工作期间，他同时在香港建立联络点，兼顾指导广西工作。

　　他以两广省委委员的身份，到东江特委任组织干事和秘书，工作能上能下，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直至献出生命，表现了他越是艰险越向前、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情操。

　　从1927年5月到1928年8月，邓拔奇按照中央、广西地委的部署，直接领导武宣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农民协会运动，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在武宣建立了土地革命根据地。他初心不改，矢志不移，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广西、广东革命老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6年前，广东省怀集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拔奇的侄孙邓敏重走爷辈路，从广东上广西，顺着爷爷的革命足迹一路体验到武宣县。邓敏在武宣县史志办公室阅读了邓拔奇史料，赞叹写得很细，说第一次看到爷爷在武宣的革命细节记载。这位革命后代的感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宣老区人民对邓拔奇烈士的深切怀念。

　　(韦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