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红色歌谣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反映了雨城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雨城区红色歌谣是在红军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大众化和社会化的具体体现。它涵盖了雨城人民群众朴素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印记，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打动着人们的心灵。本文拟以曾在雨城革命老区广泛流传、脍炙人口且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红色歌谣为例，在考察雨城区红色歌谣的基础上，通过对雨城区红色歌谣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深入的分析，为雨城区红色歌谣提供另一个视角解读

　　一、雨城区红色歌谣的的内容和形式

　　近年来，随着雨城区红色歌谣的不断发现，随着红色旅游、红色影视、红色歌曲等一系列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红色”已经成为了一种引领和回归。这种现象投射出一种人们的自觉、自信的认同。它是雨城区的文化符号，并在人民群众的反复传唱中逐渐传播，成为雨城区革命斗争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雨城区红色歌谣内容丰富，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这些歌谣通俗生动、富有生活趣味，宣传鼓动性强。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这些红色歌谣内容包括：红军纪律歌、红军任务歌、作战歌、赞红军歌、杀敌歌、前进歌、参加红军歌、红军胜利歌、农民歌、妇女参军歌、红军北上行、打日本打土豪歌、盼望红军歌等。

　　二、红色歌谣的纪律性。

　　《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敢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群众东西不能拿分文。说话要和气，开口莫骂人，工农团结好象一家人。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谷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归还，损坏要赔钱;大便上厕所，洗澡避女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个个要执行。”这首民歌的时代背景为1935年11月，雅安县(现雨城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设立革命法庭、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在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地主等处以死刑，推动各区、乡、村苏维埃打土豪、没收浮财和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同时。还有着严明的政治和组织纪律。不论是红军指战员，还是地方干部、游击队员，都要受到政治和组织纪律约束。凡是触犯纪律者，都受到严厉惩罚。河北乡第一任游击队连长鹏继华，利用工作之便，贪污没收物资被撤职;凤鸣乡龙船村游击队员张绍云，贪污大烟、银钱、布匹等若干，被处极刑;河北乡苏维埃政府文书姜培芝，利用掌握开路条(即通行证)之便，敲诈了一位去芦山走亲戚的群众身上仅有的五吊铜元，尽管年逾古稀，依然被判刑;雅安县独立团的吴光友、陇西乡的前任游击队长，自恃对革命有功，我行我素，先后屡次触犯红军纪律(私打土豪财物不归公;还抢劫王家山穷人26户)，被枪决。正是由于红军、地方党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有了严明的政治和组织纪律，因而深得群众的拥护，被人民深深地铭记在心中。正是因为有了严明的政治和组织纪律，红军才一步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红色歌谣的目标性。

　　《红军三大任务歌》：“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忠忠业业，无产政权。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工农兵大联合》：“革命成功号召紧，工农兵(是)大联合，我们军人领导工农来革命。这是我们红军，不怕死，不受惊，把外国军阀帝国主义消灭尽;”《山歌唱得映过山》：“山歌唱得映过山，大家同志听详端。工农同志团结紧，军民抗日打江山。”这些红色歌谣的目标性很明确，指代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发挥了民间歌谣的地方性和大众化特点。歌谣灵活多样，生动活泼，深受当地群众喜欢。有极大的影响力和鼓动性。通过群众的传唱，更多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

　　四、红色歌谣的战斗性。

　　《作战歌》：“莫打鼓、莫敲锣，听我唱个作战歌。摆开队伍打薛岳，一个要打四五个。你在打，我在退，端端打住白匪队。要想打到真红军，除非我在打瞌睡[1]。”《消灭军阀打刘湘》：“ 凛冽寒风袭战场，红军战士薄衣裳。衣裳吹破志不破，消灭军阀打刘湘。”这首歌谣，把红军坚强的战斗意志表现的淋漓尽致。《列队式歌》：“列队式，向右看齐，预备向前看。抬头报数，数数数;一，二 .三，四，五：向右转，二路纵队，前面有敌人。对准目标，干干干;预备战敌人，向左转，匍匐前进，前面有敌人，对准目标，千干千，杀个不留情。各同志、左右散开，装枪预备放，全部歼尽，杀杀杀，杀得不顾身。”歌谣表现红军运用游击战术，奋勇杀敌的不拍牺牲的精神。有强烈的感染力，独特的审美意趣和智慧，唤起战士们内心的激情、勇气、力量。

　　五、红军歌谣的平民性。

　　《农民歌》：“农民们，好伤心，辛辛苦苦把田耕，收了粮食自己没有份，大半给地主，小半送官厅。还有苛捐和杂税，休想短少半毫分。军阀混战争地盘，只会要钱没良心。今天垃牲口，明天又拉人，谁要反对他，枪下不留情。来来来，当红军，我们都是穷苦人，携手打出新世界，共同享太平。”这些歌谣把农民的辛苦和官兵的压榨对比，然后说出红军和农民是一样的穷苦人，参加红军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太平世界。歌谣的针对性融合了当地群众的口语，在群众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六、红色歌谣的歌颂性。

　　《共产党领导真准确》：“共产党领导真准确，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红军打仗真不错，打烂了白军的乌龟壳(指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青年英勇的红军哥，我们胜利有把握。向前杀敌莫错过，把红旗插遍全中国。”《革命万万成》：“帝国主义我们要推翻，实行了共产党穷人不会难。共产党成功了，地约不会用。努力向前进，杀干净一一不平等的人。不平等要杀尽，才把土地分。杀出一个新社会，革命万万成。”《赞红军》：“天上只有玉皇大，红军出于通南巴。大家商量把日寇打，蒋介石把他没办法。懋功会师才南下，上中下里把营扎。苏维埃把令下，土豪劣绅吓得钻旮旯。分田分地分房屋，天下穷人是一家。男的编队打游击，女的排队送鲜花。壮年编队抬担架，儿童团内小娃娃。红军宣传鼓动大，白军败阵没办法。赶快把枪来放下，投诚缴械就不杀。参加红军打天下，反蒋抗日救国家。”这些歌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红军胜利的保障。

　　七、红色歌谣的理想性。

　　当时的雅安山区，绝大多数群众世代过着贫穷的生活。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参加红军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参加红军是他们看到了前途和希望，感受到红军是可靠的军队，是为穷人奋斗的军队。如《当红军》这样写道：“当兵还是当红军，冲锋为了杀敌人，打倒豪绅和地主，杀它一个不留情。当兵还是当红军，退伍下来不受贫。会做工作有工做，会耕田地有田耕。”《红军来了要翻梢》这样写道：“太阳出来辣焦焦，青山不怕没柴烧。穷人哪有穷到底，红军来了要翻梢[2]。”诸如此类的歌谣以大众化的语言，生动地刻划了红军与穷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八、红色歌谣中的群众关系。

　　歌谣《打天下，为穷人》这样写道：“生是来，死是去，打天下，为穷人。只管灭敌向前进!红军是我们穷人的哥哥，红军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这是红军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红军是劳苦大众的救星，他们扎根于穷苦群众中，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当老百姓意识到只有参加红军这支专为穷人谋福利的军队才是可靠途径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接纳红军，加入到这支革命队伍中来。红军在雅安县(现雨城区)期间，建立了游击队。全县报名参加游击队的有1300多人，仅陇西乡，参加游击队的就有370余人。全县共有670多人随红军北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当兵就要当红军》表现了红军官兵一致，男女平等的关系。歌谣中写道：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男女平等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红军在雅安县(雨城区)期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按照四川省委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精神，在全县组织了运输队，负责为红军运送粮食和物资，保证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时需要和后方的物资供给，也保证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巩固。各区、乡、村广大群众积极踊跃支前。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为红军带路，运送弹药，抬担架，护理伤员，烧水、煮饭，碾米、磨面以及加工生活用品等。1936年2月16日，红军北上时，全县留下游击队员600余人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干部近800人。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地方武装团队和地主土豪反攻倒算。被他们砍头、枪杀、活埋、打死、打残、针刺、关押、罚跪、抄家、抢走家产等直接受害的群众达3000多人。广大干部和游击队员不畏强暴，视死如归。歌谣《红军里好处多》通过当国军和红军的差别对照，凸显红军的阶级情感。这种以送丈夫参加红军的方式出现的歌谣，尽管充满了离愁别恨，但确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心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人民群众甘愿冒险为红军带路、送情报、缝衣送粮，参加红军，流血牺牲都是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体现。歌谣写道：“好郎君，相亲爱，郎君自从离别我，心中好难过(哎呀我的郎，心中好难过)。郎当国军，莫奈何[3]，三操两讲勤务多，一天真难过(郎君呀，一天真难过)。士兵们，没钱使，两顿稀饭不够吃，官长吃好的(郎君呀，官长吃好的)。扣军饷，修洋房，买起田庄接婆娘，官长把福享(郎君呀，官长把福享)。到冬天，士兵们，身上穿的烂襟襟[4]，冷得真要命(哎呀我的郎，冷得真要命)。一打仗，真骇人，士兵上前去拼命，官长在后跟(郎君呀，官长在后跟)。死的是士兵们，几千几万窑一坑，说起很痛心(郎君呀，说起很痛心)。白军苦，说不完，奴劝郎君把头转，另寻别事干(哎呀我的郎，另寻别事干)。红军里，官长士兵一样，没有阶级分(郎君呀，没有阶级分)。红军里，带了伤，阶级斗争永不忘，名誉天下扬(哎呀我的郎，名誉天下扬)。红军里，好处多，劝郎君，干这个，干死也快活(郎君呀，干死也快活。)”

　　通过对雨城区红色歌谣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深入的分析，笔者认为雨城区的红色歌谣产生于雨城区这片红色土壤，它与雅安周边的县区红色歌谣形成有机的统一体，是地方民族文化的展示，也是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群众对红军的渐变认识，从雨城区的红色歌谣中不难看出。红色歌谣激起了广大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它是革命的正气歌。蕴含着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风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包含了永恒的价值意义。雨城区红色歌谣这些无形的资源，对于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一种有效载体。雨城区红色歌谣的丰富性与创新性，是长征精神所积蕴的革命型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新长征伟大征程中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新的历史时期，回顾长征期间红色歌谣，不忘初心，让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接地气，就是要把文化宣传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和需求，体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长征中红色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注释：[1]打瞌睡：睡觉的意思。[2]翻捎：富起来的意思。[3]没奈何：没有办法

　　的意思。[4]烂襟襟：烂衣服的意思。

　　(雅安市雨城区老促会 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