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夕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虽然兴安盟各族人民彻底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是还没有摆脱国民党的统治，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红色政权尚未整体建立，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抢夺抗战成果，加紧向兴安盟地区渗透势力，妄图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当时的西科前旗巴拉格歹努图克形式十分复杂，各种反动势力、封建残余和敌伪势力或明或暗地进行捣乱破坏，气焰十分嚣张。巴拉格歹伪警察所所长包玉春在兴安镇搞起民警署，欺压百姓，搜刮民财。土匪抢劫也时有发生，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百姓惶惶不可终日。还有名目繁多的民团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加紧扩张自己的势力，固守政权和既得利益，更加疯狂地破坏内蒙古东部地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统一的革命形势，阻挠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辟巩固东北大后方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政权。

　　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内蒙古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中心—兴安盟的领导，随着中国共产党选派大批党政军干部到东北地区开辟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领导革命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率先对兴安盟旧政权和军队整体改造取得明显的成效，中共东蒙古工委决定派群众工作团到西科前旗(今科右前旗)开辟革命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发展党团组织，建立民主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6 月，受中共兴安省工委派遣，新四军三师侦察科长宋振鼎和新四军干部蒋弼仁、潘祖胜、王金海等人来到巴拉格歹努图克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和剿匪除霸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对此，一小撮敌人怀恨在心，伺机破坏革命政权。1946年9月23日和11月5日，反动地主、土匪武装相互勾结，连续两次袭击努图克政府，蒋弼仁、潘祖胜、王金海和工作团副团长道尼如布、战士张才五人惨遭杀害，史称“巴拉格歹惨案”，新生的革命政权遭到严重破坏，由此发生了血沃黎明五英烈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感人故事，永载红色革命史册，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后代的经典教材。

　　建党建政

　　1946年5月，根据承德“四三”会议精神，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随着内蒙古自治运动重心的向东转移及蓬勃发展，兴安盟地区剿匪任务更加繁重，创建和巩固东北大后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更加迫切。鉴于内蒙古骑兵第一师赴东北前线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形势，中共兴安省工委、兴安省政府及毗邻解放区党组织向兴安盟所属旗县派出群众工作团，结合开展以“反霸清算、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保卫基层民主政权和群众运动胜利果实的斗争。1946年6月，受中共兴安省工委书记张策的委派，组成了新四军年轻指战员宋振鼎、蒋弼仁、潘祖胜、王金海等人的群众工作团，首次来到巴拉格歹努图克开展革命工作。

　　他们到巴拉格歹后，广泛发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领导群众开展剿匪除霸、开展减租减息等农民运动。在深入调研摸底的基础上，工作团首先解散了伪民警署，缴了他们的枪支，经过教育整顿改编为民团，建立起努图克政府，组织了农会和基干队(自卫队 )。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原努图克达鲍海保留任原职，蒋弼仁任副努图克达，潘祖胜任基干队指导员，王金海任基干队班长。为了把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作团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先后斗争了贾家沟和三合屯几户民愤较大的地主分子，从而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鼓舞了革命的斗志。

　　新生政权组建后，为了使广大群众提高革命觉悟，增强革命斗争信念，拥护共产党争取内蒙古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确主张，在宋振鼎、蒋弼仁的领导下，在巴拉格歹努图克政府所在地兴安镇办起了“翻身大学”(减租减息培训班)，选择苦大仇深、革命积极性高、靠近党组织的农民积极分子作为革命骨干力量进行培养。通过创办“翻身大学”，极大的提高了当地农民的阶级觉悟，群众开始积极靠近工作团参加革命。在群众中出现了一批靠近党组织、思想意志坚定的积极分子，工作团把他们列为重点对象进行积极培养，又先后吸收了一批农民进步青年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是李国芳、温永海、张德胜、王福、侯福顺、孙玉疏、李景奎、丁福延、张继权、李振宽。为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剿匪斗争活动，保卫红色政权，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批准，于1946年9月1日，建立了兴安盟农村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兴安镇党支部，李国芳任书记。

　　然而，各种反革命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暗地里磨刀霍霍，伺机向新生革命政权反扑。在距离巴拉格歹努图克二、三里的北山屯，有一个曾经当过土匪的赵风林，外号“赵二尖子”。他经营着四十垧耕地，雇工三、五人，并有车、马和牛，藏有枪支弹药，是巴拉格歹较大的恶霸地主。赵风林有五个儿子，赵玉排行老三，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到处投机钻营。“八·一五”光复后，赵玉曾在地主武装民团中当过小头目，骑马挎枪，威风一时。努图克政府成立后，他又伪装成积极分子，企图混进革命队伍，但未能得逞。当看到贾家沟、三合屯的群众在努图克政府和工作团的领导下斗地主时，他预感到形势不妙，视努图克政府、工作团为眼中钉、肉中刺，开始精心谋划反革命勾当。

　　赵玉很狡猾，努图克政府成立不久，就指使其弟赵印 ( 外号赵小五 )打进基干队，为其策划反革命事件充当内奸。赵玉为使阴谋得逞，一方面继续伪装积极，靠近努图克政府及工作团，一方面为制造叛乱四处活动，先后勾结了“青山”(匪首邵荣庭)、“双山”(匪首白天宝)等土匪头子，拉上了伪警察李振东、李振元和地痞流氓张久山、姚静波、杨永贵、王疤痢瓜、芦芳、王奎元等人。还通过赵印腐蚀拉拢基干队中的不坚定分子何国喜、李祥、付林、于祯、屈海良等人进行策反。

　　随着减租减息运动、清剿反霸斗争的深入开展和基层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反革命势力不甘心失败，他们仇视民主政权，对工作队恨之入骨，想方设法阻挠群众进行减租减息运动，煽动当地地主组织武装叛乱，蓄谋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遭敌突袭

　　9月中旬，工作团的部分同志接到上级指示，返回王爷庙街进行整训，努图克政府只留下蒋弼仁、潘祖胜和几名当地干部坚持工作。当时革命形势较为严峻，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通辽、洮南、白城等地。残留的国民党“光复军”和土匪也猖狂地活动起来，赵玉一伙也迫不及待地加紧了反革命暴乱活动。就在他们紧锣密鼓阴谋叛乱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白城、开通等地吃紧，王爷庙街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赵玉一伙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已到。9月21日至23日，他们先后在赵玉和王奎元家及兴安镇北的吕家窑破房框里进行了三次密谋，定于23日晚在努图克北大墙外苞米地里与“青山”、“双山”等土匪汇合，偷袭努图克政府。

　　9月23日上午，努图克政府接到赵玉安排的群众报告，说南山咕里咕歹沟(今马鞍山村、共和村一带)有土匪活动。由于蒋弼仁和王金海因事外出，努图克政府只有潘祖胜和一部分基干队员。队员们都要求去打土匪，潘祖胜看到大家情绪很高，便决定行动。其实，此刻赵玉一伙正纠集30多人，在兴安镇的新立屯附近隐蔽起来，准备天黑动手。他们在努图克政府附近安插暗探，随时与基干队内的赵印、何国喜联系。傍晚，蒋弼仁回到努图克，听说基干队去打土匪还没回来很担心，立即派王金海等人去接应。但基干队一路奔波也没见到土匪，返回时已经疲惫不堪。蒋弼仁见队员安全归来，情绪很高，便在努图克政府开会表扬了大家。就在这时，赵印悄悄溜出会场，与赵玉派来的暗探接头，并按原计划把从家里拿来白酒劝大家喝。叛徒何国喜以白天没有去打土匪为由，积极要求站晚班岗，实则是为了接应叛匪，蒋弼仁见其态度诚恳，在尚未识破他内心阴谋的情况下，便同意了何国喜的请求。此时，由于工作团和基干队员连续剿匪作战、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特别劳累，很快酣睡进入了梦乡。

　　半夜时分，按照事先预谋好的突袭计划，匪首赵玉集结30多人从西山逃窜到努图克人民政府北墙外玉米地里与“青山”、“双山”土匪会合。并派人与“哨兵”何国喜接上头，悄悄包围了努图克人民政府大院。接着，何国喜打开努图克人民政府大门，匪徒们蜂拥而进。此时，挤在基干队队员里装睡的赵印、李祥、付林等叛变分子，听到叛匪已经冲进努图克政府大院的声响后，分头行动。付林、李祥将努图克政府西厢房和正房西屋基干队员的大小枪支和手榴弹全部盗岀。赵印则溜进蒋弼仁的住处，偷走他的长枪和手榴弹，将它们与付林、李祥一同将盗出的枪支和所有弹药递出西墙外，发给土匪。姚静波把守政府大院大门，随后赵玉、赵印、芦芳准备到东屋袭击蒋弼仁，土匪“双山”带领赵发 ( 赵玉四弟 ) 和王疤痢瓜打西屋的潘祖胜、王金海等，其余土匪去西厢房控制其他基干队员及努图克政府人员。

　　危机迫在眉睫，蒋弼仁和同志们因熟睡未能知晓。在黑暗中，当赵印再次进东屋偷走蒋弼仁枕下的短枪时，蒋弼仁被惊醒。蒋弼仁见屋里有人，大喊一声：“谁?”便马上去摸枕头下的枪，发现不在，又立即去墙上摘大枪，也不在。这时赵玉、芦芳已窜进屋内，向手无防身之物的蒋弼仁连开多枪。身负重伤的蒋弼仁忍着剧痛跳到办公桌前，操起椅子向叛匪砸去，叛匪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退到屋外。这时，在外面的土匪也冲进屋子里开枪扫射，蒋弼仁又连中了几枪，他忍着伤痛踹开窗户跳到院子里，准备召集基干队员应战。可是蒋弼仁刚一出门，就被叛匪李祥、付林抱住。蒋弼仁同志见李祥、付林已叛变，非常愤怒，怒斥道“可耻的叛徒，你们忘了，今天的好日子是谁给的?”随后拼尽全力打倒他们，在混乱之中，奋力冲出努图克政府大院，带着枪伤和鲜血，躺在了附近姜家街农户白菜地的垄沟里。

　　英勇战斗

　　这时，夜幕显得更加浓重，战斗激烈进行。努图克政府大院内枪声四起，土匪们摸黑从窗外和门缝中向西屋展开猛烈攻势。在枪林弹雨中，基干队班长王金海藏身在炕沿下并未负伤，因来不及躲避，潘祖胜身负重伤。待叛匪们减轻攻势后，王金海将受伤的潘祖胜转移到里屋藏在棉花包里。然而，这些土匪在抢劫财物时，发现了潘祖胜，并将其残忍杀害。王金海被匪徒们控制后，面对威逼利诱，他始终不为所动，并严厉呵斥他们袭击努图克政府的行为，匪徒们恼羞成怒便从背后向他连开两枪，王金海也惨遭毒手。天将破晓，匪首赵玉指挥叛匪们套上努图克政府的马车，将民用部(即供销社)的布匹、棉花等物品全部装上车，赶着努图克政府和基干队的20多匹马逃窜。

　　冲出大院后的蒋弼仁身体中多处遭到枪伤，但仍在英勇顽强的指挥战斗，终因流血过多，昏倒在姜家街屯东头的一片菜地里。次日凌晨，蒋弼仁才被李国芳等人发现。在将其送往王爷庙街医治的途中玛尼图附近的大坝岭时，蒋弼仁还在询问努图克政府被袭击的情况，告诉李国芳等人：“先别管我，快让人去旗工作团送信，派部队来解救被围困的基干队。”当得知已经有人去送信部队马上驰援后，他似乎看见了黎明前的曙光，才安心的闭上了眼睛，心脏停止了跳动，牺牲时年仅35岁。

　　剿灭顽匪

　　赵玉一伙袭击巴拉格歹努图克政府以后，在逃窜途中经过三合屯时，赵印、何国喜冒充努图克政府人员，以查枪号为名，骗走了三合嘎查的两支大枪，抓走了嘎查达和农会会长。途中，被急速前来救援的骑兵剿匪部队追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匪徒赵升 ( 赵二 )被当场击毙，叛匪们四处择路逃散，三合嘎查达和农会会长被解救。赵玉这伙匪徒被剿匪部队打散后，逃到了古迹轿顶山一带，重新汇集残匪，在轿顶山老道洞又拉起绺子，准备伺机反扑。几名主要人员专门起了匪名，赵玉为“大柜”，报号“全好”，王疤痢瓜为“二柜”，张久山为“总催”，姚静波为“水箱”。从此，这伙亡命之徒更加嚣张。9月25日，赵玉得知巴拉格歹努图克政府院内无人后，便带众匪窜回到兴安镇，召集群众进行强制“训话”，并吹嘘自己是中央军，谁愿跟他干，就有官当、有钱花，随后向突泉县方向逃窜。

　　蒋弼仁、潘祖胜、王金海等人被杀害后，西科前旗人民政府立即决定再派工作团，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西科前旗分会副主任官布扎布和蒙古族领导干部道尼如布同志带队，组成西科前旗西科前旗减租减息土改工作团。官布扎布任团长，道尼如布任副团长，工作人员有陈树森、恩和巴雅尔、长海、特木勒、照那木尔、额尔敦宝力高、黄双喜、王栓柱、敖长明等十几人以及旗武装大队的几名同志。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剿匪、安定民心，继续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恢复努图克工作。工作团到巴拉格歹努图克后，与旗大队的同志密切配合，首先开展了剿匪斗争，沿着土匪逃跑方向追剿。一直追到古迹根基沟、轿顶山一带，但没发现土匪的踪迹，原来他们已逃到突泉境内。赵玉一伙匪徒逃到突泉宝石沟一带时，遇上了制造“索伦惨案”的叛匪白金柱、白天宝、唐双喜一伙。于是，这两股土匪汇合到一处，加上零星入伙的土匪，共200余人，经过策划，他们决定窜回巴拉格歹境内，妄图再次攻打努图克政府。

　　11月5日，土匪们窜到二姑娘屯 (今古迹保安村)时，接到暗探送来的消息，得知工作团正在兴安镇开会，要恢复巴拉格歹努图克政府。赵玉知情后，马上找到白天宝，求他们相助。他们从各绺子中抽出30多名土匪，准备进行偷袭，其他匪徒在兴安镇外围四处埋伏，定在11月5日深夜动手。但这一消息被刚刚参加努图克政府工作会议回来的农会骨干刘文焕得知，他骗过土匪监视，派人向工作团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天将黑时，工作团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工作团决定，坚持斗争反击，保卫努图克政府。团长官布扎布同志向全体人员做了战前动员，鼓励大家树立必胜信心，誓死保卫新生革命政权，并作了详细战斗部署，安排了各主要路口和四角炮台的监视哨和游动哨。

　　从傍晚到次日凌晨，同志们一直坚守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但始终未发现土匪。天近拂晓，已经有农民开始套车拉地了，把守路口的岗哨陆续撤回，只在努图克政府的房上设了两个游动哨。这时，赵玉一伙趁天还未亮，带领少数匪徒抄小路，爬沟、翻墙，潜进兴安镇内，隐藏起来。努图克政府房上的岗哨见四面没有动静，便放松了警惕。突然，从不远处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土匪们摸上来了，包围了努图克政府大院，并向院内猛烈射击。工作团同志们很快就将西南、西北两个炮台占领，但东南、东北两炮台已经被土匪占领，他们不断向院里射击，很难接近，但同志们仍然顽强地争夺。工作团副团长道尼如布冒着枪弹，带领战士张才迂回接近炮台，正准备向前冲的时候，在炮台的拐角处一露身，就和一个土匪相遇，被土匪迎面击中，道尼如布同时击毙了土匪，但是由于伤势过重，道尼如布和张才当场牺牲。土匪们利用抢占的两个炮台，疯狂地向院内射击，工作团战士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地形，打退了土匪多次进攻，团长官布扎布隐蔽在上屋的门后，击毙了多名从大门冲进的土匪。

　　土匪们见久攻不下,便朝政府大院内扔掷手榴弹，官布扎布虽然被炸伤头部，仍坚持指挥战斗，又击毙几名叛匪后，被同志们抢救下来。此时，工作团的恩和巴雅尔同志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指挥战斗的任务。他果断命令基干队队员佟铁宝，用一挺机枪封锁住大门，命令占据北炮台的陈树森和西南炮台的队员，封锁住东南、东北两处，使土匪难以继续进攻。土匪见难以攻进努图克政府大院，便狗急跳墙，抓来一些无辜百姓，强迫他们抱来苞米秆，点着火从政府大院的院墙外向里扔，不久便点着了努图克政府的东厢房和马棚。土匪企图用火攻进大院，努图克院内一时浓烟滚滚，战斗越打越激烈。匪徒见还是攻不进来，他们又换了招数，用蒙语大喊大叫，说什么“只要院内的人杀了‘八路’，其他人一律不杀放行”，企图离间涣散战士们的斗志。这时，匪首白天宝见天已大亮，怕营救工作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便借着浓烟的掩护，向西南方向逃窜。

　　哈拉黑努图克达胡殿士同志得到消息后，火速率领一部分队员前往巴拉格歹救援，当他们赶到时，土匪已经全部逃跑。他们协助努图克政府，做了善后安置工作。经请示上级领导同意，巴拉格歹工作团返回王爷庙街进行休整。

　　12月初，西科前旗政府派恩和巴雅尔等五名同志返回巴拉格歹，将努图克政府迁至后太平庄 (今中安村 )。恩和巴雅尔任副努图克达，成员有陈树森、佟铁宝、黄双喜、何文秀等，重新组建了基干队，陈树森任队长，队员有白长清、吕奎灵、金祥、黄保力道、陈万山、于金海、张青、王福臣、陈帮等20余人。新的努图克政府积极开展工作，一面筹备枪支弹药和马匹，发动群众检举土匪藏匿地点，准备打击残余土匪;一面培养积极分子，宣传时局形势，安定民心。

　　此时，零星的土匪仍然在进行秘密活动，不时制造混乱和恐慌。在这期间，努图克政府接到群众报告说，古迹宝龙村有个叫王老五的土匪，他的儿子要结婚，许多土匪准备前去喝喜酒。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西科前旗工委书记宋振鼎亲自率队前往围剿，抓住了土匪王老五，经审判依法在宝龙屯东头就地处决。这对残留的土匪震动很大，经过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有些土匪主动到努图克政府自首，交待罪行，地方秩序开始有了好转。

　　但是，逃窜的土匪头子赵玉仍不死心，企图继续颠覆巴拉格歹努图克政权。伪警察李振东、李振元受赵玉的派遣，潜入巴拉格歹探听情报并通过土匪联络员王奎元传递出“想搞垮工作团和努图克政府”的消息。12月中旬，由宋振鼎带领一个排，陈树森同志带领基干队分头行动，捕获了“二李一王”，经审讯核实，将三犯在兴安镇处决。土匪骨干王疤痢瓜、朴喜全先后在哈拉黑境内于家堡南沟屯和兴安镇分别被捕获，并在王疤痢瓜家中搜出了蒋弼仁烈士用过的枪支、衣物及一些抢劫来的财产，经审讯核实，将二人就地枪决。

　　1947年春，巴拉格歹努图克政府迁回兴安镇，同时免去鲍海保努图克达职务，由兴安镇党支部书记李国芳任努图克达。此后，努图克政府和基干队，积极配合内蒙古骑兵第一师一团开展剿匪斗争，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土匪坦白自首，交枪、交马、交子弹。随着剿匪斗争的深入开展，地方秩序逐渐稳定。

　　“巴拉格歹惨案”的制造者、匪首赵玉，在剿匪部队的追击下，南逃到科左中旗保康一带，投奔国民党光复军，后在科右中旗高力板一带被击毙。叛徒赵印、土匪骨干张久山、赵发 ( 赵四 )、土匪陈庆谦、王魁、丁树春等在剿匪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落网，被西科前旗人民政府在蒋弼仁等烈士墓前处决。至此，巴拉格歹努图克反夺权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大大地稳定了兴安盟地区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助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和“反霸清算、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保证了基层政权和后方根据地的安全，为内蒙古民族的解放和统一迎来了曙光。

　　铭记历史

　　为了纪念在“巴拉格歹惨案”中英勇牺牲的蒋弼仁、潘祖胜、王金海、道尼如布、张才五位革命英烈，在中共兴安盟委、兴安盟行政公署和中共科右前旗委、旗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除在今巴日嘎斯台乡兴安村北山坡修建革命烈士墓、建立烈士纪念馆外，还建立了兴安农村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展示他们在巴拉格歹努图克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建立红色政权、不怕困难、不畏流血牺牲英勇进行革命斗争的闪光事迹，供人们学习和瞻仰。如今，兴安农村第一党支部纪念馆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基地、内蒙古自治区首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个不同层级和类别的教育培训实践基地。虽然五位革命英烈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但是他们却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履行了一切为了人民谋福祉的庄严承诺，洒在这片土地的是满腔热血，留下的是永远跟党走的革命精神和宝贵财富，立下的是永不磨灭的丰碑，他们忠魂犹在，已成为激励鼓舞兴安盟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励志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弘扬红色血脉、传承革命基因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兴安盟老区建设促进会)